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缺乏社會精神的環境裡,何以能有博愛慈善的精神?團體公益事業,採取何種形式?其說明可以從鄉屬制度獲得之。它就是家族制度升晉至較高一級的模型。由於愛好家庭,生愛好氏族之心,由於愛好氏族心理,發展一種沾著鄉土的心理。由此萌生一種情緒,可以稱為地方主義,在中國文字中叫做“同鄉觀念”。這種地方主義將同鄉的人或同縣的人或同省的人連結起來,使之共同負責維持地方上的公立學校,公共積穀倉,同業公會,孤兒院,和其他公共機關。基本上,他們是從家族心理萌生出來而始終絕不離開家族的基礎觀念。它是家族精神的擴大,成為某數種市民合作手段的心理的原動力。
在各大城市中,沿海的或內地的,有許多省的或縣的基爾特組織,例如安徽同鄉會,寧波同鄉會,諸如此類。只要同鄉間有了富商巨賈,此等同鄉會常能被資助以巨大資金。著者本鄉的漳州同鄉會,在上海擁有一百萬以上的資產,它設立了一所學校,同鄉子弟得免費入學。同鄉會又常附有公寓旅社的設備,頗似歐美的俱樂部,內部裝置,也相當富麗。同鄉會間有一種特殊制度,即捐款可以購買董事,同鄉會的另一效用為供給遊歷或過路的商人以各種所在地的嚮導工作。前清時,全國各地的讀書人都得上北京去應三年一度的會試,北京城中就沒有一省一縣不設有它的同鄉會。倘你找不到縣同鄉會,準可以找到省同鄉會。在這種同鄉會裡,一般舉人和候缺的候補知縣都賴以棲身,有的且帶著家眷同居,宛如永久的逆旅。有幾個省份如安徽、山西以網形的組織遍布全國各地,俾本省商人得以便利地通行全國,以懋遷有無。
在本鄉,此鄉屬精神使人民發展一種村鎮自治體的政治制度,這在中國為惟一的真實政府,中央政府僅為一班衙門階級抽收捐稅及兵士們所知道的機關,此抽稅者及丘八太爺常為假借公務,張牙舞爪下鄉滋擾的熱心分子。其時在施行仁政的帝制時代,中央政府所加於人民的捐稅,至為輕微,而鄉民但覺得“天高皇帝遠”,固不知有所謂中央政府的德意。徵兵服役,向非人民所知,蓋國家承平之日久,既無戰爭,又無匪賊,只有那些流氓,那些不事生產的無用之徒,才轉起當兵的念頭。及國家荒亂之秋,那就國家兵卒與地方土匪,怎樣也找不出可以清楚區別之點(此當係指軍閥時代之情形——譯者)。其實就是二者之間加以區別,亦為非必要者。至於講到法律與裁判的情形,則人民常怕上公堂,百分之九十五的爭執是在本地長老輩面前解決的。被捲入訴訟案件,認為事實上的一種羞恥。年老的安分良民,常引生平未進衙門未上公堂以自誇,是以中央政府的三大作用:課收捐稅、維持和平和保持公正,直接關涉人民者至微。根據中國式的政治哲學,政府統治之最優良者,應最少發揮統治作用,最少管閒事,即垂拱而天下治。此思想歷久而不變,真正統治中國的政治機關,可以稱為農村社會主義的政府。凡適用於農村者,亦必為都市共通精神的真髓。
此所謂鄉村或市鎮的地方政治機關,是非可目睹的。它沒有具象的權力體,像市長或議員者。它是實際賴道德的觀念受年事較長者之統治。此統治者之資格,亦為年高德劭,同時亦受一般土豪劣紳(破靴黨)的統治,則藉重其熟悉法律與歷史。基本上,它是受習俗和慣例統治著,所謂不成文法律者近之。倘遇發生爭端,常請出年老者或族長來公斷是非曲直,公斷標準不是單純根據理由而是依照“人情公理”兩者兼顧。倒是沒有了律師的參加,反而容易察覺誰是誰非,尤其當兩造同系生活於同一社會傳統之下而彼此係屬相識者。因無律師在場,使公正的判斷益見可能,而判斷公正,常使人心折服。鄉村里的紳士似較城市中者清白一些,雖他們的寄生蟲的本質是由於經濟的關係而決定了的。也有良好純正的讀書人,他並不視處理爭訟為職業,他們因為德性、學問、名譽,也能分享老年人所受的尊敬之權力。在此等老年人和讀書人治理之下,人民生活著。臨到爭執不能用這種方法解決時,好像犯了傷害人命的刑事案件,或如分析家產,或其兩造都決心爭取面子、誓不甘休的時候,那麼他們才請教衙門。但是這僅當兩造都準備毀滅自己的時候,因為沒有人民不畏怕衙門如同趨避瘟疫病一樣。
中國人民常能管束自己,倘所謂政府者能聽令自存自沒而不加干預,則他們亦很願意與政府不相往來,爾為爾,我為我,今如給予人民以十年長期的無政府狀態,在此時期,政府一辭,無人提及,他們很可以安靜地生活下去,他們的事業,也會發展而興旺起來,他們會墾殖荒地改成果園,製作用具,轉輾傳販之於全國,亦將能發掘地下之寶藏,擴展各人之事業。鴉片將不復有人種植,因為沒有人迫使之種植,將自然而然絕種。他們還能積聚些積蓄,足以救濟臨時的水旱災荒。讓他沒有高懸“富國利民”匾額的甚麼甚麼稅局,則國家將趨於強盛,而人民趨於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