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家都是“土生土長”的重慶人，靠著山腳岸邊長大，天天看嘉陵江水清長江浪濁。一家子圍著小收音機聽本地“言子”，笑成一團。只有一個人不一樣，那是我父親。
父親是抗戰時被抓壯丁來到重慶的，重慶人叫他“下江人”。父親一輩子沒學會說哪怕勉強過得去的重慶話，幸虧他是個木訥寡言的人，不得不開口時才開口。開口便是天台寧波口音，很像上海話，與重慶話就隔了千里萬里。只有我能聽懂父親的話，所以做了義務翻譯，由此揀了幾句半通不通的上海話。
父親一輩子都想順江水而下，回到長江入海的那片廣闊的平原，那生育他的土地，但他只是一個病休的川江拖輪駕駛，在家燒飯做家務，六個孩子數著米粒下鍋。社會最底層的人物，能有什麼奢想？只能閒下時看著滔滔江水，男人家也不能盡落思鄉淚。
但是父親是個大度的人。街坊上有痞子看見他軟弱可欺，對他說話如凶神惡煞，讓我這小姑娘怒火直沖天靈蓋，恨不得一刀揮過去。父親卻不記恨，當這種人需要他幫忙時，比如借鹽借米，父親照樣給，別人不還，他也不要。有一年坡下有戶人家起火，父親提起滅火器，就往坡下衝，火滅後，他的臉和一身衣服都熏得黑糊糊的。
今年上他的墳，我帶了百合花和一本寫我成長的書，燒完了紙錢，燒這書，火旺旺的，父親在另一個世界讀得很快。我一邊陪伴父親讀這本書，一邊對他說了上面這些話。血緣關係固然重要，父親與我之間，卻超越了父女天倫：他雖不是我的親生父親，卻是我最愛之人，他身上的善良、同情心，使一個像我這樣的女孩子未葬於污濁的黑暗之中，因為他的存在，讓我始終對這個世界不徹底絕望。
父親生前有個願望，希望骨灰回家鄉。母親和哥姐都不肯，怕父親的魂回了老家就回不到重慶。所以那年我從倫敦回來，兄弟姐妹一起選擇了面臨長江的山坡，讓他的墳朝向江水，以便他的靈魂順著江水去家鄉探望，再順江水回來。
但是，父親的願，我必須還。八十年代末我到上海讀書，我學得不夠地道的上海口音，讓我在上海商販手裡吃了不少苦頭，連坐公共汽車都被指錯方向，售票員厭煩地說：“外地人，拎勿清。”
近年我到上海做過幾次簽名售書之類的事，上海記者卻驚喜我能學上幾句寧波腔。
最終我與上海還是“隔”。
但是，作為小說家，我卻有一個多年修煉得來的移魂術：我能讓我的主人公替我還父親的願：在上海長大——冒險上海，征服上海，敗績上海。
冥冥之中，我覺得父親會喜歡這個故事，讓我代他生活在上海。
我從重慶到上海，與所有的外地人一樣，被上海人看做小月桂一樣的鄉下人。這沒有什麼錯，並非每個上海人都是大慈大悲的佛陀，不必皆知眾生苦。
我想問自己，上海引以自豪的現代性是怎樣出現的？這成了我的一個懸疑。我不得不想像“如果我與上海一起長大”。
而我母親的第一個丈夫是個袍哥頭子，他在舊重慶的西餐館，或是兩江一帶碼頭呼風喚雨，對女人卻很有流氓本色。母親還是逃離了他。
我開始設計這本小說時，本想寫一個革命者怎麼一步步成為一個黑道人物，後來發現最可寫的是一個女人，如我的母親，她那雙大腳，如何從鄉下踏入摩登世界。怎麼遭遇奇蹟，陷入地獄；又從地獄返回，歷遍人間。
這才出現這本“虛擬自傳”。
寫完這本小說初稿，去年已落的桃花，又一次花開，又一次花落。我很想讓父親知道，我花了整整一年半時間，為他還了一個願。
我今年回重慶，去上墳的那天夜裡，夢見父親，背景是一片爛漫的桃花，他還是一口天台話：“客舍如家家如寄，誰問花開尚如昔？”這半通不通的奇怪言語，把我驚醒了，難道父親的靈魂陪我當了文人？
我看拂曉的窗外，果然如父親託夢所言，夢中的那片桃樹，長到了夢境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