戰時一切都來得如此突然，以至於最精心安排的計劃往往也需要變更。前一天晚上，“游擊隊之母”裘奶奶手下的人員突擊北平城牆外的一所監獄，放走五百名犯人。有些愛國志士包括一些東北大學的學生，被傀儡警察抓住了，於是裘奶奶安排了這次的援救。傍晚時分有十幾個人進入監獄，其中幾個扮做日本軍官，制服了獄中的守衛，拿到鑰匙。犯人獲得了自由，游擊隊問他們願不願參加。全體異口同聲說要加入，還包括一些中國衛兵，他們跟首領回到山區，帶了幾十支手槍、一些自動步槍和彈藥。
游擊隊最近的行動都靠近北平市，人數也驟然增加。更重要的是，這讓日本人丟臉，使游擊隊增加威望，使人有敵人並沒征服這座城市的印象。
今天的砲火只是示威，而非真正的戰鬥。游擊隊行踪飄忽，無法有戰鬥。飛機是出去偵察，只是給山區鬥士留下一點印象罷了。他們在一座廟宇附近投下一顆炸彈，空中白轉一個鐘頭圈。就在無助的情況下，日本人察覺到必須採取某些行動，就加強搜索出城的平民，警察並挨戶搜查游擊隊。
第四天早上，四個中國警察來到博雅家，由一個日本小軍官領頭，還有一個滿洲通譯員。約十一點，馮舅公不在家，馮老太太嚇慌了，躲在自個兒房裡不敢出來。警察被領到博雅的庭院，要他填表格，寫下所有居民和僕人的名字、年齡、姓別、職位和商業關係。日本人似乎很困惑，就問他：
“為什麼掛美國國旗？”
“屋主是一個美國女士。”
“她叫什麼名字？”
“唐娜芙小姐。”
“她在哪裡？”
“她在青島。”
博雅奉命答復有關她年齡和職業的問題，同時他把房屋租約拿給他們看，日本軍官皺皺眉頭，檢查了很久，直到博雅向他提起美國大使館。
軍官是一個矮胖的傢伙，穿戴軍帽、軍服和高統靴，他花了很長的時間欣賞屋內的古董、名畫和家具，顯然對庭院的規模和數目十分驚訝。他手插在褲袋裡，一直東張西望，人很機警，下巴向前伸，頭向上仰，彷彿一切對他來說都太高了，他每走一步頭就動一下，習慣抬高步伐，盡量使自己高一點。高個的滿洲譯員隨著他，地方警察則在後面懶洋洋地走著。
當他們來到羅娜庭院的時候，日本人彷彿找到了大樂園似的，測覽房間像觀光客一般，而不像一名正在值勤的軍官。院裡的人早就得到警告，羅娜、她丈夫和馮旦都坐在客廳裡。軍官大肆欣賞牆上的名畫和古董架。他用腳試試地毯的厚度，自顧笑著，又感覺到有人看他，就在軍官的尊嚴和藏不住的讚賞間力求保持平衡。然後他跨入羅娜的臥室，盯著她的香水瓶和紅拖鞋。回到客廳後，他在桌上拿起一根香煙，滿洲人連忙替他點火，他仍然意趣盎然地踩著厚地毯，自滿洲人手中接過火柴，眼睛瞇成一條縫，香煙叼在嘴裡。
他指指還沒核對的梅玲的名字。
“還有一個崔梅玲。”滿洲人說。
“她在裡面。”博雅指指對面的房間。
梅玲躺在床上，扁桃腺正發炎發腫。日本軍官冒失地闖進去，看到一個美麗的少女坐在床上，倚著枕頭，就對身後的博雅說：
“她怎麼啦？”
梅玲小聲地說，她的嗓子不舒服。
“她和你是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博雅回答說。
“她在這做什麼？”
“沒什麼。”
不知道心裡有沒有什麼念頭，日本人擺出思考的姿態，牙縫間吱吱響，叫滿洲人再問下去。
“一個人住在別人家裡，又不是親戚，怎麼又沒有什麼事情呢？”這是日本人想不通的地方。
“她是我舅媽的客人。”博雅指指門口的羅娜說，羅娜對滿洲人點點頭證實，他正在記錄。這樣似乎還不夠。
“她出生在哪裡？”
梅玲現在真的嚇死了。博雅要她回答，她只好說：“上海。”
“那她為什麼來這裡？”這是更想不通的奧秘。
“她來拜訪朋友。”博雅有點不耐煩地說。
“她以前讀什麼學校？”
梅玲怯生生回答說：“我沒上過學校。”
日本人搖搖頭，彷彿確定有些不對勁。這似乎是一次不必要的長審。
“她父親叫什麼名字？”
“我沒有父親。”她說。
“她母親叫什麼名字？”
梅玲似乎不願意回答，滿洲人告訴她，這是例行公事。 “東洋人問話，你一定要回答。說什麼都無所謂。”
“最近十年你住在哪裡？”他又問道。
“在上海和天津。”
“你結婚沒有？”
“沒有。”梅玲直率而略帶刻薄地說。
翻譯員記下她的回話，日本軍官則盯著梅玲，用多事而困惑的表情打量她。她白白的手臂戴著翠玉的鐲子，正擱在軟棉被上，加上羞紅的面孔和烏黑的捲發，構成一幅可愛的畫面。她的頭斜向一旁，用自衛、驚恐的眼神看著軍官，就像博雅書齋那一幅畫中的小鳥望著大蛇一樣——不是正望，而是用眼角偷窺，不是觀察他或接受一種印象，而是由眼中露出明顯的恨意、恐懼和迷惑。問完了話，軍官對滿洲人眨眼說：“她很漂亮。”然後轉向她，和善地用蹩腳的英語說：“你應該找日本醫生看病，日本醫生像德國醫生一樣好。”
梅玲沉默不語，軍官又笑笑說：“你喜歡日本人吧？中國人和日本人應該做朋友。哈！”
他發出日本人表示欣賞一個笑話時特有的尷尬、不自然、做作的笑聲，低頭擰了梅玲的面頰。梅玲縮頭尖叫，眼睛裡有厭惡的怒火。日本人挺了挺身子，恢復軍官的儀態，對滿洲人吼了一聲，就走出房間。
搜查繼續在前院進行。馮老太太沒有出來，由博雅帶日本人檢查房間。走到一個十寸高的方形白玉壺前面，軍官停下來，那是這棟房子的前一位屋主——滿洲親王——的珍藏。他轉身問道：“乾隆？”博雅點點頭。
他們才走完住宅的一半，就向西北彎，來到“漩水台”的地方，俯視紅欄木橋和對面的果園。搜查變成敷衍，日本軍官似乎有別的心事。
“走到那一邊要多久？”
“半個鐘頭。”
“我們掉回頭。”
不知道是滿洲人看出軍官的心事，還是軍官曾私下對他說了什麼，譯員走近博雅低聲說，他最好把軍官看中的白玉壺送給他，以爭取他的好感。於是博雅在“自省廳”傳話給傭人，到了門口，另一個傭人便交給他一個包裝精細的紙盒，博雅遞給翻譯員，後者對軍官說了幾句話，軍官笑笑，只“噢”了一聲。他對博雅伸出手，顯然充滿敬意地說：“屋子好大！”就走了。
馮舅公中午回家吃飯，聽到這件事，很不開心。大家都聚在他的院子裡，熱烈討論這一次的搜查。
“他們為什麼要搜我們的屋子？”
“一定是為了游擊隊。”博雅說，“但願我送白玉壺沒送錯。”
“當然。”老人說，“但是我們根本不該讓他們看到我們的財寶。他們看到年輕婦女了嗎？”
“他們一定要對著名單看。”
“糟了，”老人說，“我原指望有那面美國國旗，可以不讓他們進來查看，現在他們看到了。他們能來一次，就能來第二次，他們搬不走屋子，但是晚上常有女人被綁去。竟有如此的時代！我們的古董也不安全了，露財誨盜。”他引古諺說，“我們必須把古董收好藏好。沒有這些麻煩，日子已經難過了。”
老人坐著抽水煙，看來憂心忡忡的，彷彿屋子已被人闖進來似的。
“一切都完了，”馮老爺說著嘆了一口氣，“博雅，你祖父買了這座園子，我一直想好好管理它，但是外甥、甥女都走了，現在這兒變成了一個荒寂的地方，我要留下來。我這種年紀不想再搬，我們必須守住這個園子。姚家的神牌還在這兒，等戰爭過去，這裡將是還鄉者的中心……生意愈來愈差了，不過我要盡量撐下去。至於你們年輕人，我該考慮考慮。”他吹吹煙斗，把它放在大桌上。實質上他的身體似乎還很強壯。
博雅回到梅玲的房間，發現她臉色蒼白，又害怕。
“我不能再留在這裡了。”她面帶激動地說，“我怕，博雅。沒有別的地方能讓我過夜嗎？”
“別傻了，”他說，“你以為他們會不惜麻煩，把你送到日本醫院？我們馬上就要走了呀。”
“多久？”
“再過五天，或者四天。”
“我們不能現在就走嗎？不然我先走？”
“單獨走？真不敢想像。你急什麼嘛？”
“但是他們知道我的名字了。”
“那又何妨呢？”
“博雅，你不知道，你不該告訴他們我的真名字。噢，博雅，今天晚上帶我到別的地方去。”
“你到底怕什麼？你以為他們今晚會綁架你嗎？他說日本醫院，只是開玩笑。”
梅玲沉默了一會才說：“我不喜歡他的眼神。他特別盤問我，我今晚上不能睡在這兒，我真的不能。我能否到你朋友家去？”
“到老彭家？”
“是的。我可以在那邊住上幾天，一直到你準備妥當。他是什麼樣的人？”
“噢，他是單身漢，一個人住。你用不著怕，他是道道地地的君子。不過你的身體能出門嗎？”
“噢，那不算什麼。”
“你的東西呢？”
“我一分鐘就可以弄好。”
“好吧！如果你堅持，就這麼辦。等到傍晚，我會帶你去老彭家。事實上，我很希望你認識他。”
受了好奇心的驅使，那天下午博雅就過來堅持要梅玲告訴他過去的生涯。
“我從哪裡說起呢？”
“從童年起，把一切都告訴我。”
“我們在路上有很多時間嘛。”
“但是現在告訴我吧，我會覺得和你親近些。”
於是梅玲和他單獨在一起，開始述說她的身世。她母親是鄰近上海產絲區湖州人。她離開丈夫後，就帶著四歲的梅玲去上海。她在閘北區一所學校教書，每月薪水五十元。母親帶她上學，後來她轉到一間男生中學去教書，只好把女兒留在家裡。因此梅玲很小就學會了理家，讓母親安心上課，等她中午回家，午餐就弄好了。母親對女儿期望很高，就在晚上教她。
梅玲是一個倔強的孩子，原先她跟母親上學，和其他小孩子一起讀書，大家都叫她“老師的孩子”。她常和同學熱烈爭吵，護衛母親的湖州口音。當時各地已規定老師要用國語上課，但是梅玲的母親和大多數的南方人一樣，總是改不了家鄉的口音，她老是漏掉“ㄣ”的尾音，所以“盤”字之類的聲音總是念不准。她老說“牌”，而自以為說了“盤”字。梅玲知道母親念錯了，因為她自己念“盤”字就一點困難都沒有，但是她總是堅持說她母親念的是“盤”字，她發出一種介於“牌”和“盤”之間的聲音，“ㄣ”音若隱若現，然後始終維護她的母親。但是在家裡她卻告訴母親念錯了，想教她發出正確的“盤”音。母親慈愛地說：“孩子，我的舌頭又僵又笨。我知道那個讀音，但是我讀不出來，我一輩子都是這麼說的。但我有什麼辦法呢？我得教書維生哪。”第二天母親聽到梅玲故意在班上念出含有“ㄣ”音的“牌”字，以維護母親，她很感動。
當梅玲逐漸長大，不再上學，晚上就在她們唯一的客、餐、臥兼用的房間裡書桌上，不僅埋頭做功課，有時還翻閱母親批改的學生筆記和作文。她觀看上面批改的部分，藉以從母親那兒學到超過學校學生的東西。她也自己查字典，尋找可疑音符的同音字。她看見母親改到好文章時，臉上不覺一亮，兩個人便一起欣賞其中的佳構。梅玲不久就有了豐富的文學知識，有一天她看到作文堆積在桌上，趁母親不在時用毛筆批改了一部分，打上分數，還在末尾學母親的字跡，加上批評的字眼。母親回家，意外地發現作文批好了，因女兒的大膽而震怒。後來她檢閱評語，不覺點頭微笑。梅玲寫得還不壞，只是不十分成熟而已。
“這個評語還不壞，你怎麼做的？”
“噢，媽，”女兒回答，“很簡單嘛。你常用的評語不會超過二十個字，只是常加以變化——譬如'文筆流暢'囉，'漫無條理'囉，'虎頭蛇尾'囉——我通通都知道。”
有一次母親很累，特准梅玲替她改作文，但警告她不要刪太多。梅玲對這任務非常自豪，非常盡力地做。母親躺在床上看她工作。她看出梅玲很有興趣，興致勃勃為好句子畫線或勾圈，有一次還在兩篇傑出作品上打上三角記號。母親覽閱她批閱的成果，在需要的地方略微修改一番，學生都不知作文是一個和他們同年齡的女孩批改的，有些人注意到字體的不自然，母親解釋說她人不舒服，是在床上改的。
白天梅玲待在家，負責洗衣、煮飯、清潔工作。她們的房間在一條巷子裡，是著名的“陋巷”，巷裡擠滿紅磚房，誰都可看見十尺外對面房子的動靜。她們的窗子正好面對一家棺材店。兩端翹起，大框架的棺材在小孩子眼中是很醜的東西，不過就連這種東西看熟了也會產生輕蔑感。
不過她仍不能忍受看到小孩子的棺材，或者看見貧賤的婦人為孩子買棺材。 “你知道，”她對博雅說，“連死都有貧富之分。喪親的窮人比較哀痛得深。有時我看見有錢的弟兄穿著絲綢，來為母親或父親買貴重的棺材，和店東討價還價，彷彿買家具似的。”
在這種環境中長大，梅玲自然慣於獨來獨往，上市場或店鋪買東西，如此很早就學會管理她的錢財。閘北區的太太小姐們大都是來自小店主或小工廠工人的家庭，不像富家千金故作嫻靜。她們刷洗、聊天、敞開胸脯餵孩子、大聲吵架，夏天夜晚就坐在竹凳上乘涼——一切都展現在街上行人的眼中，沒有一個人比別人更有錢，人們很自然民主。工廠做工的太太小姐們自己每天有兩三角的收入，可以不向人伸手，自己花錢打扮或散心。就在這樣擁擠、吵鬧、自由而民主的中下層社會中度過了少年時代，也因此培養了貧家女子的獨立精神。巷子裡的噪音很可怕，女人、孩子一吵鬧，所有的人都聽得到，巷子裡一天也不沉悶。對一個過慣這般鬧街生活的人而言，完全看不見鄰居的僻靜住所，似乎單調得難以忍受。
週末母親沒課時，梅玲常到國際住宅區的中心看表演，或者到北京路去看電影。在“大世界”，只要花兩毛錢的入場費，就能消磨一天，看古裝或時裝的中國劇、雜耍、聽人說書或者看一場民俗表演，常常一起去看。這是單口朗誦的節目，配著小鼓的韻律，運用高度優美而動人的語言，以固定的調子說出來，動人的段落則像一首歌曲。在專家手中，這種單口藝術可以用不同的節拍、腔調、手勢和表情從頭到尾把握住觀眾，既使故事已聽過了一百回。這些簡短旅途代表她們的假日，她們常常在小飯館喝半斤水酒才回家，十分滿意同時也很精疲力盡。
梅玲如果喜歡一樣東西，就會全心全意。 “我簡直為大鼓瘋狂了，尤其是劉寶全。”她承認說，“最後幾年，我母親健康不好，她不能再看表演，我就一個人去，我母親不大贊成。但劉寶全表演，我硬是非去不可。”她說，聽劉寶全這位最好的鼓手說書，完美的字句和音調似乎撫慰了她的感官，激勵起她的情緒。她喜歡伯牙和鍾子期故事中描寫河上月光的段落，優美的音節彷彿由字音和字意描繪出河上靜月的美景。
梅玲現在憶起伯牙——和她面前的男士姓名相像——的故事，兩個人熱烈的友情，伯牙的琴音只有子期能欣賞，所以子期死後，伯牙就不肯再彈琴了。
“鍾子期若是女子，那就好了。”博雅說。
“那就變成文君的故事啦，這就是文君的故事長，子期的故事短的原因。”
“我可以背出整本故事。”梅玲說。
“背一點吧，讓我聽聽。”
一陣遲疑，梅玲終於屈服了，開始敲桌當鼓。她的聲音又低又柔，當她念到河上月光的那段，自己也完全沉醉在其中。她的小嘴微斜，很像月光下的波紋。博雅被吸引住了。突然她稚笑一聲地打住。
在這一段打岔之後，她又繼續述說整個故事。
母親在世的時候，她過得很快樂。她母親因為工作過度、營養不良，健康一天天衰退，但是學校工作還得做，作文也得改。梅玲天生樂觀，總是展望事情光明面。她母親花了三十元的巨款，幾乎是一個月的薪水配了一副眼鏡，但是似乎也不能減除頭痛的毛病，而頭痛又帶來食慾不振、消化不良等現象，梅玲常說母親需要的只是休養一年，補充營養，症狀就會消失的。她母親只有四十歲，再過幾年也許她嫁人，可以養活母親，讓她辛苦謀生多年之後好好休息一番。但是母親的病情不斷惡化，她沒法休息，巷子裡的噪音使她心煩。這時候梅玲才開始知道什麼叫貧窮，也曉得金錢和幸福息息相關。
結局來得太突然了，她母親患了三天的流行性感冒，沒有就醫，便過世了。當母親開始發高燒、胸口發疼，梅玲嚇慌了。她叫來一個中國西醫，但是治療沒有效。母親猝死的震撼對梅玲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她突然體會到自己孤零零一人，又沒有謀生的方法。她甚至沒有想過母親會這麼早就去世，現在她想養活她，陪她度過晚年的模糊夢境也化為烏有了。
梅玲只有十七歲。她還住原來的房間，因為一個月只要六塊錢房租。靠學校朋友們的奠儀，她付完了喪葬費用，約還剩五十元。她對學校校長說，她很想教書，還把自己如何幫助母親的經過告訴她，校長雖然同情，卻告訴梅玲沒有文憑是不可能的。她開始看廣告應徵秘書工作，但是許多工作都需中學畢業。她坦白說自己沒上過學校，可是照樣能把工作做好，但是每次有文憑的人就被錄用。她一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接著她在報上登廣告，願意當“家教”，這更難了。有一次她和一家人會面，對方要她教孩子們學校的功課，尤其是數學。她對數學、社會科學或物理一竅不通。她只會中國文學和作文。有人要她教國文和英文，她一個英文字都不懂。最後她總算找到了國文家教的工作。孩子們的母親起初似乎很和善，但是三星期之後梅玲就失去了工作。次日她回去拿八本留在那兒的書本，無意間聽到夫妻吵架。她一進門就听到丈夫生氣地說：“她是個好老師。我知道問題出在哪，她唯一的缺點就是長得太美了。”既然已經丟了工作，她不管三七二十一走進去，拿了東西，說聲“再見”便匆匆離去。
“我簡直嚇壞了，我的處境很嚴重。我一連幾天滿街去應徵廣告。為了省錢，只要不太遠連電車都不坐。我看到有些廣告徵'年輕貌美的小姐'當女推銷員或醫生助手。本來我不理這些，但是現在走投無路只好找些試試。一兩次經驗就夠了。有一次我踏入一家單身公寓，除了一個年輕西式裝扮的男士和模模糊糊的公司計劃，沒有一絲業務計劃跡象。但是我仍充滿希望，告訴自己情況再壞，去當小孩保姆總可以了吧。”
“就在這時候，”她繼續說，“一些好運來臨了。我曾經寫過一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說，寄給當地一家報社的婦女版，結果被採用了。那個月月底，我收到通知，到報社去領五毛錢，但我得先刻一個印章，我花了一毛錢，坐黃包車要四毛，坐電車也要一毛左右。不過我若能寫一千字，就能得更多。我開始提出其他有關婦女的問題，尤其是女人依附男性問題的文章。女編輯非常同情，她答應盡可能發表我的文章。”
“次月月底，我收到三元半的稿費憑單。口袋裡裝著自己的錢，我覺得格外驕傲和快樂。我到福州路一家飯店頂樓的戲院去，當時有一個叫張小雲的年輕女伶正在那兒說書，門票兩毛錢，我上了樓，經過二樓的茶室，看見一大堆人圍桌喝茶。地方特別吵，你知道那地方若發生口角，都是由吵架雙方的黨派或村子裡有頭有臉的人出來調解。各階層的觀眾都到屋頂戲院去，其中大多數是普通找樂子的人。”
“我獨自坐在角落裡的方凳上，聽小雲說書。每聽到精彩段落的結尾，觀眾就大聲叫'好'，我太興奮了，也隨大家高聲叫好，前面有個年輕人回頭看我，後來他又找各種藉口回頭看我，我不知道什麼吸引了他，因為我留著普普通通的短髮，身穿一件南京路貧家女常穿的夏季薄衫。”
博雅打斷了梅玲，“我知道，”他柔聲說，“你眼中的光彩。你身上的溫暖、純真、清新的氣質吸引了他的注意。”梅玲滿臉通紅，繼續說下去，只說可不是頭一次看到男人盯著她看……她專心聽人說書，她幾次撇開眼睛，躲避那青年的目光。
當女伶說完書，梅玲起身離開，注意到那位年輕人跟在她後面。到了樓梯頂，他停在她面前，遲疑了一會兒才說：
“小姐，原諒我的唐突，我看到你一人來，這地方又擠。我能送你下樓嗎？”
梅玲抬眼看他，發現他衣著講究，以上海的標準來說，也不算難看，只是有些瘦小。
“謝謝你。”她回答說。一個人走下樓梯，但那位青年仍然跟在她後面。
梅玲繼續走，不理他。到了街道入口，她轉個彎，那位青年仍然用乞求的口氣問她，他能不能用車子送她回去。那天晚上她心情很好，而且年紀又輕，無拘無束，又有冒險感。她願多了解一下這位青年，畢竟交個朋友也沒壞處。他看出她臉上的矛盾，就熱切地說：“當然，你不認識我。張小姐明晚還在這兒表演。我能不能期望再在這兒和你相見？”
“好吧。”梅玲笑著走開了。
這就是他們戀愛的開始。在七月酷夏的涼夜裡，她多次和他在屋頂戲院及小咖啡館相會。不久兩個人愛苗滋長。上海街上的戀史一點也不稀奇，但是那個年輕人——梅玲也沒有告訴他名字——似乎真心愛上了她。他儀態溫雅，面容斯文，只是帶有病弱和富家受挫子弟的特質。梅玲天生自信、純真、衝動，不久就告訴他自己是單獨一人。她開始給他看自己發表的文章，使他對她更崇拜。他發誓說要娶她，但要等以後才能讓父母知道。有一天下午他到她的房間，看見唯一的窗戶面對太陽，屋裡熱得像火爐似的。他奇怪這地方怎麼能住人，就說要租一個好地方給她住。幾天后，他在法租界的法隆道替她找了一個舒服的房間。從那個時候起他就常來看她。
不久他的雙親發現了這項安排。父親是“中國商人航海公司”的買辦，不相信兒子是認真的，建議用錢打發這個女人，但是兒子堅持立場，發誓非她不娶，父子之間起了巨大的爭吵。有一天他母親出現在梅玲的住處，問她是否願意放棄她兒子，梅玲拒絕了，堅持她並非為錢而嫁他的。經過母親的調解，最後解決之道是兒子若要娶梅玲，她必須先上大學。除此之外，再沒有其他事更讓梅玲渴望的了。她被送去複旦學院，以特別身份選修英語和鋼琴。未婚夫常到學校去看她，週末並帶她出去。她在學校沒有註明已婚，晚上出去引起了不少議論，不久就被學校開除了。約一年後，年輕人的父親希望兒子厭倦了梅玲，甩掉她。他不承認這次的婚姻，說要等他們超過兩年，才正式讓他們成親。他父親進一步堅持要調查女方三代的底細，這是訂婚前的習慣。
這時候梅玲把母親的身世和父親的資料告訴她的未婚夫。他的父親仇恨心很強，愛走極端，憎恨所有軍閥，特別是梅玲的父親。他大發雷霆，叫兒子不要再與曾經關他入獄——這是他永遠難以忘懷的恥辱——的軍閥女兒來往，對梅玲而言複雜得出乎意料之外。她丈夫一再把父親的話轉告她，說她是漢奸的女兒，他家一定前世欠她的債，老天爺派她來家討債的。
然後有一天他來告訴她，父親已經改變心意，他是來帶她回家住的，但卻不成婚。梅玲害怕了，說她寧可住在外面。但是她丈夫說父親老而專制，不容許違背，如果她不聽話，父親會剝奪他的財產權。
“後來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梅玲說。
“不，我不知道。”博雅說，等她再說下去。
不過時候不早了，羅娜進來，說他們馬上要吃飯了。
“我在路上告訴你。”梅玲說。
這就是截止那天下午梅玲告訴博雅的身世。
晚上七點半左右，天色全黑了，博雅帶梅玲到老彭家。一個傭人提著她的皮箱和一條備用毯，其他的行李要等博雅離開北京時再一起運走。
博雅告訴傭人先走，他們手攜手在黑暗中前進。
“我現在同意你，”博雅說，“如果你遭到什麼變故，我永遠不會原諒自己。”
他問她何以見得日本人知道她的名字便格外危險。
“你是否曾和日本人廝混過？”
“不，從來沒有。”
“那為什麼呢？”
“這種時期一個人小心點總好些。”她說。
博雅專心注意梅玲，根本忘記自己走到哪兒，直到他看見二十碼外那位熟悉的警察站在角落裡。 “噢，我們不能走那條路。”他說著然後突然轉身，帶她穿過連串的彎曲的小巷。那邊很暗，他忍不住吻她了。
“你會不會永遠愛我？”他低聲問。
“永遠永遠。到上海後，我們必須永遠不再分開。”
“你願和我到任何地方？”
“你去哪我都永遠跟著你。”
“蓮兒，我倆互屬。當看見你坐在我的書桌前，白皙的手玩著毛筆，我想，這才是我需要的家。老實告訴你，我吻你坐過的書桌和椅子——還有你手指握過的毛筆。”
“噢，博雅！”
“是的，這使我更渴望你。你似乎屬於那兒。喔，蓮兒，我怎麼如此幸運能擁有你？”
她貼緊他，“一個人常無法找到知音，但我在找到時真幸福。在沒認識你之前，我從不知道什麼是幸福。我曾有不幸的一生。總有一天我會告訴你一切，我會對你很好很好，不像凱男。你必須告訴我你喜歡我哪一點，我就維持那樣。當你生氣時，可以打我，如果我知道你是愛我的，我願讓你打。”
“你是說笑話，蓮兒。”
“不，是真的，現在就打我，我要你打嘛。”
“我怎能打你，我會心疼呀！”
“假裝我做錯了事，你很生氣，”梅玲說，“來嘛！”她轉向臉頰迎去。
他凝視她的眼睛，在星光下若隱若現，就輕柔地碰了一下她的臉。
“這不是打耳光。”她說。
“你是叫我做不能的事嘛。”現在他擰著她的面頰。
“重一點！”她說。
“我寧可把你吃掉。”博雅說。
“叫我俏丫頭。”
“我的俏丫頭。”
梅玲很滿足，但是博雅卻餘情激動。當他們到達老彭家，傭人正在門口等著他們。
“你可以回去了。”兩人進屋，博雅對傭人說。
老彭坐在客廳，似乎想得出神。他們進屋，他起身相迎。
“這是崔小姐。”博雅說。
“博雅兄常談起你，”梅玲大方地說，“我沒想到會這樣打擾你。”
老彭忙這忙那說：“你的皮箱在我房間裡，坐吧，坐吧。”他拿最好的一張椅子給梅玲。她一坐下，就听見彈簧吱吱響，有些不安，她無助地望著博雅。
“我想彭大叔不會介意的。”他說。
“沒關係。”老彭用尖細的嗓音說。他站起來走向臥室。 “如果你喜歡，可以睡我的床。對小姐來說也許不夠乾淨。”
“你睡哪呢？”博雅說。
“我？”他靜靜笑著。 “只要有一塊木板，我哪兒都能睡。我可以睡那張扶手椅。別替我操心。”
“不，我不能這樣。”梅玲看看木板床和不太乾淨的棉被說。不過房間還算暖和。
“只過一夜嗎？”老彭說，“另一房間有張小床，但那邊很冷。我可以搬一個火爐進去，不過也不很舒服。”
“噢，別麻煩了，”梅玲說，“我們可以明天再安排。”
她感覺本能地被這位中年男士所吸引。博雅已告訴過她，老彭是一個真正了不起的人物，也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他徐徐講話的時候，低沉的聲音，很悅耳。她看看他高額上的皺紋，一頭亂糟糟的頭髮，好感更加深了。此外他還有一副天真、常掛的笑容，在中年人間很少見。
“我真不好意思，”他們走出臥室，她說，“佔用了彭大叔的床。”
“你能不能睡硬板床？睡地板？”老彭說。 “對骨頭有好處哩。”
“我小時候常跟母親睡硬板床。”梅玲說。
他們坐下來，梅玲仍興奮得滿臉通紅。
“你怎麼不用夾子把頭髮攏在後面，像以前一樣？”博雅問她。
“你喜歡嗎？”梅玲問，跳起身來走進臥室。博雅開始告訴老彭那天早上發生的事，但是她幾分鐘就出來了，頭髮攏在後面，只有幾撮在額頭上。
“我找不到鏡子。”她說。
“牆上有一個。”老彭指指角落的臉盆架上掛著的一個生鏽的小鏡子。
“謝謝你，我用我自己的好了。”她由皮包裡拿出一面小鏡子，開始凝望。
“你不覺得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小傑作嗎？”博雅對老彭說。梅玲由鏡邊抬頭看他並微笑。
“她有一顆硃砂痣。崔小姐，轉過來讓彭大叔看。”
梅玲回頭，老彭站起來，“到燈下來，讓我看看。”他說。
梅玲順從地走到燈下。老彭非常仔細地看她。
“正硃砂痣，很少見。”說著用手去摸。梅玲覺得很癢，就閃開了。他們已經像老朋友了。
博雅繼續談警察搜人的經過，梅玲靜坐著。
“我明白了，”最後老彭說，“你們兩個人戀愛了。”
兩人相視而笑，梅玲滿臉通紅。
“你們有什麼計劃沒有？”
“我們沒有計劃，只是兩人必須在一起。”博雅說。
“你太太呢？”
“我會給她很多好處。”
“如果她不同意呢？”
“喔，那很簡單，她愛住哪就住哪，甚至她想要我的整棟房子也可以。我寧可和梅玲在一起，當難民也行。”
“換句話，如果不離婚，你便是博雅的姨太太。”老彭不客氣地對梅玲說。
這句話使她又臉紅了。
“我只想跟著他，我只知道這些。”她說。
博雅起身返家，他告訴老彭他四五天后就能離開。老彭問梅玲是否已帶夠了衣服，現在早晚的氣候已經開始轉冷了。博雅說他第二天早上會把她的毛衣和外套送來。梅玲跟他走進庭院，送他到大門，緊握他的手，愛憐地說：“明天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