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趙歸華已是大一的學生了，在南方一所大學讀計算機專業。千禧之夜，他給父母發來一份精美的電子賀卡，又帶聲響又帶動畫，一條稚拙可愛的小龍飛過來飛過去。趙歸華說，寒假期間準備去本地一家電腦公司打工，掙一點錢。然後和幾個同學一塊去旅遊，春節可能不回家了。可可複信說，不行，暑期再做此類安排，春節要去看北京爺爺。改姓之後，對孩子稱呼兩邊的老人便是北京爺爺和武漢爺爺。許多年來，也就這麼叫了下來。兒子復信說，那他直接去北京，打工一事已經答應了那家公司，掙的錢可做新學年的學費。又問，北京爺爺家有電腦沒有？上網沒有？如果沒有，他便不能去了。從高一起，兒子就沾上了電腦，可以三日無魚肉，不可一日無電腦。上大學後，他還做了一個自己的主頁，成立了他們高中幾十個同學的“網上班會”，天南地北的，天天有人來這兒聚。
一個與世隔絕的世紀老人，一個與世隔絕的單身女兒，哪裡扯得上什麼電腦、上網呢？但中欣還是打電話問了北定。北定說，我們要那玩意兒乾嘛？我們現在連電視都不開。過了一會兒，北定又打電話過來說，爸爸說去買一台，問買什麼牌子的？老爺子這個出人意料的決定，讓中欣不安起來。她說，先別買！為孩子的一句話，買一件這麼貴重的東西，犯不著！你們平日也用不上它。
幾天之後，北定打電話來說，電腦已經買了。那天她剛說暫時別慌買，老頭子就跟她急了，說，用老子的錢買點東西，老子還作不了主了？當即逼她找人去中關村挑了一台拖回家來。現在已經安好了。只是她不會用，要不然可以和在美國的東勝發伊妹兒了。
中欣家的五個孩子，還未全部長成，便各自東西了。先是各自到東西南北中去當兵，八十年代初，除了中欣留在老家湖北以外，都陸陸續續調回了北京。幾年之後，南進一家去了深圳，東勝跟丈夫去了美國，北定和西平留在北京。北定一直守著老爺子，西平卻是常年不見踪影的。西平是他們老趙家改革開放的先驅，一直在做各類大大小小的生意。做得好的時候，香車華屋歌舞宴飲。做得不好的時候，被人追得雞飛狗跳牆，常回家裡討些盤纏錢外出避風頭。中欣記得那年生孩子回家，西平已經在折騰一些小買賣了。一次他拿回家幾個手掌大小的電子計算器，給中欣演示了一番，按幾個數字，按一個“＋”，再按幾個數字，按一個“＝”，得數就在那個小窗口上清清楚楚地蹦了出來。那時候，這種玩意在用了千百年算盤的中國大地上，還是一個稀罕物。在此之前，中欣只在機關的財務處見過那種手搖式的計算器，沉甸甸的，像一架英文打字機，左手推一下排擋杆，右手轉一下搖柄，跳出一個數字，算一道題，還不如算盤快呢。如今這掌心薄薄的一片，嘀嘀嗒嗒一點，成千上萬的大數字，一眨眼就算出來了。西平見中欣一副驚訝神色，誇耀說，加減乘除平方開方百分比，啥都會，怎麼樣？當家庭主婦了，來一個！中欣問他是哪弄來的。西平說，一個朋友從國外捎來的，一般人要，150元。你要，100元。那時，100元還是一筆不小的錢，相當於她和可可倆人一個月的工資。再說剛添了孩子，要花錢的地方多了。便說以後再買吧。西平說，你真想要，50元給你算了。中欣便買了一隻。這是他們手足之間第一次做生意，心裡總覺得有些彆扭。不知是自己少給了西平錢呢，還是西平多蒙了自己的錢。後來父親知道了這件事，大發雷霆，將西平臭罵了一通：你這個二道販子！你這個跑單幫的，你跟你妹妹做起買賣來了！你老實說，你這玩意兒哪來的？究竟多少錢一個？西平說是秦家的老二從香港弄回來的。按當時港幣與人民幣的折價，45元一隻。西平說，我沒賺中欣的錢，要是別人，少了100元，我還不稀罕賣呢。西平說的秦家，是中欣父親的老上級，當時正是位高權重之際。西平一說秦家的老二，把老爺子噎了好一陣子說不出話來。最後他說，咱們不管他老二老三，咱們不做這些下作事。西平說，您哪，您這就太落伍啦！這巴掌大的小東西算個啥？現在呢，畢家的晉軍，武家的和平都在搗騰軍火了。您不信？給我錢，明兒我就給您扛一挺機關槍回來。
老人滿臉漲紅，怔怔地望著西平，半晌說不出話來。在中欣印像中，這是父親第一次在子女面前站在了下風。
中欣回家以後，發現花50元買的那個計算器，在幾個月間，竟像蝗蟲一樣一撥又一撥地出現了――MADE IN HANGKANG，MADE IN TAIWAN，MADE IN JAPAN ……價錢也沒個譜，有的三五十，有的一兩百。還有電子表，錄音機，傻瓜像機，以及各種各樣的奇裝異服－－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時代到來了。
7
忙亂中，春節很快就臨近了。在這期間，中欣為了老趙家新世紀的第一大聚會，幾乎也可以說是最後的一次聚會做了很多事：給美國的東勝發電子郵件，給深圳的南進打電話，還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西平。一個個動之以情又曉之以理，終於約定了這一次的龍年全家大聚會。並說好各自一定要把配偶子女一併帶回來，不帶回來的就是小烏龜，到時將小烏龜貼他一臉－－就像孩提時代玩撲克牌那樣。中欣甚至把話都說到了絕處：哪怕老爺子以後的追悼會你們不回來都行，反正他也不知道了。但這一次一定得回來，讓他活著看到比死了看到好。
在此之前，趙家最後一次的大團圓是在八十年代中期。那時，中欣的媽媽還在。該生的孩子都生了，該離的婚還沒有離。那是趙家有史以來家族成員最多最全的一次聚會。那一次還專門到首都照像館去照了一張規規矩矩的全家福。那張全家福至今還掛在中欣父親書房裡的牆上。書房正牆的中間是趙耀同志身著那套英武的將軍服，在一九五五年受銜後拍的標準像：肩上扛的是少將一朵花。左邊是一九七一年趙家的五個孩子先後全都當了兵時與父母的合影。在那種男女不分的軍裝包裹下，是一副副還沒長硬朗的身子骨和一張張透著單純稚氣的臉。只是母親的眼裡有許多的憂鬱，父親的神色中有些許愴然－－那時，他已被剝去了軍裝，穿著一件褪了色的老式斜紋布舊軍服，在一片新得發亮的綠軍裝中間，顯得有些萎縮。一向講究衣飾的母親，只穿了一件剪裁稍稍別緻的春裝－－那尖領比當時普通常見的要大一點而已。父親那張將軍照的右邊，掛的便是八十年代那張全家團圓像：兩個老人，五個子女，五個配偶，四個第三代，總共十六個人，將那畫面擠得滿滿噹噹。
那個時候，對趙家來說，甚或對整個中國來說，都是一段平平和和的好日子。剛從許多年的混亂中走出來，尚未走進另一種混亂。父母身體還算健康。父親業已渡過了離休的危機時期。五個孩子的五個家庭都建立了起來，雖然談不上大富大貴，一個個也是不愁吃穿。既無甚麼風險，也沒太大的貧富懸殊。況且還有一個個很誘人的美麗遠景等在前頭：到什麼什麼時候翻兩番啦，到什麼什麼時候進小康啦……反正，是一個讓人心平氣和又充滿嚮往的時期。
那次回去，可可也是一個人物了。他讀完研究生，留校任了教。發表了一些據說是很有份量的論文。那些論文，中欣家的人都沒有看過，既便看到也不會感興趣，但那畢竟是在一些權威報刊上發表出來的。在北京的時候，還有國家體改委的電話打到趙家來找可可的。因此，中欣的父親與可可的話稍稍多了起來。他對可可研究的東西不清楚，便講自己打仗的經歷。但往往他一開口，幾個子女就一塊起哄：又來了又來了！你那幾個段子我們都能背下來了－－老子把他的襠一抓，他小子的眼睛就直勾勾了……大家一片嘩然。老人也笑了，邊笑邊罵道：你們這些小錘子！沒有老子的那一抓，你們現在早就給小日本當亡國奴了。孩子們說，你把小日本說得多好，你抓他的襠，他還能讓你生了這麼一大堆－－劈刺－－西平對著父親做了一個捅刺刀的動作：早就讓你“死啦死啦的”。
那次回家，中欣最感意外的是，子女們都敢跟老爺子開玩笑了，有的玩笑甚至還開得很過分。從小到大，父親在他們心中是威嚴又神聖的天王。遠遠聽見他皮鞋的踏踏聲，汗毛都會立正的。父親的話，就是他們的最高指示－－當然，父親許多的話本來就是毛主席的話，他任何時候都能找到適用的毛主席的話。他曾說，毛主席真是不簡單，把這個世界上的話都說盡了。到得後來，孩子們不光拿他說的話開玩笑，也拿毛主席說的話開玩笑了。比如家裡剩了一點飯，便會說：“糧食多了怎麼辦？”另一個便答道：“閒時吃稀，忙時吃乾！”
開始的時候，一聽見這類褻瀆的語言，老人會立刻翻臉，勃然大怒：你們跟老子放屁！
要是回到往日，孩子們要嚇得打哆嗦了。可後來一點都不氣短了，一句話就能把老爺子頂到牆角旮旯裡，噎得老人半天說不出話來：您還這麼護著他呀？您當年西路軍的虧吃少啦？您文化大革命的虧吃少啦？您的彭老總是怎麼死的？
子女們跟他起哄，老人便去給幾個孫子輩講。偶爾被他們的父母撞見，便會說上他幾句：別給小孩子說這些，怪嚇人的。要是誰把誰抓個一下呢？
每當這種時候，老人便會沉默了，會一下子現出蒼老和呆滯來。
寂寞的時候，他也會去給可可講。可可總是微微地笑著，很專注地聽他講。對於可可來說，如果“紅軍”曾經是一個政治符號的話，那麼現在，紅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有興趣聽岳父講那些往事。他的中國革命史知識在許多時候能與岳父的講述對接，並能讀出教科書上不曾有的東西。只是他發現，岳父給他講的那些，大多也是教科書上的，電影中的，而不是他自己的。而且，他只講和日本人打仗，不講和國民黨打仗。岳父跟日本人只打過那麼幾仗，講來講去便常常出現重複……（後來，可可了解到，有的人從來就沒跟日本人打過仗。八年抗戰，半個日本人都沒見過，更不要說“把他的襠一抓”了。）可可想，岳父不談與國民黨打仗的事，大約是怕他這個國民黨的後代聽了不舒服。他體味出了老人的善意，還是主動提到了國共間的幾場大仗。岳父卻不接他的話頭。可可發現，岳父其實對自己的對手了解非常少，岳父在這方面的知識，大約也只是來源於電影、文件和毛主席著作。可可便給他說抗戰中的那些著名的戰役，說內戰中國民黨為什麼失敗，說國民黨政府與美國和蘇俄的關係，說當時的國際政治格局，說自己父親那一代知識分子在抗戰勝利之後是如何看待那個日益腐敗的政府……可可的坦誠，廣博，無拘無束甚或離經叛道，一開始都讓岳父十分意外，不知如何應對，他更多的時候只是默默地聽。中欣對父親的這種反映也十分意外，有幾次她都擔心父親會和這個異端女婿爭吵起來的。
可可笑著說，怎麼會呢，只要以誠相見，有什麼事不好說呢？其實，我倒真想他和我爭一次，他把太多的想法憋在肚子裡。可可說，大半個世紀的嚴酷現實，這些老人們――包括他自己的父親，已經失去了對自我的言說能力。可可說，有數十年間，他沒有聽過父親講自己，他那一張嘴，彷彿永遠只用來講課的。直到八十年代，政治寬鬆了一些，他才聽見了父親心裡的一些聲音。
但是，他依然沒有聽見岳父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