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我就停止了人與動物之間的思考——因為我也變成了一個兩條腿的動物。
元旦剛過，農場總部抽調各個分場的勞力，集結於茶淀鎮的東部，去疏理開掘海河流向農場的入水渠道。這是要挖幾十萬方土的工程，因而全場總動員，必須在春耕之前，拿下這個水渠，以解決春天稻田的用水問題。
那是我勞改生涯中最難忘的一段日子。這一年的冬天特別冷，進入臘月滴水成冰。我們就是在這個時刻，被卡車送到工地來的。那兒沒有房子可住，一律住在高粱稈糊泥巴的簡易工棚裡。為了按時挖通水道，幾千口子人馬24小時晝夜車輪大戰。我被分在夜班，勞動項目是與一條牛為伍——把挖出來的河泥，用牛車運到百十米遠的地方堆山。由於道路泥濘難行，沒有辦法用大膠輪車，便用牛拉小平車運泥——牛在前面走，我在後邊扶著兩個車把，充當駕轅掌舵的工具。
牛比我累。
我比牛輕。
但是人不能與牛相比，俗話說：十九條漢子一條牛。經過幾年的修行磨練，我自認為是個並不畏懼勞動的人，但是在子夜以後，我的雙腿便開始發軟，兩隻手幾乎攥不住那冰冷的車把，但是一個蘿蔔一個坑，人和牛結成了死對子，誰也離不開誰，也只有強打精神，支撐到天亮。
記得是一個落著鵝毛大雪的夜晚，由於厚厚的雪層淹沒了小車的車轍，我無法辨認車路，老牛拉車走到一個深溝的旁邊時，車輪一下滑到了溝裡，一車泥翻在那兒還是小事一樁，我被車把狠狠地打倒在地，一隻車把，不偏不倚地捅在了我的右側肋骨上，一陣鑽心的劇痛，使我幾乎失去了知覺。老牛在那個夜晚得以歇了歇腿——因為人們把我架回了柴棚。第二天，我強忍著劇痛，步行去了設在總場附近的公安醫院，照片的結果顯示，我的肋骨折了一根。醫生開假一周，隊長沒有叫我回到分場去休息，而是留在柴棚中養傷——這倒也好，一直與我沒有見過面，昔日在魏家胡同同住一個院的王金柱，到柴棚來看我了。
王金柱體壯如牛，見了面就叫我大哥。他說他在東區，與我離得太遠，不然早就來看我了。不知道他是從哪儿知道我與何大拿酒醉後毆鬥的事兒，聲言要為我拔衝（打暴不平之意），好好教訓教訓那個臭賊。
我說我沒有吃虧。
“我折進來比你早，還不了解你們喝過墨水的文化人！你們在這裡邊，只有挨欺負的份兒，那有不吃虧的事兒？”
我怕他真在這幾千人的工地上惹出是非，只好把當天的情況向他詳說一遍。哪知他死活不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
“大哥，咱們里外院住著，遠親不如近鄰，何必跟我客氣！”
我明白了，他是以他的眼光和經歷，來看待知識分子的。我要是跟他講中，一條馴良的家犬，最後變成了狼群的領袖，他能理解得了嗎？ ！他在東區有“戳天一柱”的綽號，從他的思維邏輯上去推斷，是不可能認知這一生活哲理的，對他說這些等於白說。因而，我只能十分婉轉地勸他不要在工地上乾這件事（他聲言要斷了“何大拿”的一條腿），如果乾了這件事，家中的王大娘（王金柱的母親）是會做惡夢的。經過我死說活說，他才答應先放“何大拿”一馬。
我從我的鄰居身上，再一次體察到生存競爭中，弱肉強食的法則。因為他與我在柴棚裡的談話，被人聽見轉告了“何大拿”。 “何大拿”在一天的晚上，特意來向我請罪。我明白，他這老耗子，怕的是貓——那隻貓就是王金柱（後來到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茶淀的監舍倒塌了許多，王金柱用肩膀扛著塌落下來的預製板，讓別的成員先跑出房子。但是又有預製板塌落下來，他被一根鋼筋穿頸而過，慘死在大自然的災禍之中。王大娘為此痛不欲生）。
由於這兒聚集了來自全場各個角落的勞改成員，消息比在西荒地多多了。不久，東區與女隊有接觸的一個同類，給我送來一個信息——張滬離開了反省號。她之所以被勒令反省，因為回北京探親時，給一個同類私帶出去過一封什麼信件。她是出於共患難的友情，並不知道信的內容。此為她進反省號的原因之一；其二，在反省號內，她每天畫小兒子的肖像，被認為態度不好，抗拒“文革”，抵制改造。所以那次我去看望她時被拒，夜宿停屍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我養病期間，張滬通過隊部，又轉來一封短信。信中要我為她去漢沽買一副近視眼鏡，她戴著的那一副鏡片壞了，所以此事急如星火。我當時肋骨之傷，雖然已不太疼痛了，但是要到漢沽還有困難。王金柱為此特地借了一輛自行車，馱著我去了漢沽一趟，除按著度數給她買了眼鏡之外，我還在那小城裡買了一輛二手車——我勞動需要它，可以節省路耗時間；我去看望張滬也需要它，幾十里的路程有它就方便了。同時，我在那個小城的十字路口，第一次看見了一張“黑五類宣言”的小字報。內容不外是對“文革”血腥屠殺的抗議，論述物極必反的道理。當時圍觀的人很多，但是竟沒有一個人出來干預——能不能從這張小字報上看出來一點民意，中國人已經從盲目崇信“文革”，到開始反抗“文革”了？
這張小字報留給我的印像極深，待我又重新與牛為伍的時候，在暗暗的夜路上，我似乎模模糊糊地感到，黑暗快到了盡頭。我手扶著小車的車把，默念出雪萊的詩：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遙遠嗎！這是我在與牛為伍時的惟一快樂，也是惟一的安慰。在歷經一個多月的晝眠夜出的勞動之後，我覺得自己成了一頭兩條腿的牛。
在返回“582”那天，我沒有坐卡車走。我騎上自行車，先去北磚窯給張滬送去眼鏡，然後回場。
在接見室，她說我瘦了，瘦成了人幹。
我說：“我還會好起來的，你也一樣。”
她說：“你又在說夢話吧？”
我告訴她我在漢沽看見的那張小字報。
她說，那還很遙遠。
我說。在希望中生活，比在絕望中生活要好。
她神情憂鬱他說：“你總是愛做夢。最近我想了想，這倒也好，兩個人如果都是一種類型，我可能更絕望了。”
那天，隊長破天荒地允許她送了我一程。時值冬尾，我倆穿著襤褸的棉裝，行走在無人的荒野。在一棵枯樹旁分手時，她從棉衣口袋裡，掏出一張她為小兒子畫的肖像。她說她在反省號期間，把一張張用來寫檢查的白紙，都畫了兒子的肖像了——她是為家庭而活下去的，否則她絕不苟且偷生。
我說：“你千萬要堅強地活下去，春天一到，就像這棵枯樹還會返青一樣，我們還會有生命的綠色。”
“在哪年哪月哪個時辰呢？”
我雖然又對她背誦了一遍雪萊的詩，但我當真不知道我們腳下的風雪驛路，究竟還有多遠。也許我們的生命真的要像陪伴我的那頭牛一樣，周而復始地沿著泥濘的車轍，走著無盡的長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