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初，唐人先生曾寫出多卷體的長篇小說《金陵春夢》。小說主要描寫蔣家王朝的興衰過程，最後以南京的王朝日落——國民黨的分崩離析而收筆。 1979年我重返文壇之後，心中始終難忘發生在金陵的另一個灰色的夢：它與蔣家王朝的覆滅無關，完全是在新中國歷史中發生的。
“文革”時期的1970年冬日的一天，從勞改隊遣返回南京的原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青年劇作家杜高挎著菜籃兒上街去買菜，在街頭看見了一張處決反革命的告示。不看不知道，一看把他嚇出一身冷汗：因為被處決的4個人都是與其在同一條勞改隊大炕上睡過覺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姓名是：孫本橋、姚祖彝、王同竹、陸魯山。
時至1979年，杜高平反後回到北京。在他任戲劇出版社社長期間，一度與我主持的作家出版社為鄰；加上我們又是同炕的難友關係，自然經常談起昔日的一些往事。當他與我談起那個冬日上午的事情時，仍然不無驚異之色。他親眼目睹處決這幾個昔日同窗的囚車從他面前隆隆駛過；其情其景，給我和他心裡都留下一個十分淒惶的夢。當然，這個夢的破譯，不僅僅是我倆的心願——而是被一代受難的知識分子所關注。
據友人們回憶，孫本橋原是北京工業學院的學生，人極為聰明。曾與他一起在清河制呢廠實習的教師張永賢告訴我：孫酷愛學習，在工廠實習時每月發16元工資，他花去6元多錢購買了一套，在實習之餘苦讀。目前，在四川社科院任數學研究所所長的楊路，得知孫的消息後說：孫是數學奇才，過去在一塊經受勞改時，許多演算難題他不需要筆紙，只需心中默算就能無誤地答出結論。
王同竹過去是馬列編譯局的俄語翻譯，記得在勞改隊中，曾經在國慶文藝演出會上，動情地朗誦過祖國母親的長詩。陸魯山過去是北京農機學院的學生，是他們4人中身體最好的一個，在政治空氣比較寬鬆的時候，我和他曾在勞改隊中同為一個籃球隊的成員。在我的記憶中，我和他還有一個共同點——他與我都是獨生子，並且都是早年喪父——是孤寡母親把我們拉扯成人的。
至於姚祖彝，進勞改隊之前，在外貿部工作，英語很好，似乎是老燕京的學生。他的父親是個海外華商，因而從小到大，一直在教會學校裡學習。
我們能回憶起來的，也只有這些了。當然，我們從1963年分手（因勞改隊的重新劃分），就再也沒見面；但何以在7年之後，都成了必須殺頭的死囚了呢？ ！我們曾經有過這樣的設想：如果他們能活到今天，在四個現代化的建設中，都是有用之才。
時光已然流逝了27個年頭了，他們的靈與肉，早已經成為宇宙之間的煙塵。但這卻給我們走過風霜驛路的生者，心靈上留下一個難以破譯的夢！值此《金陵晚報》向筆者約稿之際，便有了向金陵尋夢之機緣。
但在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因為我們畢竟有7年光景的勞燕分飛，在此7年之中，知識分子發生質的變化——變成了流氓、殺人、搶劫犯，雖然顯得有點不可思議，但在那混亂動蕩的年代，人的變化如同數學中的無極變數，也不排除一萬中蘊藏的萬一。但是萬一比一萬來說，畢竟是個微乎其微的小數——何以能得到一個精確無誤的求證。
既然尋覓的是求索之夢，望當年知情之士，能給我和我的一些昔日友人一個析夢的回答。我和我們那一代知識分子，將對您深深地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