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上已全無來團河時的情致，自不必多說。更使同類們心悸的，這支回巢的鴉群中，除去少了去新疆的部分老右之外，還少了幾個昔日同窗。其中的“林妹妹”鄭光弟，因絕望自投了什剎海，這在前文中已經提及，我發現，同類中還少了一位來自老北洋大學的學子韓大鈞。
我之所以對他的不在格外敏感，因為他是北師的物理老師——我離校時他正進校，頭一年的返校節時，我曾與他有過一面之交。後來被關在一個籠子裡，自然是不會忘卻的。他與我同時解禁，沒有去新疆，又沒有自絕於人民——這位總是戴著一副眼鏡的老師，到哪兒去了呢，經同類告知，才知道他已於“文革”初期，就被當作不安定分子之一，押迭回茶淀來了——比我們早回老巢近兩年。
在我的記憶中，韓大鈞是個非常樂觀的人。在三畬莊的時候，他與我雖然不在一個小隊，但卻只有一牆之隔。他嗓門洪亮，笑起來其聲可以震響人的耳鼓，我無論如何也難將“不安定分子”的概念與他聯繫在一起。據我所知，他在解放前就是個愛國的學生，1947 年發生了美國兵強姦北大女學生沈崇事件後，他擔任了北洋大學北平部示威遊行隊伍領隊，因此曾以共產黨嫌疑犯，被國民黨五花大綁地抓捕入獄。入獄後腳墜七斤半的腳鐐，經受了多日的皮肉之苦，後發現他不是共產黨，才把他放了出來。北京解放前夕，他又出任了北大工學院的護校隊隊長（當時北洋大學北平部與北工大合併）。這樣的一個愛國者，在五七年被劃成右派後送來勞改隊，己然是冤案一樁了，何以此時又成了“不安定分子”？
在隆隆東去的火車上，我知道了這位長者的不幸：“文革”風暴乍起之時，他與我一樣，也十分關心老母親的安危（他一歲多喪父，母親一直沒有再婚，母子相依為命）。但是當時農場已開始限製家在市內的老右進城，當時正好有一位同類魏巍（原北大法律系學生），因牙疼病進城到公安醫院看病，韓便托這位同類借進城的機會，順便去看一下他的母親。傍晚，同類魏巍帶回來的消息，使韓大鈞不寒而栗：他的家被抄了兩次，老母親被打得遍體鱗傷不說，還被轟到一間只有4平米的危房中去了。韓大鈞心急如焚，但是隊部就是不允許其回家——直到有一天，韓大鈞的母親，被折磨成胃穿孔，醫院把電話打到了團河農場，農場才派一位姓姚的勞改隊長，跟隨他一起進城。到醫院時，正逢醫生給他的母親手術完畢，急需輸血。作為兒子，韓大鈞立刻挽起胳膊，為母親輸了200cc的鮮血；然後去母親住的危房（解放前為一座小武道廟）看了看，為母親倒掉了罐子裡的屎尿，才返回農場。
一路上，他越想心中越窩火。母親年輕時喪夫，在上海從事慈善事業，可以說是個標準的愛國主義者——1933年，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鄧中夏（當時化名施誼），因為躲避國民黨的追捕，曾一度藏身於上海法租界。後來法租界因懷疑其居留於其境內的合法性，想將其驅逐出界，在此緊急關頭，當時的女地下黨員唐豪，曾來找她求她幫助尋求法租界律師顧守熙的幫助（顧為昔日她先生的朋友），她找到了顧，並從法律上解決了鄧中夏的合法居留問題。能拯救一個共產黨創始人於危難中的愛國女性，怎麼會遭這麼大的罪呢？他覺得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於是在有一次回家探望出院的母親時，他怒沖沖地找到北師幼兒園（韓的母親在這里工作），與勾來紅衛兵鬥爭她母親的曹桂林和馮風風老師講理。那兩位老師本來出身不好，為了自保而把韓的母親推出去當擋箭牌——此時此刻，被韓大均質問得無言以答。本來事情到此結束，也許不會惹火燒身，但是韓大鈞是個孝子，這個老書呆子在場內繼續給有關部門寫信，想讓鬥爭他母親的紅衛兵，把他母親送回到原來的住處去。在根本沒有道理可講的年代，他硬要講理，其後果可想而知：在1966年冬天的一個晚上，隊部突然通知韓大鈞與另外幾個“不安定分子”準備第二天離開團河前往茶淀。當時韓的母親的病還沒有痊癒，街道上有同情心的老太太，特意去告訴她，兒子從農場打來電話，說明天就要離開團河。
這是一個母子雙方都失眠的冬夜。第二天早上，韓大鈞打點行裝的時候，他的母親拖著帶病的身子踏上了開往南郊的汽車。韓大鈞心情失去了平靜，他料到母親會聞訊趕來，而他此時業已被勒令登上了解放牌大卡車。好在南來北往的車都走同一條公路，韓大鈞擦淨了眼鏡片，睜大了雙眼緊緊盯著南來的公共汽車車廂。真是無巧不成書，第一輛汽車開過去了，他沒有看見他的母親；待第二輛汽車與卡車擦肩而過的時候，他當真看見了他的母親。
他大喊了一聲：“媽媽——”
汽車飛馳而過。
這個老北洋大學的學子，不顧一切地跳下車去，一邊高舉著雙手，連連呼喊著：“媽媽——我在這兒——我在這兒——”
明知自己的兩條腿難以追上汽車輪子，他還像是瘋了一般在後邊緊緊追趕。
四輛押送“不安定分子”的卡車，因發生了韓大鈞的跳車事件，都停在了馬路上。幾名身穿警服的勞改隊長，都從車上下來追趕韓大鈞。這連環追的戲劇，使馬路兩側的行人都停下了腳步。
追在最前邊的一位勞改隊長，眼看已經揪著韓大鈞的棉衣衣襟了，一失足跌了一個大跟頭。他爬起來高聲喊道：“抓壞人——抓壞人——”
韓大鈞的命運可想而知，“文革”築起來的階級鬥爭的大網，一下子把他給網住了。革命群眾與公安人員，把高高大大的韓大鈞逮住了。沒有什麼客氣的，給他戴上一副手銬，然後把他往車上一扔，他尋母之夢到此終結。一個沒有學過武術的知識分子，何以會在來茶淀的卡車上，演出了像動作片裡的跳車鏡頭？多年之後，韓大鈞已是大百科全書的編審時，我曾詢及他這一問題，他的回答非常簡單：人性使然。除了母子情深之外，有一件事，使韓大鈞終生難忘：那還是在60年代初的飢餓歲月，他當時已是二級浮腫號。在一個冬季的雪天，他母親下了開往茶淀的火車，踏著半尺深的大雪，步行了幾十里路，來給他送食品。待到了接見的地點，他母親的兩隻棉鞋，已經全部濕透。接見室裡有一盆炭火，他母親脫下滴水的棉鞋放在火盆旁邊烤乾時，韓大鈞發現母親的一隻鞋，鞋底與鞋幫已然分離；另一隻鞋，底幫倒是沒有分家，但是鞋底上磨出了一個圓洞。韓大鈞的眼淚，頓時流了下來……為了送兩斤食品，老母親走了這麼多路，已經使他覺得愧對了母親，而這雙已無法再穿的棉鞋，怎麼再走這幾十里的雪路？ ！他母親用細繩捆了捆那隻分了家的棉鞋，又把那隻透了底的棉鞋，塞上了一點兒從棉衣上扯出來的棉絮，就又踏上歸程的雪路了——後來他才知道，他母親沒走多遠，那鞋底鞋幫就又分家了；他母親等於是赤著腳板，趟著雪路回到火車站的——想想母親的付出，他也就有了跳車的勇氣（我曾對他建議，將他的這一段往事，編進中國大百科全書的“'文革'與知識分子卷”）。
兩年多前，四卡車“不安定分子”重來茶淀。
兩年多後，我們這些“安定分子”也到這塊故土上來了。不同於他們的是，他們是坐汽車來的，而我們是坐火車來的。至此，“桃花源”變成了我們生命中旋而即逝的幻影，悲歌詠嘆中的一個飄然遠去的歡樂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