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來掏出枕下的手錶一看，才清晨五點，天卻已經大亮了。我清楚地記得夜裡的夢，近段時間我的夢夜夜重溫：一幢舊房子大木門外帶斜坡的空地，很安靜的夜裡。穿黑衣的守靈人，看不清是男是女，在一個棺木旁邊跪著。守靈人背對我，鐵皮殼的煤汽燈，還有一盞燃著燈線的菜油燈，燈光都很淡，風吹得一搖一擺。沒有哭聲，也不說話，但我感到我和守靈人彼此熟悉，我在這人身後跪下，再三伏地揖拜。一旁的白花在凋落，像紙錢一樣飄落，隨著風聲聚集在我的腳下。
那棺木里的人肯定和我有關係，而且關係不同一般。是誰呢？
我的母親七十六歲，一直多病，但還頑強地活著。我父親兩年前老而壽終，骨灰一直放在家裡，在2000年8月骨灰才安葬在蓮花山，也就是五個月前，細雨紛紛，山上雲霧繚繞，松竹茂盛。我和姐姐哥哥們一長排恭立在父親的新墓前。作道事的老先生，讓我們轉過身，掀起後衣角接他遠遠扔來的米粒，據稱接得多的，祖先在天格外保佑，財源滾滾。果然我接得多，大家轟然祝賀我，像中了彩票小獎。我回家卻把這把米好好地做了一頓粥，讓父親的靈魂多溶一些在我的血裡。
而五個月後，就是這天清晨，2001年1月18日清晨，我獨自一人躺在德里的帝國旅館，我都不敢睜開眼去看，怕一睜開眼，那殘留的夢痕會一掃而淨。如果棺木里是父親，那他想通過這個夢傳遞給我不讓別人知道的信息。父親眼睛有病，在我生下後，就不能在船上繼續做水手，在我長成一個少女後，就是一個盲人。盲人和我所不知的世界相通，他的嗅覺、聽覺、感覺、觸感，勝過正常人。不在人世的父親，看見在德里的我，知道我陷在迷津裡，他會讓善人給我幫助，他會不惜跨過生死之界，給我一隻手。
我要去的世界當然在旅館之外，附近幾條街還是很乾淨，綠樹成蔭，玻璃牆面的摩天大樓互相反映堂皇，與全世界有面子的大城市一模一樣，現代得可愛。往北走，到康諾特圓環，才雜亂起來，印度起來。
到德里老城區，舊德里，方覺得來到一個有自己歷史的地方：一股強悍的生命之氣，磅礴而來。這個印度17世紀的首都，殘存的赭色城門、窄小灰暗的巷道間，都能引出煌煌然閃光的伊斯蘭教寺廟建築。到處是兜售鮮花的小攤，串串疊疊，七八種花色不太有順序地放在大竹箕上，水珠新鮮晶瑩。各種顏色的辣椒香料攤，則是玻璃瓶子、木箱、麻袋整齊陳列，香味濃郁。
我最喜歡那些瓶子，每看到新鮮的色彩，我都駐足觀望幾秒鐘。女人艷麗的沙麗，男人素潔的頭巾，還有他們從頭到腳閃光的銀飾，害得我手癢癢的，想去摸一下，沾一下那快樂。藍得透明的天，將心氣掀得大大的，可以裝下任何生猛的色彩。每年10月至第二年3月季節好，氣溫好，不太熱也不太冷，不會如雨季漲水，也不如旱季熱得焦心。
現在是一月，蘇菲真是會選時間。
看來是旅遊旺季，一街人，外國人，外省人，滿是走路左望右望的人，擠在街上，加上黃牛白牛與自行車三輪車擠道。披著棉布或絲綢的小商小販，面含微笑，手拿著玻璃石頭銀器的項鍊，跟著遊人，勸人買這買那。 “不買？”“沒問題，拜拜。”高高興興走開追下一個。印度英語聽起來像含了枚印度橄欖捨不得吐掉。印度這個地方，至少有一點好：我生平第一次不必為自己亂七八糟的英文臉紅。於是滿街都在含橄欖說沒問題。
對著滿街飄香，我尋思了半天。回到旅館吃中飯，心裡七上八下，越來越不踏實：蘇菲花這麼大力氣，就是讓我寫這樣雞毛蒜皮的觀光記？這個快快樂樂“沒問題”民族的問題，我有什麼辦法能分析？我覺得蘇菲並不是讓我來體驗印度神秘。突然我想起她的話，那假裝禪機的句子，“愚者不知難，亦不知無難。”這話大有講究。我沒來得及填肚子，就在電腦前坐下寫電子信，也學她的神秘腔調。
“索非索，欲索何索？”
這時房間裡電話鈴響了，嚇我一跳，我拿起電話，聽到蘇菲的笑聲。
“什麼事啊？攤底牌吧，要我做什麼，找誰？”
“你認為我想找誰？”她反問。
“你會說是阿難。我當然不會相信。”
“你如我想的一樣聰明。”
“好吧。到底要我做什麼？”
“就是阿難。”
“阿難到了印度？怎麼可能。難道他真認為自己是釋迦牟尼的大弟子？聽說他在泰國的寺廟妓院間出沒？”
“我請你幫我在印度找。我和他的事，全世界你知道得最多。”
或許真是如此。我到香港，蘇菲到北京，她都忍不住要好好招待我，請我吃飯，目的卻是談阿難。所以我成了我饞嘴的犧牲品。我不由得對自己冷笑了。
“印度人口已經到了十億。你要我這個外鄉人找一個人，我去找就是，沒問題。但是找不到呢？”
“去找，就能找到。還沒有找，你怎麼肯定找不到？”她語氣竟然有點生氣。
我想想，搖搖頭，這個蘇菲肯定瘋了。最先她沒有直接說讓我去追著採訪阿難，我以為是開玩笑：她只是讓我隨意寫印度。現在好像整個印度之行的目的全變了，我是來給大款兒蘇菲當差！她僱我做私家偵探，用作家的幌子，找她想找的人！
我重新上街，三條街走下來，印象完全不同了，糟透了：任何東西，一看是黃種人的臉，價格就高出本地人幾倍。黃這皮膚是財富的象徵，最高級的商店有兩類人經常光顧，一是中東石油富豪，二是出國旅遊的中國人，價格越是天數，中國人買得越起勁。
而這些街道之臟，實在無法恭維，街兩旁的店衛生條件也不好。店主說，小姐喝水，買封死的聽裝，價格比瓶裝水高，但確保是來自出產地的山泉。瓶裝的說不定是假的。
啊，哪有這麼叫賣的？
平價旅館都很糟糕，收費還不合理。蚊子嗡嗡叫著滿街飛，到處聞得見焦糊的咖哩味。蘇菲讓我住特價五星級旅館，恐怕有道理，乾淨旅館不容易找。我初到印度，她想保證不讓我病倒，病倒了，整個寫作計劃告吹。攤上切開的西瓜，那水那刀都可能有細菌，只有香蕉這類自帶套的水果才保險。小偷可能穿行在人群之中，就在我左右，但這一切並不影響我的情緒，我看不見中國人感覺的出門不安全、處處欺詐勒索現象，可能這個地方的人，連騙人也少一股歹毒勁，一切都充滿庸懶閒情和十足的耐心，時間永遠都夠，一天過得沒有停止，再過一天還是這一天，流水流走還會回來。
我早明白出租車司機載上我這個外國人，故意繞著城跑，既費時又費錢。街里的小巷子湧出臭氣，小孩一絲不掛在垃圾堆裡打滾，一點也不怕涼風。有人裹了一根髒髒的布條，赤腳跪在路邊乞討，有人乾脆睡在路上，病得奄奄一息，走過的人視而不見，生命太賤。
這天星期四，不過是個日曆上的記錄，而我感覺已經在這兒經歷了許多個星期四。我繼續在街上瞎走。從店裡買了一杯熱滾熱燙的印度奶茶，香濃可口。浪漫又有歡快節奏的音樂傳來，和我新奇又低調的心情是一對不太要好的姐妹。北京這時候還下大雪，穿厚厚的羽絨衣戴帽子系大圍巾，這兒卻像二四八月好時節。下午的陽光非常燦爛，照著人暖融融。
上了一斜坡石階，又一條街，寬大而望不到盡頭，有一連串衣服攤，攤主站著，更多的是坐著，任客挑選衣服。傳統工藝小店前人多些，卡片、臘染、織布、木雕、印度教的神，色彩鮮亮，自自然然的大紅大紫。路邊有紮白頭巾的吹笛人，跟著我走，眼睛瞟著我。他魔幻的曲子將讓一個女人快樂一世，應該考慮和他私奔，不然北京的一位女記者會笑我沒有膽量。可惜我真是沒膽量，只能將快樂留給別人。
凡我經過的地方，眼睛掃到的人，都沒有我的目標阿難。
蘇菲指派我找阿難，如同大海撈針。我邊走邊在心裡罵蘇菲，瘋子才想得出的計劃！什麼神經發病！大眾羅密歐跑了，天下的朱麗葉都吃錯了藥。怎麼想得出來他會在印度？就因為這個唱歌的人心血來潮取了個佛經中的名字！看來蘇菲對藝術家還是沒有完全看透。
對瘋子，安撫安撫是應該的。
如果找到他才是真正的目的，那麼採訪並不重要，我找過了，就好向這個姑奶奶交代：如果真是要採訪，見不到他人也一樣可以採訪，我寫了半輩子小說，編這點故事的能力綽綽有餘。任務一旦明確，什麼都好辦。 “文化大革命”中長大的中國人，辦一點含混事，說幾句雙關話，真是小學裡就教的看家本領。
我心裡一笑，就已經想好對付的方案，然後坦然做起逍遙的觀光客，沿著街邊騎樓賞心悅目起來。
就在這時，我看到工藝小店一旁的牆上有個音樂會張帖，頭像佔了百分之八十五，面孔很熟，眼睛深凹，長鼻樑，嘴唇緊抿，神情略帶點輕蔑的冷意。但是看不清楚：招帖上已經粘了大小不一的紙片。大概是些出租房子、找工作、修家電、醫怪病的廣告。我盡量撕掉一些，再看那音樂會張帖，我愣了，這不是阿難嗎？
不可能，怎麼會呢？
圖像傳媒如此發達的今天，照片漫天飛，“有點像”不能算數。時間好像是阿拉伯數字，已過去兩個月了。我倒吸了一口氣：蘇菲的指令還沒有佛陀的準。我見到過阿難的照片，起碼是五年前的，他的面相在中國人中很突出，在印度卻像長在許多人臉上。我在張帖前猶豫了半天。招帖上面有幾個印地文，這種天書的拼法，我在北京臨行時惡補了一小時，現在只好拼命回憶。最後，我看出來了，張帖上寫著Ananda，不是阿難的拼音ANan。不過我馬上想起來，阿難既然取自佛經，他如果來印度，當然會用“真名”。
但就這麼一點線索，猜不准這個Ananda，是不是蘇菲要我找的那個阿難。
中午出旅館時我已經作了打算，好好看德里，一天時間足夠了。下午就去火車站預訂票，沿著佛陀的一個個聖境看看，寫本相關有趣的書，就對得起自己和蘇菲了。
因此，我中午出來時，還抽身去了德里國立博物館，很近，就在我住的帝國旅館旁邊。印度文物雖然照片見過，但是面對這麼多雕塑還是令我驚訝，犍陀羅風格的黑岩行佛造型流暢寫實，笈多王朝時期的佛頭雖然是從雕像上斷裂下來，但美麗而沉靜。早期印度河文明時期的印章，我看了又看。印單上刻著動物和巫師和圖騰。公元十八、十九世紀的唐卡，金、銀、青三色，也是漂亮眩目。這個民族夠藝術的。
我走到三樓，人並不多，但警衛隔幾米就有一個。佛陀肩骨舍利，居然有黑色舍利，大小不一地保存在一座泰式寺廟風格的玻璃櫃裡，華麗的投射燈光打在金碧輝煌的展示櫃上。感覺是走在珠寶店裡，沒有佛家的清淨和尊嚴，趕緊撤出來。我找到一個店，喝了一杯茶，歇了一口氣，正想課已經上夠了，準備去訂火車票。不想，在街上看到這張過期的音樂會廣告。阿難突然凌虛顯身，讓我手心額頭髮涼。這麼說，蘇菲並非完全捕風捉影，她的話“去找，就能找到”，也不完全是大小姐發脾氣。我腦子開始糊塗起來。
或許，該打消去火車站訂票的念頭。
我很想將面前的廣告撕下來，可是不敢造次。在中國自然而然的事，在這裡倒要三思。阿難並不像在妓院鬼混的人，的確像在寺廟裡住過的人，眼睛清亮，一般人沒有這麼一雙眼睛。看著他棱角分明的嘴唇，我心裡罵了一句，轉過身，背對他，不得不承認他的嘴唇性感。
我曾經感興趣他的許多事，前幾年也記得非常牢，去年開始有點淡漠了。這小子該是四十八九的人，如果1950年出生，那麼是五十歲。可是這張廣告上這小子看上去只有三十七八，最多只有四十的樣子，頭髮留得極短，是和尚頭。
女人不同，女人天天變，四年一個代溝，無法視而不見。比如我，三十九歲，再也見不到我十八九歲時的眼睛。那時有擔憂和恐懼，但仍是一塵不染。要使眼睛清亮，心首先就得清亮。現在我的心已經不可能清亮。干我們這一行的，對任何人任何事，都要警惕。對人世處處設防，眼睛就得罩上防護套——沒有人能猜出我的心思。
我反身再看照片，我覺得不可能是他：阿難眼睛絕對不會依然清亮。
我記得不錯的話，他在北京上小學中學，在雲南當過支邊青年，1977年恢復高考上音樂學院，後以生病為原因退學。原來應當有個本名，總不至於生下就叫阿難。我聽說過他的真名，過耳之風，暫時忘了。
80年代初他組成自己樂隊“自我學習”，參加在北京的一些“地下”音樂小餐館小旅館及俱樂部中演出。我記得當時他的樂隊中有一名西班牙貝司和德國的吉他手，那時我對此很不以為然，認為是拿幾個西洋流浪藝人賣野人頭。
我有他的兩盒音樂磁帶：《長河不落日》和《煙花雨印象》。這兩盤帶子如此不同，我不明白這怎麼會是一個歌手推出的？
《長河不落日》是典型的西方搖滾。那時大家都搖滾，而且都重金屬。可是他的樂隊的搖滾就是比別人地道，乍一聽，完全聽不出是東方人做的，徹徹底底的西方刺激。在當時，“自我學習”與唐朝、眼鏡蛇，ADD，號稱中國搖滾四大樂隊，我覺得只有“自我學習”可以亂真。
1990年開始在香港、東南亞、日本及國外舉辦首次個人演唱會。
1990年推出第一張CD專輯《我不會在乎》。
蘇菲認識阿難時是80年代初，當他在地下音樂圈子很火爆的時候。她是第一個採訪他的香港記者，當時就寫文章評論他氣質反叛，個性突出，有自己的理念和樂感。尤其是他的歌詞敢於展示敏感的話題，比如自由與性，對於經歷過共和國種種劫難的幾代人說，有著喚醒他們心靈的力量。
我收集過阿難的音樂，原帶錄製的質量就不好，借來翻錄，
質量就更差，但是他的重金屬聽起來使人心浮氣躁，只是因為人人都說膽大，我不听就跟不上時髦話題。好幾次他的音樂會不是由於我去不了，就是這音樂會突然取消了。
第一次有機會聽到阿難的演唱會是在1986年春天，在北京體育館，好不容易弄到一張票，正點去，體育館早已人山人海，哪裡擠得進，只好和所有到遲了的人一樣站在後排座位上。我沒有帶望遠鏡，遠遠看到阿難長髮披肩，手抱吉他，靜靜地坐在那裡，一柱光打在他身上。而伴奏樂隊更在半暗中，幾乎看不見人。他不像崔健那樣穿綠軍服，而是與普通大學生一樣的裝束，不修邊幅地捲著袖子，腳上一雙圓口黑布鞋。
他的聲音相當低沉，而笑容比較靦腆。當時觀眾一說搖滾就情緒如火。等燈光突然聚亮，樂器爆響，全場的呼喊海嘯般潮湧起來。還沒有唱第二支歌，就有女孩子擁上台去獻鮮花，有的送手絹，送飛吻，不僅是掌聲，全場一起唱，用手用腳打著拍子，站在位子上跳，比看足球還瘋狂。
但是我感到奇怪，因為阿難的風格已經轉向低吟慢唱。依然聽得出搖滾的底子，卻完全沒有煽動的節奏。也許觀眾沒有聽懂，也不需要聽懂，不過是藉機起哄而已。沒有到結束，警察就來了，體育館里里外外都是，說是人太多，空氣不好，已有人暈倒，為了安全起見，得讓觀眾離開。
觀眾不肯，但麥克風突然不響了，當然沒法演出，觀眾被警察引導著離開。我一直想有個自己認識阿難的機會，也被泡了湯。台上阿難及樂隊在收拾樂器，警察不讓任何人靠近，為了保證他的安全，倒也不假。觀眾們聚集在體育館馬路上，等著阿難，天下起雨，觀眾還是等著，但不知為什麼沒有等到。
那是我看過的阿難唯一的一次演出，此後，他就從人們的視野裡消失。
我就是在這個時候轉錄到第二個盤子《煙花雨印象》，的確完全不一樣了。 “學習”得真不錯，“自我”也出來了。如果說東方人可以有自己的搖滾，我認為阿難走出了一條路子。沿著這條路，阿難甚至可以給西方人一點新的啟示。但是，他就在這個時候中止了歌手生涯。就像那天的音樂會，沒有幾個人理解中國搖滾史上的阿難。
蘇菲1995年秋天認識我時，證實了阿難的確自那以後沒有在國內公開演出過，只是偶爾在朋友開的酒吧和飯店演唱過。國內只知道重金屬式的“自我學習”的主唱歌手阿難消失，他們並不奇怪，因為“唐朝”、“黑豹”裡的人物也一個個消失，人們已經習慣：歌手不失踪讓誰失踪？
我背對廣告走了幾步，活動一下，看看四周，生活每天每刻都在變化。有變化是幸運的，就像這家店裡的魚缸：兩條小小的魚孵出一大片魚苗，水一動，像樹葉一樣翻轉身，渴望游向遠方。我看對面路上，又一個吹笛人出現，少年的眼睛黑又亮，頭髮捲曲。兩個吹笛人共吹一支曲子，悠緩，有點哀傷。怎麼和阿難的歌有些接近，糟糕，怎麼一切都在提示這個人的存在。難道我也得像蘇菲一樣瘋狂不成？
工藝小店門前，大都是遊客。我到街上找人詢問音樂會的事，一個人回答不了，拉來另一個，個個都熱心，個個都盡心盡力，不說清楚，都不離開。所以我身邊圍了五個人，英文夾著不知道是印地語還是孟加拉語，而且互相激烈爭論。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吵吵鬧鬧，就耐心地聽，最後他們總算在一個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廣告上寫的演出地點在什麼地方。
我抄寫在本子上，大家都點頭證實沒有錯，還幫我招了電動三輪車。沒一會，司機把我帶到演出地點。看來是個舞場，佈置卻很印度色彩。要晚上七點才開張，此刻正是清場整理時間。
老闆被叫來，瘦瘦的高個子。我講了有個中國音樂家在這兒演出過，兩月前了。 “知道他在哪裡嗎？他叫Ananda。”接著我描繪了阿難的年齡和長相。
“是有這麼一個人，但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打聽的那個？”老闆想了想說。
“唱得怎麼樣？聽懂了嗎？”我好奇地問。
“唱的是英文，但是他的歌我們不懂。只演了一晚上。那人差點跟樂隊吵起來。兩邊配合不了，樂隊是臨時拉起來的班子，兩邊的節奏合不上。噓聲太多，很失敗。不明白那人怎麼要來演唱，他是你什麼人？”
我不說話，阿難的失敗，無管怎樣情形，我都不樂意聽。
“那是你愛人吧，小伙子很俏呀。”老闆拿我開心。
我只好說，“或許是吧，請你回憶一下，這個中國歌手住什麼旅館，之後去什麼地方演出？”
“這個我可不知道。”
“請幫忙。”
“你剛才說是中國人？哦，不對，他像個伊朗人，塔吉克人，總之不會是中國人，我們這兒從來沒有中國人演唱，聽眾也從來沒有中國人，你這樣的旅客一年也來不了幾個。所以你是我們今夜的貴客。快到時間了，你留下來看演出嗎？”
我看看手錶，才五點半，他怎麼說到時間了？
看見我看表，老闆笑笑，“你才到德里吧，過兩天你就不會看手錶。表沒有用。你瞧，我們都不戴錶，因為我們心裡有個表，”他詭秘地眨了眨眼。
他這麼一說，我決定留下來看看阿難唱歌的地方，盡是些什麼樣的表演。
離演出還有一個半小時，我打算到外面走走，吃點東西。經過郵筒，有人用板車推著一個有許多抽屜的書桌，桌面可以收起來。我邊走邊問，“賣嗎？多少錢？”
他穿著白衣，沒有停下，說不賣。我說我想看那些關著的抽屜。他和我對視兩秒，點點頭，他目光往上，我跟著這目光，看到藍花花的天，有一條奇長的白線掛在空中，是飛機駛過嗎？因為沒有風，才久久留在那兒，劃過了整個天空。從來沒看見那麼長的線，從地那端邁向地另一頭。
再低頭，奇怪得很，書桌和白衣人不見了。周圍都是比我皮膚深黑的人，一個包頭穿著裙子的耍蛇人把一條花綠綠的蛇伸到我跟前，我笑了起來，像進機場海關時，我知道任何時候，微笑總是合算，否則海關官員會覺得你有嫌疑，把你的隨身行李統統倒出，檢查，還可能罰你款，搞不好，讓你在小屋子裡蹲一夜。
眾所周知，我有個在大學當教授的丈夫，他其實和我並不像夫妻，已經不是夫妻，我們維持著一個平和的表面。沒有我，他照樣活，沒有他，我也照樣活。每每想到這點，我的難過就無法表述。好了，好了，我對自己說，明白了吧，一個人根本不需要另一個人也能活，還能活得好些。如果不信，可以參照我的生活，寫書，看書，寫書，讓想像在想像中昇華或枯萎。
前面我提到我的父親：他最愛我，我以前並不知道他愛我，當然我也不知道愛他，到我懂得愛他時，他不在世了。事情總是這樣，就跟人老了，經驗累積知識累積，成了一個智者，卻離死一聲咳嗽這麼點距離。後悔沒用，但我還是後悔，我沒有能夠愛他。
我在前面也提到我年老的母親。這月上旬，我乘飛機回了一趟老家山城：那裡總是綿綿細雨，沉沉霧氣，從長江上往兩岸山坡漫開，幾乎使過江的輪船封渡。從渡輪下來，舉著傘，從江邊菸廠新建的廠房中鑽來鑽去，爬了一大坡又一大坡石階回半山腰母親家，我從小生長的家。應該感謝命運，舊院成了新的白樓，我多年寫作的勞動所得給母親換來一個二居室。我脫了滿是泥沙的皮鞋，擱了雨傘，穿過客廳，進了她房間，輕輕走到她床邊。她頭髮更稀疏，臉上滿是皺紋，穿著一件棕色毛衣，居然認不出我，把鄰居的名字叫成我。那天沒有太陽落入江里，看不見記憶裡的夕陽，只有細雨滴答聲。我坐在母親床邊，握著她的手，有滿腹話要對她說，她卻一再重複地說要去養老院，養老院比家好，有人說話，我想與人說話。 “媽媽，你記得小女兒嗎？”
“她走了，她永遠都不會回家。”母親說。
“為什麼？”
“她走了好，她走得越遠我越清靜。”母親聲音突然沙了：“我好想她。”
“我就是她，媽媽。”
“你不是，她走了，她是個狠心人啊！”
母親把手從我的手裡抽出來，“你讓我去養老院吧。”她重複地說，她要跟人說話。我的哥嫂照顧她，住在自己的房間裡，母親看電視直看到屏幕起麻點，沒有節目為止。哥嫂他們看的是VCD，唱卡拉OK。我退出母親的房間，她不知道，就像她不知道電視上演的是什麼，只是為了聽聲音，為了看圖像。母親可能很久就這樣，在父親去世之前就這樣，可我從未發現，也從不關心，好像母親只要在，就行，只要在，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即使父親去世，她的心全部空蕩盪，並不要緊，一切都還來得及。
我穿過甘地博物館，太陽落入地平線，遠處的紅堡，映著霞光，很美，日落時分，一定是最好的時候，所以進去的人絡繹不絕。甘地火化時太陽很久才落入地平線，他的骨灰撤在河裡。
我突然想起來，第一個和我提印度的人，是我的父親。父親當時與我一起坐在長江邊上，他說到印度，一臉神聖。他在老家被抽當壯丁，他被當成外縣人，編入另一個部隊，他的原部隊開拔雲南緬甸，戰敗去了印度。所以他與印度擦邊而過。
那時我剛上初中，只有十三歲，開始上世界地理課。從課本里讀，印度在南亞次大陸的印度半島上，八億多人，有幾十個民族，叫什麼印度斯坦、泰魯固、孟加拉，主要說印地語和英語，海岸線很長，北部是高山，中部是平原，西部有沙漠，高原在南部，有條美麗的恒河。氣候很熱，出米小麥棉花茶葉。首都在新德里。 1950年和我國建交。荷花是國花，藍孔雀是國鳥。我只知道這些。
父親那天說了很多，我怎麼想也想不起來。我剛才穿過馬路時，看見一個面孔像父親的人，不過那人黑一些，鼻子高一些，年輕一些。如果這人朝我走近，叫我認他，我會認的，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想念父親。
我七點一刻到歌廳，晚了，卻正好演出開始。一台正宗當代印度流行歌曲在表演。台上一排舞女一律露肚臍，沙麗很透明，乳房如豐收果實沉甸甸，手臂與手指一抬一勾一讓，腰一動一閃一轉，眼光如鑽石，一閉一開都令人想入非非，腳實實在在地移動。聽不懂唱的什麼，但那旋律似乎永遠不變：所有的印度歌曲，全一樣。叫人覺得印度人怎麼幾千年編不出一首新歌。或許他們聽中國人的歌，也是同樣印象吧？難怪阿難的歌，他們聽不出好處。
不過，如果不是讓我天天聽，我不反對一年聽一次印度歌。我小時，多遠的爬坡上坎路都要扛一根凳子看露天電影，放映隊在廣場和操場支起一小塊幕布，幕前幕後人山人海。那番熱鬧，一起貪婪地吸收文化營養。很難遇見好電影，更沒有藝術的電影。與朝鮮、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電影及國產片相比，印度電影《流浪者》的確是相當動人。
一下子我全部想起來了。那男主角拉茲長大的孟買貧民窟，像我生長的南岸貧民窟，怎麼看怎麼像。裡面的歌舞，尤其是那一段拉茲的父母結婚不久，泛舟阿拉巴赫河，岸上一隊村婦載歌載舞，在和水手們對唱。舊時代的黑白電影，雲彩是雲彩，河水是河水，真實得伸手一拽，上面的人就可以下幕布來。那些人只可能是女神，從天而降，而舞台上已經現代化的女人，卻和那些電影裡的女人很像，丰乳高聳，四肢靈活，尤其是那眉眼如妖精，把我比慘了。
今天台上領舞的女演員一身黃，頭髮插滿鮮花，她動跨動得我神經發軟，她抬頭抬得我害怕一下弄丟了她，她脖子一動眼神一掃最抓我魂，因為她的鼻環和肚臍銀環一起亮一起閃，突然天神返回人間，有著人間世俗女子的情意綿綿。有條蛇纏在她身上，一會兒蛇在地上盤旋而上，與她對舞。一剎那，舞台上只有她和蛇，她唱，唱得蛇憤怒，唱得蛇快樂，最後竟掩面羞愧而去，我能感覺歌詞像在講故事。鼓聲和笛子夾在電吉他和鋼琴中間，小號黑管在歌唱停頓時加強，哀傷萬分。台上出現了男演員，個個英俊，健壯如牛，五官輪廓如雕像，有的頭髮還捲曲，挑選過似的，比街上的印度男人乾淨利落。
我不是說我不愛印度男人：在全世界，中國人與印度人，是兩大移民。他們能分別與西方人通婚比較多，互相通婚卻幾乎沒有。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我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或許非要我選擇一個人在一起，那麼，我第一得選一個中國人，第二才是其它民族，實在鍾情了，哪怕黑人也行，單單沒有想像過和一個印度人過日子，再漂亮也不會。奇怪得很，我知道我不會，就是做一時情人也不會。或許我不知道的原因，就是潛意識中最深層的原因。
正在胡思亂想時，中場休息，我站起來。照例女廁所門口要排隊。前面一個印度姑娘朝我微笑，我也朝她點點頭。我們走到過道，她雙手合十，有禮貌地問：“你從中國來？”
“是的，你從中國來？”
“是啊。”
“北京？”
“是從北京來。”
她樣子很友善，又問我第一次或第二次來這舞場，喜歡嗎？以前來過印度沒有？她牛仔短裙，緊身體恤衫，頭髮燙過，和一般中國姑娘一樣，只是更漂亮一些，有兩個酒窩。我一一回答她時，腦子一轉，問她知不知道Ananda？
“我是他的崇拜者。”
得來真是意外，我“啊”的一聲。
她笑了，反問我：“那你呢？”
“你說呢？”
她哈哈大笑，
一下對我很親熱，拉著我的手到廁所一個小間裡。她神秘地關上門，然後從小黑皮包裡拿出一張折疊好的紙，打開是一張頭像，和我今天在街上見過的廣告一模一樣，不過尺寸小些，而且像是用剪刀剪過，只剩下頭像。 “你看這就是阿難，你看這是他的簽名。”
看不清楚，簽名很草。我把圖片拿到洗手台的鏡子前，燈光明顯亮一點。還好，籤的是中文，再草也辨認得出來，的確是阿難二字。這下證實了阿難就是Ananda，我很高興我的一丁點佛教知識還真派了用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