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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剛吃過早飯，我正一邊在長滿雜草的院子裡散步，一邊想著怎麼給上海局方面起草那份《關於譚宗三一案的最後處理意見》，從敞開著的窗子裡，傳來急促的電話鈴聲。電話是上海局方面打來的，說有關領導對譚案的久拖不決，已經感到很不安了。為此他們派出了一個檢查組來檢查“譚案”的複查情況。讓我做好充分準備，接受檢查，認真匯報。而且特別強調，這個檢查組是代表上海局的。讓我一定要服從他們的領導，配合好他們工作，執行他們就譚案所作的一切決定。最後還反復告誡我，一定不要跟檢查組“頂牛”。
放下電話，好長一段時間，我心裡都感到不舒服。這個電話表明上邊對我前一階段的工作不滿意。而且還不是一般的不滿意。他們曾一再指出，形勢發展迅猛，戰局急速擴大深入，被我俘獲逮捕在押急待處理的“偽縣職以上的行政官員”越來越多，而且肯定還會更多。穩準狠地處理好這一類案件，已成了穩定新區局面，進一步團結新區廣大人民群眾，徹底粉碎舊的統治機器，發展人民戰爭勝利成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希望我盡快從中摸索出一整套正確處理“縣職以上偽行政官員”的經驗，辦法，為上邊制訂相關政策方針，提供翔實的依據。而各地區也急需這方面的工作“樣板”。並多次提醒我，千萬不要死摳住“譚宗三究竟為什麼一定要放棄上海如此優越的條件，到通海地區去另闢蹊徑”這一類細微末節不放。因為譚宗三究竟出於什麼動機來通海（盛橋），對最後的判決（定性量刑），不起決定性的作用。最後起作用的，還是要看他到底犯了罪沒有、犯了多少多大什麼樣的罪。
從理智的層面上說，我承認，上海局有關領導的這個指示是正確的。我一度也是想這麼做的。但是，隨著與譚宗三接觸的漸多、漸至深入，我越來越沒法抑制自己的這種願望：想全面地搞清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越發覺得這個人跟我們以前接觸過的那些“偽縣長”的確有某種程度的不相似處。的確不能等同類比，而以此及彼。他在盛橋的初期和中期只是辦廠辦店。參與某些社會活動，也只是辦學搞商會。後期擔任盛橋商會會長一職，兼任了縣參議院參議。頻頻來往於通海縣城和盛橋鎮之間，主辦了好幾次頗有政治色彩的活動，顯得相當的活躍。自從踏出大學校門以後，很少再出頭露面在眾人面前誇誇其談大發議論的他，居然又經常地在這樣的大型集會上，發表一兩個小時的“演講”。從市鎮建設談到反共勘亂。在此期間，他甚至捐了一大筆錢給八監”和“女子模範三監”，讓他們從國外訂購最先進的警報系統，以防範和鎮壓在押犯的“暴亂”。這時，應該說，他走到了他人生的最“高峰期”。突然……的確是突然，他又蕭瑟了。沉悶了。灰暗了。稱病了。卸職了。不出門了。脫下了筆挺的黑嗶嘰中山裝。換掉鋥亮的黑牛皮皮鞋。三月不食肉。半年不見客。我訪問過當時給他看過病的醫生。調閱過他的病歷。一切證據都證明，他當時並沒有病。他只是不想乾了。但他的不干，又絕非出於政治的原因，因為不久，他就接受了“縣長”的任命，去了通海。據說（後來我也查實）就在他將去通海而尚未去通海的那一段時間裡，黃克瑩頻頻從上海來勸阻他。最多時，一周之內居然來三四次。據提供旁證的老倪說，她到盛橋來，真是比上海人跑南京路還勤快。老倪還證實，到最後兩次，譚宗三便閉門不見。他們之間因此也徹底“鬧翻”。“唉，其實現在看來，黃小姐這個人還是蠻好的。一直勸三先生不要去當這個偽縣長。被三先生關在門外，還不肯走。敲門啊敲門。不斷地問，儂到底為啥。到底為啥。我伲在盛橋做得老好的，儂為啥又扔下那裡的一切要去做這個短命的啥'縣長'。儂自己也不忖忖，儂是這個做'縣長'的人？到底發生了啥事體，儂跟我講呀。儂不要悶在心裡作踐自家。儂不相信別人，還不相信我？我曉得儂一定又碰到啥為難事了。儂這副樣子還要去當啥縣長，叫人哪能（怎麼）放心？宗三。宗三。儂聽見(口伐)？ ”黃克瑩真是為他嘔心瀝血。
黃克瑩在門外幾乎叫喊了有一個多小時，最後把手都敲紅了，嗓子都叫啞了，又叫了一聲：“譚宗三，儂真是叫我失望！”
據老倪說，黃克瑩剛走，譚宗三就把他叫進房。他看見譚宗三躺在藤榻上，淚流滿面，手邊放了一封剛寫好的長信。問老倪：“黃小姐走了？”老倪唯唯道：“走了。”“東西都帶走了？”（他說的“東西”，是指黃克瑩在盛橋生活期間置備的日常生活用品。）“統統帶走了。”老倪答道，並遞上一把熱毛巾，待譚宗三擦過，便輕聲問：“阿要我去把黃小姐追回來？”譚宗三聽後，只是輕輕地搖了搖頭，說了句：“不要再讓她失望了……”老倪這時趕緊說了句：“啥失望。我看黃小姐這個人就是不懂事。三先生去做縣長，有啥不好？要她在這里羅裡囉嗦……”他本想順便討好一下譚宗三，說完後，還得意兮兮地斜過眼去看譚宗三的反應，卻見譚宗三正狠狠地瞪著他，嚇得他拿起濕毛巾就往外走。剛走到門口，又被譚宗三叫住，讓他趕緊去碼頭，把這封信送給黃克瑩：“一定要尋到她。把信交到她手裡。”他反復關照。但等老倪小心翼翼地把信藏進內衣口袋裡，出門叫了輛“二等車”，急急趕到碼頭，還沒在熙熙攘攘的旅客群中找到黃克瑩，他卻又派人截住了老倪，把信要了回去。
“你不知道他信裡寫的是什麼？”我問。
“那我哪能（怎麼）會曉得呢？當時就是三先生允許我看，我也看不懂。我……嘿嘿……不瞞儂首長……我不識字……嘿嘿……”老倪哈著腰，一邊說，一邊湊過來拿起熱水瓶，替我把茶杯裡的水續滿了。
譚宗三在通海縣政府裡，只是個“傀儡”。實際政務由兩位年齡要比他大得多、在通海已呆了許多年的副縣長操作著。而他在通海兩年不到，留下的人緣還不錯。過年過節常叫縣政府的廚師傅做上一桌菜，把大院裡做雜活的那些下人，叫來吃上一頓。這樣的事，在提倡和爭取人與人之間平等相待幾十年後的今天，似乎已並非罕見，但要是想到這是發生在幾十年前的當時，應該覺得是不太容易做得到的，是要引起嘩然的。他還會親自去拜訪屬下的科長科員，尤其關注縣城街道的清潔。常常大清老早的就站在縣城那個唯一的十字街心，親自督察晨起的灑掃事宜。下午四五點，他會帶著一兩個秘書人員，逐條街巷地檢查垃圾的堆放和清倒情況。凡是隨意堆放和不按他的規定清倒垃圾的，他的處罰也很簡單：打掃公共廁所三天。通海縣縣城在他治理下，雖然別的方面一無建樹，但的的確確變得十分乾淨。他被拘留後，也是這樣。自己的拘留室，總是收拾得十分整潔。衣物用品，陳放得井井有條。被帶進拘押室後的第一天，問他有什麼要求。他就提出，一是要幾根釘子，釘在牆上，以便掛他的大衣和外衣。第二，是多給兩瓶熱水。他每天要擦洗。一天不洗就不得過。一開始，這兩個要求都給駁回了。釘子和滾燙的熱水都是危險品，是絕對不能給的。他居然激動起來：“沒有釘子，你叫我怎麼掛衣服？衣服總是要掛起來的嘛！不給熱水，給點溫水行不行？請你們上峰來，我要問問他，我這點請求是不是算最起碼的？！”後來經過特批，同意每天給他兩瓶溫水，但關於釘子的請求，還是堅決駁回了。
從這個人住拘留室居然還提出要釘子掛大衣、要熱水天天擦洗，可以看出他的“幼稚”。 “天真”。事到這一步，他似乎還不太明白自己處境的嚴峻（或險惡）。但除了這“釘子”和“熱水”，他在別的事情上卻又從來不計較，沒聽他提出過任何異議和請求。他總是穿得十分整潔，很溫和地笑著，很平靜地在特地“圈”給他的那個小院裡默默地走動。一圈。一圈。又一圈。磚縫裡冒出來的每一點雜草，隨時發現便隨時都撥淨。說話仍是那麼的緩慢和輕柔。有一次他這樣對我說（他能說一口相當標準的普通話），您知道嗎，我有幾個最要好的大學同學，踏出校門這些年，居然都失去了一條臂膊。有一次，他們對我說，你不要笑，總有一天，你也會失去一條臂膊的，跟我們一樣變成一個獨臂人。當時我真笑他們怪，笑他們痴，笑他們幼稚可笑。現在看來，怪的痴的，幼稚可笑的，大概還應算是我了……說著，他用右手拍了拍自己的左胳膊，好像即將就要失去的便是這條左胳膊似的。
但他卻沒有意識到，這一回他可能失去的，將遠遠不止是一條胳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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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如何處置譚宗三的最後爭論發生在檢查組到達通海縣城的當天下午四點五十分左右。助手進門來告訴我，他們到了，請我馬上過去匯報。我拿起頭天晚上就準備好的匯報提綱及盛放有關材料的一個厚厚卷宗，向外走去的時候，特意地看了一下表。這完全是下意識的動作。但我有這樣的預感，即將發生的爭論，不僅將最後決定譚宗三的命運，也將決定我自己的命運。參加任何會議，在踏進會場前，我都沒有臨時看一下時間的習慣。但那一天我的確留心地看了一下。我好像特別在乎這個時間似的。
四點五十分。走進小會議室那個紅漆大門時，我又止不住地看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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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組一共十二個人。四個是正式成員。其餘八個中，除一個負責檢查組的日常生活交通聯絡後勤供應外，那七個，是警衛。配的一式的湯姆式衝鋒槍。最近連續接到加強內衛警戒的緊急通知。濱海地區已發生多起國軍殘部和流竄的海盜土匪襲擊殘殺我政府工作人員的惡性事件。通海縣縣城裡也從昨天起實行宵禁。並加強了武裝巡邏。
小會議室原先是這大宅里的西餐廳。保留了那張碩大的橢圓形橡木大餐桌，而把那兩個做工尤其精緻的玻璃酒櫃抬走了。現在一邊牆頭貼著中國革命領袖的像片，另一邊牆頭貼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像片。既然是匯報會，按慣例，與會的同志應圍著大會議桌坐一圈。但今天的氣氛卻有點特別。檢查組和地區軍管會的那幾個主要負責同志都靠裡坐在一邊去了，而把靠外的那一邊，留給我一個人坐。這情景似乎有點像是要“審訊”我，又有點像十幾年後發生的那場“文化大革命”排座位。革命的領導同志在主席台上自動坐左邊，而被認為或自認為是“保守的”“反動的”，則一律坐右邊。
也許是無意識的。
但我還是跟他們開了個玩笑，放下手中的匯報提綱和那一厚本卷宗後，笑著問道：“怎麼，看這架勢，今天好像開的是審判會？審誰呢？”
有幾位同志不無有些尷尬地笑了笑。
但很有幾位同志卻依然聲色不動地坐著。
倒是那位檢查組組長掃了自己身邊的那幾位一眼，泰然地笑了笑道：“是啊，都擠一邊幹嗎？我這邊又不發糖。散開散開。”
於是有人拿起自己的茶杯和記事本鋼筆，坐到了我這邊來。於是氣氛頓時鬆緩活泛了許多。點煙的點煙。沏茶的沏茶。有了動靜。但低啞的笑聲裡卻依然滲透著瀰漫著籠罩著某種不自然。
當天的匯報會，就在這樣怪異的氣氛中，一直開到晚上十點四十分。整整開了六個小時左右。
大食堂把已經熱了好幾次的晚飯送到小會議室裡，已是十一點差十分。
我說我胃不舒服，不想吃，想早點休息，便拿起筆記本和那個厚厚的捲宗，頭都不回地走了。小會議室裡的氣氛剛剛由於“包子”和“麥犧粥”變得祥和活躍起來，我這一走，又突然寂靜了尷尬了，繼而又忿忿了。我知道我不應該走的。我知道無論怎麼樣，我都應該留下來陪他們一起吃完這頓飯再走。我知道我這樣“感情用事”，絲毫無補於問題的解決，而只會加重其嚴重程度。但我還是忍不住要走。在這六個小時中，除了一開始的那三十分鐘因為要聽我匯報，必須讓我來講以外，後來的五個多小時幾乎再沒容我講一句話。我幾次用眼神暗示那位主持會議的“副專員”，希望能容我對某些關鍵性問題，作一些必要的解釋。但這位老練而又年輕的“副專員”卻只當沒看見。
我離開上海前，政法委和上海局的首長都召見了我，就如何處理“譚案”，給了一個總方針，那就是既要從快，又要慎重。強調了要在慎重的基礎上從快。要通過處理譚案，不僅要給新解放區各階層人民一個震動、一個振奮和一個教育，還要切實有利於團結新區的最大多數，孤立和打擊最少數。有利於鞏固穩定和發展那裡的新局面。我覺得我在通海期間是努力貫徹這個方針的。是衷心擁護這個方針的。我作為受命來全權處理此案的人，在沒有被褫奪這個處理權以前，應該有權決定我自己的工作方法（比如多次找當事人或相關人員單獨談話），有權決定相應的工作進度和工作側重點。即便工作過程中出現了幾分偏差和遲緩，絕非有意對抗，更非陰謀破壞。況且，譚宗三的問題，的確有它的特殊性。他任偽縣長時間不長。即便在職，也沒被當心腹使用。對此他是不滿的，痛苦的。他對國民黨政權的腐敗有一定的認識。一九四七年盛暑，昆明發生國民黨特務槍殺民主人士李聞二教授事件後，他在盛橋和通海的一些公開場合，多次慷慨陳詞，提請有關方面應廣開言路，深納民意，以求政清人和。他一度甚至還籌劃著要在縣政府院子裡立一個聞一多的塑像，受到過偽省府和南京最高方面的嚴厲訓斥和追查。
慎重對待一個，就能團結和瓦解一片，其威力可能比動用一個師一個軍的兵力還要大。這方面的經驗，我們不是曾多次傳達推廣過嗎？
為什麼到我這兒就不能這麼做、做了就好像犯了大罪一般？
我沒直接回房間。我不想回房間。我直接走向海堤。我聽堤外的大海匐匐作響。漆黑一片的海面上什麼也看不見。我只能感受到大海發起衝擊時引發的震撼。顫動。
不一會兒，我覺得身後有人走了過來。
“不吃飯，觀海景，好雅興。”是那個年輕的“副專員”。
“……”我沒有回答。我也不想回答。我怕我一張嘴，就會跟他“頂”撞起來，而上海局有關領導的指示十分明確，不許我跟他頂牛。
“走。上我那兒坐一會兒。”他發出邀請。
“太晚了吧。要處分，也等明天吧。”
“誰要處分你？你這情緒不對。”
“我知道我不對。”
“你不知道！”他的聲音突然嚴厲起來。
“……”我不作聲了。我知道我不能作聲，不能張嘴。
“走。”他幾乎在下命令了。
他沒住在軍管會大院裡。我們原先為他在這個大院裡準備了一個套間，地方還算寬敞，找人談點什麼也方便。他不要。偏偏提出要住南城的“文香閣”。軍管會的一個副主任笑著對他說道：“朱專員，看來您對我們通海城的情況是熟透熟透啊。”他沒正面回答這位副主任的調侃，只是打聽：“原先收藏在文香閣裡的那幾部線裝書，像《四部備要》、《四部叢刊》，還有《綱鑑易知錄》、《古文釋義》、《白話四書》、《清史稿》、《唐詩全解》……都還在嗎？”那位文化程度並不算高的副主任對這個什麼《備要》。 《知錄》的，可太不在行了，便只得回頭去問身邊的秘書：“在不在？啊？”
“文香閣”是當初江南名士文徵明建來送給金陵城裡一位通海籍名妓的。此閣建來十分精妙。東西寬不足兩丈，南北卻有三四十丈長。縱向依次佈置了廳堂榭園竹石池林，真可以用得上石濤的那句話：“搜盡奇峰打草稿”。其間自然少不了還要佈置一座專供那位名技居住的閨樓。閨樓雖非鑲金嵌銀，通體只用楠木雕鏤而成，卻顯得尤其華貴而淳厚。樓早改作藏書用。園子則被荒草野荊所累。副專員看中這裡的一種意味，只讓人收拾了最後一井那月洞門門楣上題有“宛在”兩字的小院住下。三小間平房一間做了臥室。一間做了會客室。一間住了警衛員。並把檢查組其他的同志，也安排在相鄰的小院裡了。
房間剛用石灰水粉刷過。一桌一椅一個老舊的板箱式書櫃，再加一個帶蚊帳的大床。沒有一件是多餘的，沒有一處不是收拾得乾乾淨淨的。軍管會送來的那床大紅團花錦簇綢面的新棉被，連同那條八斤重的新棉褥，都讓他疊起來放在床腳邊一張大方凳上了。他用的是一套他自己帶來的被褥。一條套在軍用黃布被套裡的褥子，極薄極薄。一條鐵灰色的軍用毛毯。落雪天，最多也只允許再壓上一件軍棉大衣。他從來不許自己喝熱水。從來不許自己在晚飯時吃葷腥。即便在允許自己吃葷腥的中午，也從來不許自己吃兩隻以上的葷菜。一般總是在炒青椒或炒葫蘆瓜片時，稍稍地放進幾片肉，或者蒸幾條小成魚。他從來不允許自己在十二點以前上床。上床前，他總要做一篇日記。日記本是他自己用毛邊紙裝訂起來的。早上五點三十分準時起床。二十分鐘跑步。五十下俯臥撑。還有一套獨到的健身操：拍打全身。噼劈啪啪拍通了全身的經絡血脈。切實貫徹中醫的一個基本理論，通則盛。然後是一個冷水澡。拼命用乾毛巾把全身擦紅。再雄糾糾氣昂昂地去吃早點。一杯冷開水。兩個蒸山芋。或一杯冷開水，一大碗老麥犧粥。盡可能地再吸一個到兩個生雞蛋。他覺得雞蛋裡所包含的營養，用兩個字便能說盡，那就是：全部。他還有一個習慣也是別人難以想像的，每月都要在月尾的那兩天裡，吃一點大黃，讓自己徹底地瀉一下。攻下瀉火。清理。排毒。因此他總是感到非常通暢。非常興奮。非常“自以為是”。不管是誰，只要跟他一起工作上幾天，就會感覺出他身上自有一種非凡的魅力。的確吸引你。同時也讓恨他忌他的人更恨他更忌他。非常想不理睬他但又常常想偷偷瞄他一眼。注意他一切動靜。
我走進他房間時，他已經讓我的助手把我的晚飯送了過來。然後他揮揮手，把我的助手打發了，也把他的警衛打發了，讓這寂靜到不能再寂靜的“文香閣”“宛在”小院東偏房裡只剩下我和他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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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我該怎麼來向你們講述隨後一個小時裡，在我和他之間發生的那一場我想激烈、但卻怎麼也沒激烈起來的爭論。這的確關係到一個人的生死。但他始終取兵臨城下之勢，有力地有效地控制了這場爭論。讓這場爭論在一邊倒的情勢下直至結束。
在這一個小時零八分鐘的爭論中，只有十八分鐘是用來談譚宗三的問題的。也就是說，他只用了十八分鐘時間，就在這根本問題上，把我“搞定”了。搞得我啞口無言。目瞪口呆。心如刀絞，卻又無奈。他早在十多天前，就秘密派人來到盛橋和通海，調查譚宗三的問題。他單刀直入。開門見山。很快就掌握了某些我至今都沒能掌握的重要情況。 “人渣。”這就是他對譚宗三那樣的一類人的最後評價。結論。 “你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緒。你的問題要害就在，一直在同情著這個譚某人。你至今還沒擺脫你身上那一點'上海學生味'。你要明白你現在已經不是上海小弄堂裡的學生仔了。不要總是讓自己身上的那個'上海學生味'左右自己。不要老是擺脫不了'上海屋簷下'那點黴朽味兒。把你年輕的頭顱伸出這個舊屋簷。太陽就在你面前。一定要明確，我們面對的是中國二千年來製造的一切污泥濁水。我們要清理。清理。不斷地清理清理再清理。”然後他問我最近讀些什麼書。他告訴我，有兩本書是一定要反复讀的。一本是《聯共（布）黨史》。 “這是我們唯一可藉鑑的經驗。所以得一遍又一遍地讀。還有一本小說。讀過《怎麼辦？》嗎？”
“讀過。”
“誰寫的？”
“車爾尼雪夫斯基唄。”
“唄什麼唄？不少人讀書不記作者名。這是個很不好的習慣。你總算還不錯，記住了這個作者的名字。這是個值得所有的人記住的名字。這本書你讀了幾遍？”
“一遍。”
“一遍？”他笑著叫喊了起來。 “那我就鄭重相勸，你一定得讀一百遍。至少也不能少於九十九遍。”
然後，他就從他隨身帶著的那個小書箱裡，取出他那本開明書局出版的《怎麼辦》。書精心地用牛皮紙做了個新的封面。凡是破損的地方，也都用一種很薄的近似半透明的“米花紙”細心地粘貼平整。缺行掉句的地方甚至都用正楷毛筆小字一一補上。十幾分鐘後，他又突然把話題轉向了他自己（而我這時，依然還著急著那個“譚宗三”。我想立即去找他）。他那麼有興味地激動地講述著他自己。使我感到很多時間裡，他其實是很寂寞的。特別內心是很寂寞的……
這樣，他整整講了四十分鐘。
最後我唯一記住的是，他家原籍山西霍州府。那是個出煤、出羊羔饃、流行吃莜面饣合饣各的地方。也是當年黃帝大戰蚩尤確立華夏勝局的主戰場之一。那裡的人習慣把“幾個人”，說成是“幾位人”。把“這個孩子”，說成“這顆娃”。把小女孩統稱作“圪爪女”，把小男孩戲稱作“夾尻的”。那裡的鄉民喜歡擂鼓。他們說黃帝打敗蚩尤後，留下了一大批帶血的戰鼓，日後便化作了這裡無數的“塬”和“峁'。也許還有那種叫作“崗”的東西。他們祖祖輩輩在這塬上和峁上種下了無數的小麥和蒞麥。還有養麥開著連片的白花。淌過那清澈的汾河灣。又翻越那綿亙的西山呂梁。那年他父親隨著他祖父從山西來到上海。後來為什麼再沒回山西，他就說不清了。他也不想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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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就走了。送我出門時，他緊緊地握著我的手，叮囑道：“汲取教訓。”我猶豫了一下，問：“組織上準備怎麼處分我？”他笑了笑反問道：“你想要什麼處分？”我沒回答。他沉默了一會兒，爾後說道：“處分的問題，相信組織吧。”接著，外邊便下開了小雨。
我沒回宿舍。我那個助手還一直在門廳的暗處等著我。見我嗦嗦地走出，他竟喜出望外地撲來，連聲問：“沒事吧？沒事吧？”我吱愣著反問：“什麼事？”他一時間居然都不知再說什麼才好，只是眼眶濕潤了，直直地看著我。我知道他擔心的是什麼。在當時鬥爭的環境下，也曾發生過那樣的情況，談話談到最後，立即下令隔離審查接受談話的那一方。簡直比住院治療還要簡便，不用辦任何手續，就可以立即把人帶往拘留室或禁閉室。而剛才我走進“宛在”，看見在院門口站著兩個荷槍實彈的警衛時，心裡並不是沒這麼預料過。但那時我只想去力爭。我所要力爭的，似乎還不只是那個“譚宗三”，還為了一種潛在的意願。一種惶惑。久久未能抹去的惶惑。
但此時，我卻只想趕快走出“文香閣”，見一個人。我想直接責問這個人，甚至大聲喝斥、痛罵這個人。這個人就是譚宗三。
朱“副專員”剛才告訴我，譚宗三在通海期間，曾姦污蹂躪了十多名勞動婦女。在縣長任上，他還多次簽署了搜捕我地下工作者的命令。小張島上那個“省八監”用他捐助的錢，從美國進口了一台專門用來處決人犯的電椅，宋邦寅用它殺害了十多名我被俘的高級幹部。
你知道嗎？
朱副專員問。
電椅的事和簽發搜捕令的事，我都知道。命令和行動，都是別人籌劃起草好了，只不過讓他簽一個字而已。買電椅，他事先並不知情。事後用它幹些什麼，宋邦寅也不會跟他商量。這兩件事我都訊問過他。他也都如實招來了。但姦淫那麼些婦女，而且又是勞動婦女……我不知道。他也沒交代過。
但……我直接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這個，可能嗎？譚宗三？他？
但我沒問出口。我知道，這時我得越發謹慎才是。千萬不能再給人造成那種錯覺：我仍頑固地在為譚宗三辯護。我知道這個辦事極精幹實在的“副專員”，手中沒有確鑿的證據，是不會輕易這麼說的。我等著他拿出證據來。果不其然，幾分鐘後，他便從那隻上了鎖的鐵皮保險櫃裡，取出十二個卷宗。一個卷宗裡記錄著一個受害女人的材料。
這些材料以它無可辯駁的強大的真實性，告訴我，確實是十二個。婦女。更讓人無法理解的是，這十二名女子，沒有一個是稍有點身份的。十二個里邊有七個幾乎是半文盲。有兩個讀過半年初中，當時在縣府文秘室做謄錄抄寫文印等極一般的差使。但那已是十二人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了。還有一點也很特別，這十二名女子幾乎全都是這個“縣衙門”的低級差役。或者是廚子（還是白案上的助手），或者是洗衣工（只管洗大件粗作），或者是清潔工（屬於她的管理區只到前堂和前院為止），或者是只管燒水灌熱水瓶的（譚宗三用的開水還不歸她供應）。或者是她們的姐妹、連襟或……有一對甚至是母女。他把人家母女倆都佔用了！
我真的有點不敢相信了。
這真的是連“禽獸”都不如了！
這些女子，有好幾個我是見過的。不僅說不上有什麼姿色，有的甚至連五官都沒搭配勻稱。翻起的厚嘴唇和往外齜出的長牙和過多的生髮油雪花膏。絕對讓人驚疑。 ”（當然也有長得還算是勻稱的。但也僅此而已。根本談不上氣質和修養。）而且她們中年齡最小的也要比譚宗三大兩歲。最大的已經比他大了七八歲。而且她們平日里根本無法接近“縣長大人”。前面已經說過，她們的工作範圍最接近譚宗三的也只能到達前堂。而前堂離譚宗三的辦公室和臥室，還隔著一個很大的中院。中院兩廂排列著一系列縣府最重要的科室機構。這些只做粗活的女人要想在眾目睽睽之下穿越這漫長的中院，去接近“譚縣長”，不是幾乎，而是絕對沒有這個可能。
他怎麼把她們“搞上手”的？
他為什麼要只盯著這樣一些女子？
通海縣城雖然只有八九萬人，在規模上絕對無法跟上海相比。但它建城的歷史卻遠比上海悠久。地處長江口。可以說代有名人雅士湧現。也出過不少足以傳世的名女子。當時譚宗三即便因為跟黃克瑩失和，心裡煩惱；退一萬步說，按男性社群中的慣例，要找“精神寄託”，縣城裡也並不缺少各種有品位的女子包括大家閨秀和小家碧玉。有潔身自好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千金，也有十分開通開明、在交往中絕不會以結婚來要挾對方的職業女性。還有那種自認是心比天高、命比紙薄、而又不甘如此、繼續在四處出擊的“紅顏知己”。如此這般，以譚宗三的一切，何至於要在那樣的女人中浪擲自己？
難道真的像北京人說的那樣，嗨，您就別想不通了。人家好的就是這一口嘛。難道……他真是某種心理變態狂患者？
是我把他看得過於簡單了？還是過於復雜了？
是我過於把他當作一個“人”來看了，還是我還沒有在足夠細微和深入的程度上，把他當作一個“人”來看？ ！ ！
我頓挫。遲疑。並迎著越發密集的雨點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