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天然因果,即語言的束縛產生思想的束縛。文言是死的,致不能正確恰當地表明一種思想。他常茫然自失於曖昧模糊的通性裡,培育長大於這種通性而根本缺乏邏輯理論的訓練,中國文人常顯出論辯的極端稚態來。思想與文學之懸殊,致掀起一種環境,那裡思想與文學被視為彼此無關係的東西。
這使吾人想起文學與政治的關係。要明了中國政治,你必須先明了中國文學。或許這裡吾們應該避免用文學二字,而說“文章”以代之。這樣狂熱地崇拜文章,在國內已變成一種真實的精神病。這在現代宣言中表示得最明顯,不論是學生團體、商業機關、政黨,當草擬宣言或類此文件時,第一個想像,是怎樣使它音節嘹亮可誦,怎樣鋪排得字面美觀,而一個讀報者的第一個想像,亦為此等宣言之美麗可誦與否。這樣的宣言,差不多都是說不出一些事實而卻篇篇說得很美麗。一個明顯的謊語倘用了優美的形式說出來,也可以受到讚美。
這樣,產生一種文章,當其譯成英文,便覺得十分可笑。在一次最近的某一重要政黨所發表的宣言中有云:“凡損害吾國主權,侵犯吾國疆土者,吾人將逐出之!凡危及世界和平者,吾人將製止之!吾人已下決心。……吾人決出全力以赴之。……吾人必須團結一致。……”一個現代的社會,殆將拒絕接受如此一篇宣言。他們需要當前外交內政環境的更準確恰當的分析,他們需要知道用以抗拒侵略並製止破壞國際和平之方法與手段的更詳細的說明。此種文學的惡癖有時導致極端的無聊。有如一個宣傳絲襪的廣告,用五百字以上的論文的形式,開端寫起“慨自東省失陷……”云云。
這並不就說中國人腦筋的簡單,他們的文學充滿了共通性,但卻不是簡單。非但不簡單,此等庸俗的通性,不著邊際,說來奇怪,會發展成很優美的辭令。中國人嫻熟於此種文學訓練,習知怎樣探求言外之意,卻不是異國人所能有的本領。由於外國人的不能探求言外之意,或為低劣翻譯者之過失,疏漏了此言外之意,致令外國記者罵中國人又罵自己,為了弄清楚此等用字聰明而無損於人的宣言的頭腦。
因為中國人曾經會發達一種文字矯飾的藝術——大致緣於文言的單音節的特性,前面已經說過——而吾們又極崇拜文字。吾們甚至賴文字而生活著,文字又可決定政治的立法的鬥爭之勝負。中國的內戰常以通電的形式先開一場筆戰。平民大眾乃大可專心致志地誦讀此等謾罵而斯文的互訐文電之往來,其內容或至為無恥的謊語。當讀者辨味其文學體裁之孰為優美時,腦筋上固已體會出不祥之戰雲已瀰漫於天際。這在中文中叫做“先禮讓而後兵”。凡政黨將發動革命,則指責中央政府為腐敗賣國,而中央政府則比較圓滑地請求革命黨“合作以維和平”,又說什麼“為了國家之團結”,“因為吾人生當國難時期”等等云云。而同時雙方軍隊愈開愈近的接觸火線,而雙方的壕溝也愈掘愈深。革命黨方面抓握住喊得響亮的口實,在大眾眼裡獲得了勝利了。死的語言乃變成欺人的語言,只要你用反面名字稱呼它,甚麼事情都是可以原諒的。
中國人善用文學的巧猾手腕,可舉下述為例。當一省政府正欲著手鴉片公賣,它想出極端巧妙的四字句口號,叫做“寓禁於徵”。現在吾們發現只有這條標語才能順利推行這個政策,沒有別的可生同等效力。當中國中央政府從南京遷都洛陽,發現另一口號,叫做“長期抗戰”。四川省有幾位軍閥仁兄,強迫農民種植鴉片,竟異想天開,發明“懶稅”,此種捐稅乃課於一般懶惰不肯種植鴉片的農民。後來四川省又發明了一種新稅叫做“利益稅”,這就是一種特稅,加於許多捐稅之上,而其原來的稅額本已三十倍於正常田賦。這種捐稅欲在人民與兵士之間產生一種好意,蓋將此稅支付給兵士,則欠餉的兵士不致再勞自己動手以謀經濟出路了。這就是為什麼吾們談論間常笑外國人之頭腦簡單。
此等文學上的妖孽,只有在一個信仰偽妄的文學標準的民族才會發現,而實際上即為初級小學中用差誤方法教授作文的結果。現代中國人,鑑於這種文學悲劇的演出,他們只有二個辦法,而於此二者之間擇一而從。第一,他們可以依從歷來傳統的文學觀念而柔順地把它當作美文學,美文學固無需乎與事實相連繫——事實為著作所欲傳達者——並需辨別言外之意而讀之,否則他必須要求字面與思想的更密切的接近,和一個新的文學標準,須用一種語言更能表達一人的生活與思想者。換言之,他應把那些冗長宣言的流行視為源於文學的惡行,而非政治根性的惡行。但是他同時必須信仰除非這種的文學惡行根本肅清,則政治惡行亦將繼續不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