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手段,即中國語言之語格,實為決定中國文學特殊發展的主要因素。與歐洲語言一加比較,很可以循索出中國思想與文學之特殊性,乃單純地受所謂單音語言的影響,其程度至深。中國語言之發音,如金、昌、張,其所生之後果,至可驚人,此單音組織決定中國著作之特性,而此著作特性產生中國文學傳統的持續系統,復因而影響及於中國思想之保守性。更進一步,亦為文言與口語分別之原因,這又轉而使從事學問,倍感艱難,於是其勢難免成為少數階級的專利品,最後,此單音組織直接影響中國文學格調的某些特殊性。
每個國家,都發展一種最適合於本國語言的文學作品。歐洲並未發展一種象形主義的作品,因為印度歐羅巴語派之發音結構,其子音比較的浪費,而其綴合又變化無窮,是以需要一種分析的字母,因而用這種文字於象形的表示,必至陷於不可藥救的不正確。因為文字的象形制度,不能單獨應用,以中國文字為例,我們覺得它需要發音原理來輔助,始能產生任何重要發展。這些基本的象形文字之連綴,其作用純在乎求發音上之功效。而實際上中國字典所收錄之四萬以上的文字,其百分之九十系建築於綴音原則上面,差不多用一千三百個像形字作為發音記號。語言之單音組織如中國文字者,僅有四百個左右之綴音組合,如秦、昌、張等,也就夠用了。但是日耳曼語系中,發明一種新的記號以代表各個新的聲音綴合如德文中之Schlacht及Kraft或英文中之Scratched及Scraped,顯然是不可能的,中國語言之未嘗發展西洋意味的表聲書體,因為像形記號之發音的應用已足敷應付。倘中國語言中曾用到過像德文SchlachtKraft及英文ScratchedScraped那樣的文字,他們感於迫切的需要,老早就發明了一種表聲的書體了。
中國單音綴合之語言與書寫字體間之完全調整蓋易於理會。語言缺乏表聲的形式結果,產生多數發聲相同的文字,Pao一個聲音,可以表示一打以上的意義:包、抱、飽、泡,依此類推。因為像形原理的應用,只限於具象的事物或行動,在古時已感覺運用之困難,故原始文字“包”用作純粹的發聲符號,而假藉以表示其他同聲的文字。結果發生很多糾紛,而在漢代文字大定以前,吾們有許多這樣的假借文字,以一字表指許多不同的事物。事實上之需要,迫使中國人加添符號(稱為字根),Pao以表示意思的群體,這就是這個Pao字欲用以指示者。
發聲記號的使用,不是十分嚴格而正確的,吾們有下例各字在現代中文中讀作Pao或Bao二種讀法,但每一個字陪襯著一個分數記號或字根,例如抱跑袍飽泡鮑袍胞咆炮刨苞雹。像這個樣子,包加上手旁字根,其意義為懷抱之抱;加足旁字根,意義為奔跑之跑;加衣旁字根,意義為長袍之袍;加食旁字根,意義為吃飽之飽;加水旁字根,意義為泡沫之泡;如加火旁字根,意義為花炮之炮;如加魚旁字根,意義為鮑魚之鮑;加肉旁字根,意義為胞胎之胞;加口旁字根,意義為咆哮之咆;加艹頭字根,意義為苞芽之苞;加雨字頭字根,意義為冰雹之雹;加刀旁字根,意義為刮刨之刨,這就是解決同音異義問題的調整方法。假定這個問題不是在同音異義的問題上,假定中國文字裡頭也有像英文裡頭ScrapedScratched那樣的字,則首先就感到有區別發音的必要,這樣,恐怕中國文字也就會有了歐洲語系的字母,因而識字的人也會普遍了。
中國文字既屬於單音組合,殆無可避免地必須用象形字體。單是這個事實,大大地變更了中國學術的特性和地位。由於它們的自然底本質,中國文字在口語發音中不易多所變化。同一記號,在不同方言中,可以讀作各別的聲音,不同的方言甚至可以視為不同的語言,如基督十字架的記號在英文中讀作Cross,在法文中可以讀作Croix。這是與中國古代文化的一貫性具有密切的關係的。更重要於此者,使用此等文字使吾人隔了千百年以後還能直接誦讀孔氏經書。孔氏的經書在吾們自己的紀元第六世紀時幾將變成不可誦讀。試一想及此,很覺有趣,倘真遇到這樣情形,孔子的尊崇地位將受到何等影響呢?
的確,中國文字當秦始皇焚書坑儒之際,發生過重大變革,至今研究孔氏學說的學者,分成二大營壘:其一信仰“古文”的經書本子,所謂古文據說是砌藏於孔氏居宅壁間,得免燔灼,而經後來壞壁發現的原本;別一派信仰“今文”書本,這是年老儒生口授傳誦而筆錄下來的,這些老儒生係將經書熟記,倖免於暴秦的厄運者。但從此以後(紀元前二一三年)屢有寫作,在形式上有比較不甚重要之改進,此等寫作對於孔氏經書之深入中國人心之催眠作用,有很大貢獻。凡符合於孔氏經書早期寫本者,亦符合於全部文學的傳統,繼漢代以後者尤然。一個中國學生,凡能誦讀百年以前之著作者,即能由此訓練誦讀第十三世紀、第十世紀,甚至第二世紀的著作,亦猶現代藝術家之欣賞維納斯、欣賞羅丹之作品同樣容易。倘令古代學術不能若是易於了解,那古典文學之傳統勢力還會這樣雄大,而中國人的心理還會這麼保守嗎?怕未見得。
但使用此象形文字,一方面有助於固定不變的文言之產生,致與口語判離而使尋常學子幾難於通暢。至於發聲組合的字體,天然將依隨現行語言的變遷與慣用語法。書寫的語言如其不甚依賴發聲,在慣用語與文法方面,獲得較大之自由。它不消遵守任何口語的法則,它有它自己的結構法則和大量的慣用語,係自歷代著作收集而來的文學成語。如此,它乃產生一種獨立的實體,多少是服從文學範型的。
隨時代之進展,此文學語言與當代通行語言間之差別,愈來愈巨,直至今日,學習古代語言,從心理上感到之艱難,幾等於學習外國語言。普通句段結構之法則,書寫的文言與口說的白話是不同的,是以你不能僅把古文字眼填入現行字的地位便可算寫成一篇古文了。例如一個簡單的連語“三兩銀子”,在文言中卻要變更造句法,寫成“銀三兩”;又似現行語中說“吾從未見過”,古文中的慣用語為“餘未之見也”。此目的格的一字,經常置於動詞之前,倘其動詞為否定格的時候。現代中國學生是以常易犯語風上的錯誤,有如英國學生在學習法語時之說Jevoisvous,恰等於學習外國語言。在一個人真能寫確實流利的古文以前(至少需十年),需要範圍廣泛地使用法之熟習,是以練習之時,經常累月地背誦古代傑作亦為免不了的手續。又恰如很少有人真能暢通外國語言一樣,也就很少中國文人真能寫確實流利的古文。實際上,中國今日僅不過三四人能寫流利的周代經典式的古文。吾們大部分乃不得不苦苦忍耐這種書本上的語言,此在外國人固非難於治理的。這書本上的語言且又缺乏語言本身的真意味。
使用中國的象形文字,使脫離語言真意味的文字得以逐漸發展,文字的與發聲原則分離而獨立,加速它的單音組合的性質。而且事實上口語中的二連音的字眼,仍可以用單音文字來代表,因為文字本身由其組合作用已使意義表顯得很清楚。例如吾們在口語中需要一個二連音“老虎”以資在聽覺上辨別與其他讀“虎”字音的字眼相混淆,但在書寫文字中就用一個虎字已夠了。文言是以較之白話更見傾向於單音,因為它的基本是在視覺上,而非在聽覺上。
從此極端的單音主義乃發展一種極端簡潔的格調,這種格調不能用口語來模仿而獲免不可理解的危險的,而此格調亦即為中國文學之特性的美點。如是吾人乃創造一種韻律,恰恰每七字一行,可以包括大致似英文無韻詩的二行那麼多字的意義。這種技巧在英文中是不可想像的,在其他別種語言中亦是不可想像的。不論在散文或詩詞中,此用字之經濟,產生一種風格,其間每一個字每一個音節,其韻調經重衡量務須達到“恰到好處”之程度,而往往負擔過分之意義。如那些絲毫不苟的詩人,一字一音莫不細予斟酌。是以此爽利的體裁之真實的練達,實即選用字面之極端老練。由此興起一種用字矜飾的文學傳統,它後來變成社會的傳統觀念而最終成為中國人的心智之習慣。
文學技巧上的困難,限制了中國識字教育的普遍,識字教育本無需乎推敲修飾的。此識字的限制又轉而變更中國社會的全部組織,改易了中國文化的全部容貌。有些人有時真會發生疑問:倘中國人民的語言是一種活用變化的語言,因而使用字母排列的文字,則他們是否將這樣馴良從順,這樣尊敬其長上?我有時而感覺到倘中國人能設法在語言中保留較多殿末或起首的子音字,不但他們將根本搖動孔子的權威,复很可能的早就擊碎了傳統的政治結構。賴於知識的普遍,經過數千年的閒暇,將進研其他學術而徐徐超越文學之技巧,說不定也能給予世界以較多之發明如印刷火藥之類,並影響地球上人類文化的歷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