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來,中國人民之避免政治墮落的危機,乃由於其天性之不信任文明而保持原始生活之習慣。因而中國人所謂之文明,似應用施以修改之意義去領會它,即一種文明,乃愛好原始狀態之文明,而非為與原始狀態脫離之文明。當然,這也不是一種萬應藥膏的文明,它非能永遠保證無流血暴亂的時期,亦不能使戰爭、飢荒、水災絕跡於塵寰。
過了兩千年可稱為文明的生活,仍能產生這樣的生活史料,使文學家得資以寫出一部出色的故事,像《水滸》。 《水滸》的時代背景是那樣的惡劣腐敗,至有人肉可食之感,不啻揭露了文明大破壞的社會機構之謎,宋江,李逵,以及其他梁山好漢,雖距離孔子時代已歷千五百年,但是吾們不覺他們是代表衰老了的文化的人物。而毋寧說是文化晨曦中的天真的孩子。他們生長於生活尚無保障的時代。中華民族受了孔子教化的洗禮雖經過了很長很長的時期,這個民族的生命好像倒並未達到成熟衰老的年齡,而享受著綿長的童年生活。
於是不免引起民族機構上絕大的一個有趣問題:倘把中華民族當作一個人種學上的實體,她所表現的特性,果真不像老年人而像童年時代,遠未屆達民族的成熟期乎?這一點,可以分幾層說,中國在文化上是年老了,而種族的生命卻是還年輕。這一個理論,現代人類學者間已有不少同持此說。葛雷菲士?泰雷(GriffithTayler)因而把中國列入人類進化之最幼層,海夫洛克?愛立司(HavelockEllis)亦指亞細亞人民為民族的近於嬰孩之特性者,蓋鑑於亞細亞人民猶保存由兒童淳樸天性所發生的柔順、融和,而近於原始人民的本質,尚未達於特性的發展期。故“延長之童年”,似較為適宜之名詞,若施以“幼稚性”“停止發展”“沉滯性”等等名稱,則易滋誤解。
中國的文化沉滯是一個人僅觀察外表而不明了內在生活所發生的錯誤概念。你只消想想近代中國瓷器的發達,她不是像西人所想像,以為是從孔子時代就發展而遺傳下來的,卻直至第十世紀,這種工藝才始萌芽,隨後緩緩進步,迨十七世紀康熙乾隆年間,始達到完美之境地,這一個時期,離吾人不遠,宛似猶在目前。漆器、印刷、繪畫之進步,亦殊遲緩,但每一朝代,總能推進一步。大名鼎鼎的中國作風之繪畫,產生迄今,亦未滿千年,這是中國舊文化的晚近時期。在文學方面,你也只消看散文詩和奇情小說的發達之晚——《水滸》與應認作散文詩及奇情小說——它們的完成期,應在十四世紀後,距離孔子、老子之生卒年代幾及二千年。
很可怪,中國古代未有散文詩,或許它們是遭了厄劫而散失了,竟未剩留一絲痕跡到現代。紀事詩至漢代始出現,且產品不多。戲曲發達於元代,時已第十一世紀,幻想小說如出於同時,那時中國人的理想受了佛教思想的刺激,像這樣的小說,僅至第九世紀始行萌芽,發達成熟,猶為十四五世紀(明代)事,清初為小說發達之最盛時期,即於此時出世,此書堪與《克拉麗莎》(ClarissaHarlowe)。相匹敵,而適又為同時期的產品。假令中國文化生命在孔子後數世紀便繁榮而萎謝,如希臘天才之命運,則所能遺留給吾人者,恐只少量之德行格言及民間歌謠而已,安復有偉大的繪畫、小說、建築以光耀此世界的藝壇?這樣的史實,聞之一若吾人所盼望者,不是像希臘與羅馬之文化,在他們的年輕的黃金時代,發育成熟而達全盛期;而盼望民族的童年時代之延長,歷數千年而後達於全盛期,那時或仍興奮著以期精神上之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