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來了。
“父親……父親他……”
冉神色愴然，眸子淒迷著哀霧。
冉很久沒來了。
我說：“冉，你父親病了麼？”
“死了……”
冉倏忽間淚潸潸下。她緩緩坐在沙發上，雙手摀住臉，一動不動，彷彿打算永遠那樣了……我不禁愕然。
許久，我囁嚅地問：“什麼病？……”
冉放下雙手，目光恍惚，似乎不知該看何處。
“不是病……不是……他在存自行車的地方跟一個婦女吵架，人家用傘捅他。
新傘，傘端是金屬的。從他兩根肋骨間捅進去了，捅著了心臟……“
我又是一陣愕然。
“依我，就不開追悼會了。可母親堅持非開不可，他的一些弟子們，也都主張要開。所以，所以我來給你送這個……”
冉從小包中取出一份訃柬，猶猶豫豫地放在桌上。它印製得很莊重，很考究。
“有空兒，你就去參加；沒空兒，就拉倒。反正人已經死了，左右不過是那麼回事兒……”
我立刻說：“我去我去！哪能不去呢！……”
冉匆匆告辭……
我獨自發呆……
一位社會心理學權威，一位性情極有涵養，平和得如一泓靜水的老人，竟會在存自行車的地方跟婦女吵架，竟被對方用傘捅死，越細想，越感人生之無常……我認識他，才一年多。某日北影的一位朋友找我，求我件事。問什麼事，說小事一樁，說希望我替他要到一個“飼養證”。
“你也對花花產生憐憫？”
“花花”是一條小狗，一條黑白色的小狗。在寒冷的冬季裡，跑到了我們這一居民區。左胛骨那兒帶著一道很深的砍傷，皮肉令人觸目驚心地綻翻著。最先發現它的是幾個孩子。它蜷在我們儿童電影製片廠宿舍樓傳達室的山牆後，由於冷和疼，瑟縮著栗抖。孩子們發現了它，就圍住它。
其中有我兒子。我想他們當時看著它，一定像看著一個年齡比他們還小的男孩兒或女孩兒，一個無家可歸的男孩子或女孩兒，一個受了重傷奄奄待斃的小小流浪兒。他們可憐它，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在我們童影宿舍傳達室旁邊，蓋著一間簡易的小土坯房子，住著些民工。正是中午，孩子們放學回家吃午飯的時候。民工們見孩子們圍住什麼看，也紛紛好奇地走過去。那小狗在他們眼裡，肯定和在孩子們眼裡是不同的。他們大概看到了一盆肉。他們中的一個，就拖了它的一條後腿，想把它拖回到他們住的土坯房子裡，殺了它，吃它的肉。也許他們認為，不殺牠，它活不過幾個時辰，也是難免一死的。人拖它時，它並不咬人，也不叫。我想當時它眼中，肯定充滿了恐懼，肯定充滿了絕望，肯定充滿了聽天由命的無助的悲涼。如果它真是一個男孩兒或女孩兒，真是一個小小流浪兒，也許但求一死？但求速死？
可是有一個孩子突然叫喊起來：“不許拖它！”
那一天的那一個時候，我正開了陽台的窗子，放我寫作時吞吐造成的滿室煙霧。於是下面的情形便是我探身窗外所目睹的了：民工們未將一個孩子的叫喊當成怎麼一檔子事兒，拖小狗的那個仍拖它。
“不許拖它！”
許多孩子都叫喊起來。
“你們的？你們的？”
民工們不示弱。
“你們的？！你們的？！”
孩子們更不示弱。
“你們想殺了它，吃它的肉，是不是？！”
首先叫喊起來的那個孩子，咄咄逼人地質問民工們。 “是，又怎麼樣？你們再叫喊，我們立刻弄死它！你們信不信？”
“你們敢？！”
“噓，噓，怎麼不敢？”
拖狗那個民工，說著不拖它了，目光四處尋找能立刻弄死它的東西。
沒什麼順手的東西可被他當場利用，他便去捧一塊大石頭。
首先叫喊起來的那個孩子，撲向他，咬他的手。大石頭落地，又砸了他的腳。
他疼得抬起那隻腳，一條腿金雞獨立，亂蹦亂跳。他惱羞成怒了，摑了那孩子一耳光，還將那孩子一拳推倒了。
於是眾孩子們齊發一聲喊，都向民工們撲過去。孩子們畢竟多，民工畢竟少，那情形頗為壯觀，也頗為刺激。孩子們一個個非常勇敢，甚至可以說非常兇猛，彷彿一群慣於出生入死的獵犬，準備發揚前仆後繼的犧牲精神，天不怕地不怕地圍剿幾頭大獸似的；彷彿他們早就期待著，某一天有某種契機和某種正當的理由，向某些大人們發動一場進攻了。居高臨下，我發現我的兒子表現得一點兒也不比別的孩子差勁兒。他一頭朝一個民工漢子撞去，將那漢子撞得向後踉蹌數步。
我喊：“梁爽，不許撒野！有理講理！不許……”卻哪裡還會引起兒子的注重！
他低著頭，小牛犢子似的，又朝另一個漢子撞去。我簡直有點兒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我看見的，正是我那一向溫良恭儉讓的，備受大人們喜歡和誇獎的兒子。幾個孩子圍剿一個民工。同仇敵愾，進攻是一往無前的。
民工們不但惱羞成怒，而且大打出手，開始反擊了。都是些二十多歲的農村青年，真急眼了，他們才不管面對的是些孩子不是些孩子呢。雖然他們在人數上處於劣勢，可一旦開始以大人對付大人們的狠勁兒對付孩子們，最終吃虧的注定將是孩子們無疑。
我眼睜睜看見我兒子被一個漢子一腳踹倒在地。他爬起來又撲上去，又被一腳踹倒在地……我喊：“嘿，那小子，你他媽再敢踹我兒子，我下樓去跟你拼啦！…
…“
兒子依然沒聽到我的喊聲，依然沒注意到我。他第三次向那漢子撲去，一頭將那漢子撞倒了。於是幾個孩子一擁而上，將那漢子壓住，一陣拳打腳踢……那漢子卻聽到了我的喊聲，招架著爬起來，抬頭望望我，轉身就往他們的小土坯房跑……
斯時對面兩幢樓的陽台窗子都紛紛推開了，一些當爺爺奶奶爸爸媽媽伯伯嬸嬸叔叔阿姨的，全將身子探出窗外，呵斥民工們：“反了你們啦，欺負起小孩子來了！…
…“
“誰打孩子了？誰打孩子了？認准他，饒不了他！”“媽的，王八蛋你站那兒別動！有種你站那兒別動！老子清清楚楚地看見，你打我女兒了！……”
“小海，你挨打沒有？寶貝兒，你挨打沒有？你倒是說話呀！……”
在大人們的助威之下，孩子們一個個表現得愈發兇猛。民工們的心理自是有所顧忌的，哪一個也無心戀戰，紛紛退卻。
幾個當爺爺奶奶叔伯嬸姨的男人女人離開各家陽台來到外面時，民工們已退入他們的住處去了。然而孩子們仍不依不饒，圍住那小土坯房子叫陣，揚言要繼續火攻。大人們問明緣由，都說也難怪孩子們如此憤慨；都說那小狗著實的可憐；都說民工也忒不把作孽當成回事了，這麼可憐的一隻小狗，還忍心殺牠？還忍心吃它的肉？何況它瘦得皮包骨，即便把它殺了，能剔出幾斤幾兩肉哇？民工們自愧，則掩門不出。
孩子們得了理，又有大人們的道義上的聲援，就七嘴八舌非常之嚴正地提出：民工們必須向他們當面保證，今後再不許產生傷害那小狗的歹念；而他們要從此對小狗負起照顧的責任……
大人們被孩子們的善良所感動，喚出民工們，迫令他們向孩子們當面指天畫地說了些保證的話，一場風波才算平息。從此那小狗就有了保護人。孩子們給它起名叫“花花”。用破紙板給它搭了個窩，窩外面罩了一條誰家扔棄的小破被。窩裡墊了幾件舊棉衣，墊得暄暄軟軟，暖暖和和的。孩子們這些善舉，使一位在北醫三院做醫生的家長尤其大受感動。他為花花實行了一次外科手術，細緻地縫合了它的傷口，還給它輸了兩瓶葡萄糖。小花花乖得很，輸液的時候老老實實的。只要有孩子在旁邊守護著它，撫摩著它，它一動也不動，眼中充滿了感激。孩子們又做了些卡片，說是“飼養證”。並且規定了飼養人資格，是“三好”學生才有資格飼養，不是“三好”學生沒有資格。沒有資格的孩子當然也是可以餵花花，可以和它玩耍的，但是絕對不可以用食物將花花引誘到這一居民小區以外的地方去。而花花膽子極小，似乎明白，只有在這一居民小區的範圍以內，它才能受到保護，才是安全的。
無論用多麼好吃的東西，也是不會將它引誘到遠處去的。事實上，也沒有哪一個孩子懷有將它引誘到遠處的企圖。
我的兒子是“三好”學生，而且被公認在保護花花的戰鬥中，表現極其勇敢，理所當然地是第一批獲得“飼養證”的孩子之一。
那一天我從外面把他領回家，命他立正站在我面前，嚴厲地問：“你那麼撒野，對麼？”
他說：“對。”
我說：“你還敢嘴硬？還敢說你撒野對？”
他說：“要是見死不救，那對嗎？”
我說：“你可以用語言表達你對這件事的立場和態度嘛！你和大人撒野，你不是明擺著吃虧嗎？要是把你踹成內傷，你後悔也晚了！”
他說：“我不後悔。”
我生氣了，說：“靠牆站著，反省去！”
他就靠牆站著去了，但眼中立時盈滿了淚。
我又說：“你甭覺得委屈！你為一隻小狗挨了兩腳，你自以為值怎麼著？”
他仍不服管教，說：“我們要都像你這樣想，小狗現在已經死定了！”
我瞅了他半天，一時不知再說什麼好。見他眼淚斷了線兒的珠子似的往下掉，轉身從廚房拿了兩個包子，塞給他，讓他去餵狗……
我滿口答應了北影朋友求我的事兒，儘管我覺得這件事兒不無可笑的成分。大人喜歡狗的話，完全可以自己養一隻嘛。北影童影，養狗的大人不少。何必非要參與到孩子們中間去呢？那一心希望得到“飼養證”的大人，不知是怎樣的一位大人，真有點兒怪！
兒子放學回到家裡，我對兒子說了這件事兒。我想區區一件小事兒，兒子便能替我辦成。
不料兒子回答：“得研究研究。”
我一愣，問：“研究研究？誰們？”
他說：“當然是我們養狗小組的核心成員們啦！”那口氣，彷彿他是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員，我這當爸爸的，企圖通過他的關係，批一個官職給自己的哥們儿似的。我取笑他：“你們可算是有了種權力了！好，那你們就研究研究，儘早給我回話！”
兒子鄭重其事地說：“這不是什麼權力不權力的問題，這是原則，是必要的資格審查的程序。對你們大人，性質更加不同。我們當初沒考慮過大人，所以你也別抱太大的希望。”
我說：“你少跟我來這套！明天你就得給我個回話！”第二天，我始終記著這事兒，詢問結果如何。
兒子說：“大家要見見你那位朋友。”
我說：“怎麼怎麼，你爸爸介紹的朋友，還要面試不成？”
他說：“也不能因為你是我爸爸，就不講原則。”我商量地說：“得了兒子，人家怪忙的，免了你們那原則吧！你再跟你們那些核心成員們幫爸爸疏通疏通，就算給你爸個面子行不？”
兒子乾乾脆脆地回答：“不行。”
見我瞪著他語塞，他又悅：“我們就不忙嗎？上午四節課，下午三節課，晚上還有作業，和大人上班有什麼區別？大家要見見你那位朋友，就等於很給我面子，也很給你面子啦。我們總不能太隨便地就發出去一個飼養證吧？”
兒子的口氣，言外之意彷彿是——爸你們大人也別太不識好歹了！
……
晚上，北影的朋友打電話問相求之事我忘了沒有？我說沒忘，說只是事情也許不像我想的那麼容易辦成。朋友問這麼一樁小事有何難處？我只得照實講——孩子們要見一見那個希望獲得“飼養證”的人，見了要當面判斷一下那個人有沒有資格，之後他們還要研究研究……“是——這——樣——啊？……”
電話中，朋友的語調拖得很長很長。
隔十幾分鐘朋友又打來了電話，說那人非常尊重孩子們的原則性，願意接受孩子們的任何方式的資格審查，問哪天可以接受面試？
我摀住電話，喚來兒子，沒好氣地說：“一件小事你也不能幫爸爸順利地辦成！你看你們搞得這個複雜勁兒！你替你們那些核心成員預定個日子，哪天？”
兒子說：“嫌複雜？嫌複雜就拉倒！是你們大人找到我們頭上的，又不是我們主動找到你們大人頭上的。”我說：“別貧嘴，問你哪天！”
兒子想了想，說：“那就星期六吧。星期六我們下午沒課。”我接著問：“在哪兒？”我說：“喬老師，真是抱歉得很。這麼一樁小事，還勞您親自來一次。按說我們應當替您要了，給您送去。”他說：“沒什麼，該來的。我家離這兒不遠，就住小月河那邊兒。遠了我也不知道這兒還有些為一隻小狗向大人們宣戰的孩子。
孩子們越認真，我心裡越高興。從小就玩世不恭，對任何事都一副痞子態度的話，咱們中國可就沒什麼大指望了。別說搞社會主義、搞改革不行，搞資本主義也不配。資本主義的歷史，可不是一部痞子的歷史，是幾代最講認真二字的人共同創造的歷史。我的興趣不在狗身上，我的興趣在孩子們身上，我實實在在地是對他們慕名而來的。 “
我望望朋友，心中暗吃一驚。話題一過分的嚴肅，我這人常常就不知如何與人繼續交談，只有沉默的份兒。竊以為對於幾個孩子，包括我的兒子，為捍衛一隻小狗而向大人們公開宣戰這件事，是不可過分鼓勵和誇獎的。但是出於禮貌，我們報以微笑和點頭，畢竟，老先生的話不無道理。
朋友卻附和道：“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難得喬老師有這麼一顆憂國之心。”
冉的父親擺擺手，仍以那麼一種自謙的口吻說：“恥談憂國，恥談憂國。不過是毛病，三句話不離本行而已。舉凡中國之事，政治論說派有之，經濟論說派有之，文化論說派有之，唯善於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分析的人，實在是太少了。某些研究中國問題的人，包括某些專家學者，一向以為政治經濟是因，社會心理現像是果，此大謬也。這種因果關係也是二律背反的關係。現在可以這麼認為，社會心理已不再僅僅是現象，而是主要的因素之一，決定改革這棵樹上，結出什麼樣的政治之果，和什麼樣的經濟之果。一群人即使在刀耕火種的條件之下，也可以創造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一群猴子不能。從類人猿到人經歷了千萬年的進化過程，但由人退回到猴子去，往往和蟬蛻一次殼一樣容易……”“我給你們沏茶。我給你們沏茶……”
我起身走到廚房去了。
朋友是很善於察顏觀色的，跟至廚房。
我耳語相問：“老先生怎麼回事兒？我也沒說什麼他不愛聽的話啊，何以引出他一大番宏論？”
朋友也耳語道：“你千萬別見怪。他一向如此，當導師當慣了。對他抬舉的人，才侃侃而談；在他討厭的人面前，他會一句話也不說，故意使人尷尬。”
“別沏茶了。趁孩子們沒來，還是聊會兒嘛！我喜歡和你們年輕人聊。民不可能皆聖賢，民亦當恥於皆不肖。不肖者，痞也……”
冉的父親，仍自說自話。那一種語調，雖很平和，並不言語洶洶，但使人聽來，總有一種諄諄教導的意味兒，一種誨人不倦的意味兒，和一種憂患多多的意味兒。
我不敢接言。唯恐一接言，一般性的交談，變成一場嚴肅的討論。我已經很久不和人討論什麼了。克服了這一種亦曾染之的大的毛病，我覺得自身和周圍的生活都安泰不少，自己不再那麼地嫌惡自己了，也不再那麼地嫌惡他人和周圍的生活了。彷彿癮君子戒了煙，尋找到了某種肺清腑爽的感覺，呼散掉了很多自身的濁氣。
不過我並沒因為老先生的借題發揮，而破壞他給我的好印象。有一個時期，我也三句話不離文學來著，逮住一個什麼人就跟人家大談文學，全不管人家愛聽不愛聽。
所謂禿頭不輕蔑和尚。
我剛用托盤端了茶進屋，兒子就回來了，帶了四位他們的核心成員。
我看看表說：“你們很準時嘛！”
他們也都看表，之後一齊看我朋友。
朋友說：“都別看我。你們要面試的不是我。”我說：“對，不是他，是這一位。”指著冉的父親，讓他們叫爺爺。
他們沒想到要審查資格的是位“爺爺”，面面相覷，似乎不知所措。
一個個窘了片刻，依次叫了“爺爺”。冉的父親連忙站起，讓出沙發，禮賢下士地說，“你們請坐沙發，你們請坐沙發。”
朋友也只得從沙發上站起，坐床沿。
孩子們倒不客氣，心安理得地佔領了兩隻單人沙發和一隻雙人沙發。
冉的父親將椅子擺正在他們對面，如鐘肅坐，恭敬地問：“那咱們就開始吧？”
一個孩子首先問：“你為什麼對我們的花花感興趣？”
不待冉的父親回答，朋友以大人們對孩子們那種習慣了的長輩的口吻說：“你們聽明白了——喬爺爺不是對你們養的狗感什麼興趣，而是對你們本身感到了點兒興趣。至於狗嘛，他要養什麼樣的狗，我都能替他弄到！德國'黑背'、日本'狼青'、加拿大的'雪橇狗'、澳大利亞的牧羊犬、西藏的藏獒，還犯得著非要和你們養一隻賴巴巴的小狗崽嗎？”孩子們一陣沉默，又面面相覷。
其中一個，看來是核心的核心，就站起來，對我們三個大人一眼也不看，只看著我的兒子，隱忍地說：“梁爽，那我們走了。”
兒子瞪著我，彷彿受了嚴重侮辱，抗議地哼了一聲。我說：“別走哇別走哇！
吃糖吃糖……“連忙從茶几下格取糖盒，抓了糖往他們手裡塞。
冉的父親也立刻聲明：“他的話不代表我，不代表我。我是既對你們的小狗感興趣，也對你們本身感興趣。是因為你們才對小狗……不，不，是因為小狗才對你們感興趣，但主要是對小狗感興趣……”
朋友自覺無聊，躲到另一間屋去了。
我又說：“喬爺爺是很值得你們尊敬的一位爺爺，是社會心理學家呢！”
我兒子說：“爸，你別扯這些，這些對我們不起作用。”
於是一個孩子瞅定七十來歲的社會心理學家，嚴肅之至地說：“你實際上還沒回答我們的第一個問題哪！”七十來歲的社會心理學家想了想，並沒多大把握地回答：“我……我同情那小狗的身世……”
“你認為狗也有身世嗎？”
“是啊，有的有的。一切有生命的，就都有身世。比如一棵草本的花兒，它春天結骨朵兒了，夏天開放了，秋天凋零了，冬天死了，我們一般就不會替它傷感，因為就它來講，身世挺好的了。可是，如果它夏天才結骨朵兒，還沒等開放，秋天就到了，接著冬天就把它凍死了，我們就會替它傷感是不是？有了你們的愛護，花花的身世就改變了，變好了。如果我們能使什麼的身世變好了，無論那是什麼，只要不是壞的醜的惡的，都值得我們一做是不是？……”
孩子們頻頻點頭，看來他們對他的回答挺滿意。好像他們的問題的標準答案，正是那樣的。然而我看出他們在裝理解。他們挺滿意的，也許只不過是七十來歲的社會心理學家的態度。他那一種虔誠的態度，分明的使他們產生了大的錯覺，起碼在那一時刻產生了大的錯覺——似乎他們是大人，而他是孩子。我猜他們對他們的那個問題，是根本沒有統一的答案的。
“小明的爸爸媽媽有三個孩子，老大叫大毛，老二叫二毛，老三叫什麼？”
一個最稚氣的孩子提出了第二個問題。這個問題使我一愣，這問題太唐突，好生的沒道理。不過就是有沒有資格和他們共同飼養一隻小狗麼，豈可對一位爺爺輩兒的老人的智力正兒八經地進行面試？
我看冉的父親——老社會心理學家也不禁地一愣。孩子們互相交換著會意的眼神兒。
冉的父親猶猶豫豫地說：“老三叫三毛？”
孩子們都笑了。
“那……叫……叫小毛？”
孩子們都得意洋洋地搖頭。
我說：“叫阿毛吧？”
我兒子說：“爸你別幫著亂猜行不行？到底考你呢還是考他呢？”又對冉的父親說：“亂猜是猜不到的，要善於動腦筋思考。”
於是冉的父親就努力動腦筋思考起來。
我遞給了他一支煙，轉身去到另一房間問朋友，滿心希望朋友比我和冉的父親智商高點兒。
朋友氣惱地嘟噥：“這些個孩子！這算幹什麼？這叫什麼問題？”
我說：“是啊是啊，純粹小孩子蒙小孩子的問題？你快告訴我，我好去提示，省得他被難住。”
“我怎麼知道！”
朋友聳聳肩，繼續看他的書，一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樣子。
我沮喪地回到“考場”，見冉的父親一口接一口吸煙，已然顯得很不自在。
提出這問題的孩子說：“那我再講一遍，你認真聽。”看看我，又對我說：“你也認真聽。你們一塊兒動動腦筋，啟發啟發他。”於是那孩子又講了一遍。
冉的父親仍回答不了。我也是。
我兒子忍不住說：“這麼簡單的問題都回答不上來？老三叫小明唄！問題中已經告訴得明明白白了嘛！”
接著他們又出了一個問題——海水為什麼是鹹的？冉的父親還是被難住了。
我也不知道海水為什麼是鹹的。
一個孩子就講了個故事——說有個人，做了些好吃的，香味兒引來了鬼。鬼想用一盤磨換人那些好吃的。鬼說磨一轉，就出鹽。人覺得合適，跟鬼換了。人把磨藏在山洞裡，自己需要鹽的時候，便偷偷到山洞去，不願自己的同類也得到鹽。鬼很瞧不起人的自私自利，一天夜裡，把磨扔到海裡去了。於是海水就是鹹的了，於是那個自私自利的人企圖靠一盤磨發大財的希望破滅了……朋友不知何時也過來了，聽了這個故事就大鼓其掌，一邊鼓掌一邊說：“噢，海水是這麼變鹹的呀！”
我和冉的父親，相應地也都說了些自己知識很貧乏，今天知識有所增長之類的話。
那天孩子們對冉的父親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資格審查，最後他們的核心的核心問他們怎麼樣？他們都說“還行”。冉的父親如釋重負地笑了，孩子們也便笑了。
我看他們在那一個多小時內也不怎麼輕鬆。當他們都說“還行”時，也是如釋重負的。我和我的朋友，跟著審查的被審查的，一塊兒感到如釋重負。
孩子們終於將“飼養證”交給了冉的父親。囑咐他別丟了，不許轉讓，不得擅自塗改等等。他們還強調指出：之所以必須履行審查程序，乃是因為，據他們了解——人善，養的狗也善；人惡，養的狗便惡。人智商高，養的狗也聰明；人弱智，養的狗便傻頭傻腦。他們不願他們的花花，將來長成一條既惡又傻頭傻腦的大狗…
…我的兒子送他的小伙伴們走後，冉的父親說：“這就好，這就好。中國還有這樣的孩子，實在是中國的一大幸事。”朋友附和道：“對，對。喬老師看問題，就是思維遼闊，具有遠見卓識。”
我對中國的將來，和中國現在的孩子們，既不曾怎樣的樂觀過，也不曾杞人憂天地悲觀過。沒什麼意見值得發表，只有對冉的父親滿懷敬仰地笑著而已。
從那一天起，早晨，中午或晚上，我每日至少能見到冉的父親一次。
他用網兜拎著帶蓋兒的小盆來餵狗。很快的，他不但和孩子們都熟悉了，並且獲得了他們的信賴。他們見了他，開始禮貌而親切地叫他“喬爺爺”，視他為他們養狗小組的核心成員之一了。花花自然也對他熟悉起來，信賴起來。在那小狗的意識裡，也許不但認為又多了一個保護人，而且認為是一位媽媽尋找到了它吧？畢竟，一位老人對一隻無家可歸的流浪兒般的小狗的憐憫、愛心和責任感，比之孩子們是更周到的。似乎多了些什麼內容；似乎他非常需要擁有那樣一隻小狗，哪怕是部分地擁有；似乎它最應是“花花”；似乎如果不是，便缺少了某種意義。
我散步的時候，經常看到花花駐立街口。我知道它在等待他。它一望見他，便歡躍地奔跑過去迎接。我也常看到這樣的情形——他在進行掄臂運動，花花則蹲踞他跟前，凝視他。他掄左臂，它的頭便歪向左邊；他掄右臂，它的頭便歪向右邊。
那是挺幽默的情形。
後來我發現花花乾淨了，漂亮了。白毛雪白，黑毛烏黑。黑白分明，精精神神的花花，似乎是一隻出身高貴、備受寵幸的狗了。
兒子告訴我——喬爺爺將花花帶回家，已經給它洗過好幾次澡了。
不久兒子又告訴我——喬爺爺說，過幾天他要請些人來給花花打預防針……
一個星期天的中午，我正在家中寫作，忽聞兒子的足音異常急促地噔噔噔奔上樓。兒子一進門就喊：“爸呀爸呀，你快出去幫我們救救花花吧！”
兒子眼中充滿了驚慌。兒子那雙眼睛，使我聯想到民工們要殺花花那一天可憐的小狗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