繞道天津回京探親，是我在茶淀勞改農場期間，與母親和兒子的最後一次團聚。不久，林彪的“一號戰備令”下達，我們這些不安定因素，雖然已遠離皇城，但還嫌距離京城太近，便又一次大遷移。反正我們的身價輕如蒲公英，任形勢的季候風吹來吹去，飛到哪兒，哪兒便是新窩。
農場開始了大清理，大疏散，大轉移。昔日曾相聚於團河的同類們，開始了各式各樣的移位。就在我最後一次騎車回京的10月，我同類中的許多人，已開始各奔各巢。有鄉的還鄉，無鄉可歸的回原籍所在的勞改單位。一時之間，大有樹未倒，猴猻也散的趨勢。其間，我在前文提到的友人——逃號張志華、陳邦昭等十幾個人，被移交到福建勞改單位；“地理仙”曹克強、畫家朱為民、教師陳端昭等二十幾個同類，去了河北沙河勞改農場；楊路、李泰倫、水紹寒……去了貴州和四川（為了節約篇幅，不再一一列舉）。
對於一些無地收容的右派，除了極少數茶淀急需的人才，不更改身份留場使用（如精通外語的劉祖慰、劉乃元和數學較好的毛振甫留在該地中學教書）以外，其他老右和相當數量的刑事犯，一律發配到“三線”山西。因為怕有人逃跑，農場停止了放假，一時間謠言風起，這是我來農場後最為混亂的一段歲月。不過亂也亂出來一個喜信，聽說女隊裡的成員，只要是結了婚的，一律跟著男人走。
首先給我送來消息的是同類阮祖銓，他說他是聽他們白指導員說的。白一直對老右們不錯，所以阮一得到這個與我有關係的消息，立刻就到我的監號來告訴我。我不太相信這個傳聞，因為就在阮祖銓傳遞消息之前，我與“羅鍋”翟隊長在地頭上有過一次對話。當時，我們正從稻田裡往外運收割完了的稻子，在裝稻車旁我遇見了他。
“隊長，聽說我們要去山西了，她們女隊是去還是留？”我是小心翼翼地提出這個問題的。
他乜斜了我一眼，問我說：“你是從哪兒聽來的？”
我立刻後悔不該詢問他，他是一個最仇視知識的人，“高爾基”與“低爾基”，就出自於他之口，但是出於對命運的關注，我還是忍不住開了口——明知是釘子，還往釘子上撞。
“我問你話吶！是誰告訴你的？”
“場裡的人都這麼說……”
他猛然打斷我的話：“你必須交代出那個造謠的人來，不然的話，就是你造的謠！”
我的天！一句心裡話反而惹出禍事來了。當天晚上，小組召開追謠會，翟隊長親臨監舍坐陣指揮。那是個十分有意思的會議，組裡姓劉“頭人”的開場白，是這麼說的：
“無風不起浪。我是這個組的組長，最近場裡確實在疏散勞改成員，該進廟的進廟，該進墳的進墳。關於雙雙勞改的成員，一塊兒進墳還是進廟，這我說不清楚，但是大夥都這麼說。翟隊長，這可真不是從維熙造的謠。您要是不信，您問問我們組所有的人，是不是都聽見了這個風聲！”
“是。”
“我們都聽見了。”
“到底是從哪兒刮過來的風，我們也說不清楚。”
……
會議開始就出現了這種局面，是我料想不到的。當然，就更出乎翟隊長的意料之外。從田間運稻子回來，已然是天色大黑，吃過晚飯全組成員，無一例外地都倒在了大炕上——從田間往外背運稻子的活兒，累得人直不起腰來；加上一早就頂著星星出工，中午在地頭上吃的飯，全天沒有一點休息時間。好容易剛剛像死狗一般躺在炕上，翟就走進我們的監舍來了——這是會場出現反常的原因之一；之二，雖然同組的成員，在裸體大戰的時候，拿我開心取樂，但我與他們相處得併無芥蒂，大家分手在即，誰也不願意當一個惡人；之三，“羅鍋”翟隊長儘管風聲鶴唳，因為工作能力很低，沒有人把他真正放在眼裡。
會議如此開鑼，使翟和我都陷入尷尬之中。我沒有因此而產生絲毫的興奮，我希望同組的成員，對我胡亂地開上幾炮，走走過場盡快結束會議也就完了。但是事與願違，會場出現了這種局面，等於把來追謠的翟隊長，逼上了絕路。他是執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干部，說話錯也是對，這不是等於與專政叫板嗎？他臉漲得紫紅紫紅，猛地從炕沿上站了起來：
“你們要幹什麼？是不是要造無產階級專政的反？”
沒有人應聲。
“我告訴你們，無產階級的江山是鐵打的，不怕你們興風作浪！”
還是沒有人應聲，人們把頭低垂得挨近了胸脯。
“現在是什麼時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偉大勝利的時候。你們這些地、富、反、壞、右，還想變天！呸。”
無聲變有聲了——有人打起了小呼嚕。
“羅鍋”翟隊長上去就是一拳，進入夢鄉的人被打醒了。
“都給我站起來！”
十來個成員，從大炕上站了起來。
“我知道……我知道……”“羅鍋”翟隊長口氣緩和了一點兒，他在尋找著為自己下台的台階，“你們中的大多數是能辨別羊與狼的，可是也有睜眼瞎子，上了反革命右派的當，聽信反革命右派的謠言。我看出來，你們都有點兒累了，可是階級鬥爭的弦子不能鬆。這麼辦吧，你們今天先睡覺；但是從維熙不能睡，必須連夜寫出檢查來。散會！”
莫名其妙的開會。
莫名其妙的散會。
同組的成員，都是“內部矛盾”，惟我一個老右是“敵我矛盾”，我不寫誰寫？好在對我來說動動筆頭子並不難，可是謠言從何而來，我當真無從下筆。 “頭人”見我為難，對我說道：“你都是快要飛離這兒的鳥兒了，還怕他個屁。聽我的，甭理他那一套！”
我當真沒有動筆，“羅鍋”翟隊長也沒有追問——他的權力欲發揮完了，似乎就得到了某種滿足。不久，所謂的謠言再也不是謠言，沒過上幾天，“羅鍋”翟隊長騎著一輛自行車來到工地，他把我從乾活的稻田叫了出來。他不是來索要我的檢查的，而是來證實謠言的：
“你馬上回隊。”
我說：“我平整田埂的鐵鍬，還在田裡呢。”
“我讓別人給你帶回去。”他說，“你回去把那間空下來的豬圈收拾一下，打掃乾淨以後，再墊上一層新稻草。場裡剛剛接到女隊的電話，你的愛人今天要來咱們分場；不用說你也已知道了，有家眷的和雙勞改的——為了對你們施行革命的人道主義，明天晚上，一律去往山西。”
我忙推起路邊的自行車。他又在身後喊住了我：“接受教訓，不要到處傳播。”
我已無心思再與他多說什麼，匆匆回到監舍，然後與管理工具的同類老陳（我實在回憶不起他的名字來了），一塊兒打掃那間豬圈。老陳一邊幫我往圈裡墊著新土，一邊罵道： “日他娘的，幹部區不是有好幾間招待房嗎，就不能在那兒過上一夜？”
我對他說：“身份區別擺在那兒，我沒有住那兒的奢求。”
“按著規定，摘了右帽的就是公民。”
我一邊往新土上抱著稻草，一邊回答他說：“你也是脫帽右派，不還是和我一樣嗎！”
老陳幹的是管理工具的木匠活兒，平日與我挺有共同言語的，他知道一些有關張滬的情況。這個原籍山東的老右，繼續罵著翟“羅鍋”：“地地道道的一個笨蛋，他才穿上警衣幾年！張滬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時候，他還是個白痴哩，他媽的，真是沒有地方講理去！”
我雖然也覺著翟這麼做，有些過分，但繼而一想，他處理事情沒有不過分的時候。不管怎麼說，在豬圈過夜之後，我和張滬就結束了勞燕分飛的生活。我們已分開九年多了，這總算是禍事中的福事吧！
其間，同類中的友好老陳，還曾想出個邪點子來，他說來個偷梁換柱，夜裡他到豬圈來睡一夜，讓我和張滬到他的工具房裡去睡。我謝絕了。此時正是臨近1969年底的寒冬季節，這麼做不僅對朋友失敬，還容易在臨行之前，招惹出什麼是非來——不就是一夜嗎，把大被子往身上一蓋，頭上再戴一頂棉帽子，幾個鐘頭是不難熬過去的。與我一起去老殘隊旁邊拉蘆葦的張奎令的愛人小薛（名字我記不起來了），當天正在家裡，她找來一塊大大的塑料布，遮在豬圈的空隙之處，並用膠布粘好，半間人住的豬屋，就算是完工大吉了。
當晚，我與張滬夜宿豬舍，成了場內的頭條新聞。不用人宣布，老右以及一些不安定分子明天要走的消息，立刻傳遍全場。豬舍畢竟不是一個便於敘談的地方，我和她被請到同類聚集的三隊監號，一直聊到深夜才歸。同類們談及的問題，不外是去山西什麼地方，到了那兒又會怎麼樣等等——沒有人能知道其中的秘密，因而越談越覺得前景渺茫。那一夜勞改隊如同炸了窩的蜂巢，除了老右們知道又要變成一朵時代的蒲公英，飛到不知去處的地方之外，那些刑事罪犯種的二勞改，也惶惶然失去了安靜，他們不知道誰走誰留。
老天爺還算悲大憫人，沒有在那個冬夜刮起白毛旋風，我和張滬沒有在豬舍的稻草上被凍成冰棍。我和她“全副武裝”地躺在昔日豬群們睡過的地上，渾身上下用棉被封蓋得嚴嚴實實。按情理講，我和她已然分手有一年多的時間，久別之後的相見，人的七情六欲會促使我們親熱一番的；但那是人性僵死的一夜，我和她都沒有一點兒那種心情——就如同我們不是夫妻，而是兩個同性的朋友睡在一起。
她感嘆山西離北京更遠了，與家中一老一小見面的機會變得更少。我則盡可能少地流露內心的憂傷。道理很簡單，她一向比我悲觀，如果不用我的情緒去感染她，她就更少了活下去的勇氣——而我自討苦吃的馬拉松，正是強化自己生活意志的一種手段。她是水，我則必須是火，否則如何對待苦難的未來！
我說：“記得，你是十分讚賞這本書的……”
她立刻知道了我的意思：“那是動物與動物之間的生存變化，你不覺得人比動物更殘酷嗎！現在關鍵的問題，即便你是一隻比狼還強悍的老虎，你也無法掙脫套虎的網——那就是當前的政治。你看江青那個樣兒，瞧這形勢中國還要出一個新的武則天呢，咱們還會有什麼盼頭。”
不知為什麼，與她爭論起來，我永遠是一個輸家。
“那兒離黃河不知道遠不遠？”她說。
“它離我們遠近，與我們有什麼關係？”
“想想咱倆住豬圈，還不如……不如……”
“你可不能那麼想，你剛才不是還提起北京的家嗎！”
“不說了，閉眼睡一會兒吧。”
……
第二天，整個分場停工。早上起來，老右們已知自己的命運，因而不等農場宣布，就忙著打點行囊了；那些非同類的成員，被集中在點名的廣場上，聽候公佈是去是留的名單。當天下午，我們分頭登上卡車，一字長蛇般的車龍，開往茶淀車站。與我們老右上次轉移團河不同的是，火車站的燈影裡，有著一排排荷槍的武警——這真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車站里人山人海，原來全場有那麼多的勞改成員，都要被流放到新的驛站去接受改造。上了火車，我又有一個新的發現，夫妻雙雙去新巢的不止我和張滬一對兒，還有七八對雙雙勞改的夫妻，與我們同坐在一個車廂——不用詢問，在行車不久，彼此就知道了身份，在這些雙料貨中，多數都是刑事犯，其中只有一個名叫孫西敏的女號，是個同類。她來自女一中，進勞改隊之前，是個為人師表的教師。
列車隆隆西去。這是一趟押解勞役犯的專列，各個車廂之間的通道門，一律被上了鎖；每節車廂除有專人看守之外，上車時就宣布了不准開窗的紀律。我們心裡清楚，這些嚴密的防範措施，是怕有人中途逃跑。
我們的車廂中，除了帶家屬的雙料勞改成員，大多數是我的同類右派。
沒有歡聲。
沒有笑語。
整個車廂一片死寂。偶爾有一兩聲咳嗽，那是有人在嚴寒的日子裡，得了感冒。當列車快要抵達北京永定門車站時，大概因為車廂中的多數成員，都是北京人的原因，才開始有了悄悄的話語聲。其中最為引人注意的，是那位當過教師的女右派——她嗓門尖尖的，語言節奏又快得像打機關槍，車廂裡目光常常情不自禁地飛到她的臉上。
“你認識她？”我問張滬。
張滬搖搖頭。
“她不是你們女隊裡的蟲，那是從哪兒來的呢？”
“這次大集中開往山西，不知她是哪個勞改點來的野鬼。”她說，“你看她喳喳叫得像只喜鵲。”
“是個愛顯擺的輕浮之輩。”我說。
列車終於緩緩地在車站停了下來。永定門車站一切依舊，只是多了許多荷槍的士兵，虎視眈眈地面對著這掛列車。特別刺激我中樞神經的是，有兩挺機關槍，支在站台的一側，機關槍後邊士兵的手，緊緊勾著開槍的扳機。
“你看……”我指了指窗外。
“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張滬沒有抬頭，“我在想我們的小兒子，從這兒坐公共汽車，有20分鐘就到家了。我們不是大禹治水，但也同樣過家門而不能人。”
我低垂下頭來，把滿腹悲涼埋在我的心扉之中。列車又重新開動了——繼續向西。在點點燈火閃過車窗以後，車駛進了黑茫茫的曠野。
那天是1969年冬季的12月28日之夜——還有3天就是1970年的元旦。
別了，北京！
永別了，茶淀！
1998年3月11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