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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第二部中篇(3)-送“反革命”母親還鄉

走向混沌 从维熙 3854 2018-03-19
我記憶中,當時已是8月的末尾——農曆已快到中秋團圓佳節。 天上的月亮不知人間的悲楚,依然像個銀盤那樣掛在天空。但是那一年的中秋,是中國人感情的缺圓的時日。北京郊區的火葬場屍滿為患——我的一個表弟工作在八寶山附近的一座工廠,他告訴我那兒屍體排隊,臭氣沖天;分不清張三李四,文革中的冤魂集體火化。更為嚴重的是,武鬥還在繼續向北京的每一條街巷延伸,我兒子上學的南吉祥胡同小學校長,學生硬是向她嘴裡塞土鱉——自古被稱之為人師表的教師,活活被一些無知的孩子折磨死了。 在這種亂世中,我母親沒有遭受武鬥的洗禮,沒有被紅衛兵打死,已然算是造化不小了。還鄉就還鄉吧,躲開這亂世中的皇城,對我母親來說,或許不是什麼壞事。母親對此原本憂心忡忡,但是北京每天從肉體上消滅“五類分子”及其家屬的新聞,不斷傳進她的耳朵,使母親每天在提心吊膽中生活,與其這樣每天承受煎熬,回鄉躲躲颱風眼,也是無路可走的另一條路——她惟一的牽掛就是她的寶貝孫兒,不知往哪兒放才好。形勢已然到了這一步,姥姥、姥爺雖然身體有病,也只能把外孫接了過去——因為無論如何,讓孩子跟著我進勞改隊,總不是個辦法。

我去派出所開轉移戶口證明,必須去找民警小劉。這之前我和他曾有過一次路遇,至少還沒有見到他歧視的目光。我不知道在風聲鶴唳的血腥日子中,他的心緒有沒有變化——我之所以對此擔心,並非空穴來風。我母親剛進北京城時,是參加了普選的公民;時至今日,她已然成了“文革”對象,等於是從北京被掃地出門的反革命家屬——她一旦沒有了選民權,回到鄉里也難預料處境如何。我老家的六姨,因為是沒有選民權的地主家屬,“文革” 剛剛開始時,就被批鬥得跳了井,折斷了一條腿——我母親從城市被轟回農村,如果沒有公民權,到底是福是禍,還是很難捉摸的事兒。 進了景山派出所我才知道,被革命群眾勒令還鄉的人非常之多。在亂哄哄的人群中,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民警小劉。他從抽屜裡拿出早已準備好了的返鄉證明,並沒急於交給我,而是把我叫到一個影碑背後,用十分簡練的語言對我說:

“現在革命群眾說了算,這你一定非常清楚;我們民警能做的事,幾乎是零。我能依照憲法做的,我都做了。這是第一句話。第二句話,如果……如果……(他緊張地朝影碑周圍看了看)你的老家拒收,讓你母親帶著證明信再回來——千萬要帶著”證明回來。 ” 言罷,他匆匆而去。我沒有動地方,首先打開戶口轉移單據,兩隻眼睛急於搜索公民權一欄。我的天!在有無選民權一欄裡,竟然簽署著“有選民權”四個耀眼的黑字。這是我最為關心的一件事情,想不到在這樣的亂世之中,我們管界的民警,竟然沒有失去法律的良心(在我平反回京之後,我曾尋找過這位可敬的民警,但是事隔十多年,他已不知調到哪兒去了)。我當真安心多了,至少母親在農村不會有我六姨那樣的遭遇——如果她有個三長兩短,我可能會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氣,她為我和我的家庭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她是一個目不識丁。但又比知識婦女還要堅韌的母親。

送她上長途汽車的那天早晨,馬圈長途汽車站,有一群胳膊上配戴著紅袖章的紅衛兵,在挨個兒詢問上車的人中間,有沒有地、富、反、壞、右,有一個老頭兒,因為他屬於沒有公民權的還鄉者,當場被揪到車站旁邊的空地裡,先把他的臉勾畫成鬼臉,然後在狂熱的革命口號聲中,這位白髮老者被綁到一棵樹上,活活用石塊以及磚頭砸死了。幸運的是,那些紅衛兵光顧拿老人取樂了,沒顧得上察看我的證明——我是帶著勞改隊送母返鄉的請假紙條來的,在這種場合,如果被發現,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也許那些革命小將們,會比對待那位老人還要兇殘十倍,把我和我的母親一塊兒送進天堂。 大概過了有一個月左右的時間,我接到來自老家的第一封信。我母親不會寫字,為她代筆的是我老家的堂妹,並附寄來大隊的證明,大意如下:我母親是個喪失勞動力的老人,返回老家不僅不能自食其力,反而增加了村里的負擔,村里決定最近就要派人把我母親送回北京云雲。我沒有權利复信對此事表態,儘管我去派出所轉我母親的戶口時,民警對我母親的問題有過暗示,但是解鈴還需繫鈴人,我只好將此信轉寄給我家原來所在地的派出所。之後,我焦急地等待著回音——我著實太愚蠢了,亂世中的派出所,怎麼能下命令把我母親接回來呢? !

當時的心緒壞透了,在馬圈看見的那一幕,始終像影子般地跟隨著我。連夜裡做夢,都夢見我和母親被那些紅衛兵畫成不同的鬼臉,用繩子綁在一起遊街;然後,如同中草船借箭場景中描寫的那般,無數支飛箭向我和母親的身上射來。我一邊用身子擋住母親,一邊高喊:“媽——你快跑——你快跑——”夢斷殘更之後。便再也不能入睡了,想到我這四口人之家,有三口成了人間囚徒,並且分為四個地方生活,我們到底都犯下了什麼大罪?現在母親又成了大廟不收,小廟不留的野鬼——她將到哪兒去安身立命呢? 有一天,我正在桃園給桃樹剪枝時,董派人來工地找我。我不知在此動亂之秋,又發生了什麼事情。在此之前,出於理智的考慮,我已經處理了可能引發事端的一切事情。比如:我埋葬了我手裡存有的一切友人的信件。由於母親一走,家中成了空巢,我擔心有造反派,再去抄我的家,有些信件是會連累到朋友的——我把這些情義無價的信函,一起帶到了桃園。監捨不僅人多眼雜,隨著“文革”的緊張氣氛火藥味也越來越濃,同類與非同類的關係,都變得比過去複雜多了,這些信件放在被褥之下仍然覺得不是地方。無奈之際,忽然記起了中黛玉葬花的故事,便覺得為這些友人的信函,找到了一個好的去處。在一天出工之際,我把它們揣在懷裡,到了乾活的地點,先用鐵鍬在樹下挖一個坑,然後在紛紛的落葉中,一封封地撕碎,撒落到土坑里。好在桃園方圓二百多畝,樹與樹之間又相互障目,沒有人會發現我的仿古行為。直到今天,我仍然記得我首先撕碎的第一封信,是《中國婦女》雜誌的那封退稿信,我邊撕邊反省自己對時代的純真和無知。之後,我又撕紹棠寫給我的便箋,心中充滿了感傷之情——我進了勞改隊也就罷了,紹棠這個50年代的天之驕子,並沒有被關進籠子裡來,怎麼也喪失了發表作品的權利了呢? !最後撕的是陳燕慈寫給我的信,自從我去信託商店買自行車,碰到她以後,我除去為陸豐年找她借過《金薔蔽》,還談了我們彼此這麼多年來的情況。她有著不大和諧的婚姻,生了一男一女:男孩名叫陳果(小名蘋果),女孩名叫陳染(小名葡萄),她說她的先生是個很好的人——但是好人與好人,由於雙方個性的距離,不一定能夠組成一個美好的的家庭。

我對她的不幸,完全能夠理解——在學校時她就是一個極有個性的少女,使我望而生畏,這可能是我們不能走到一塊兒的原因。我和她偶然相遇,當然都回憶起昔日十分珍貴的學校時光。後來因我每次返場,都要經過南城她的住家附近,其中有兩次,她特意在她的住家路口等我,並騎上自行車送我一程。在“文革”的血腥歲月,一個女布爾什維克,送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男囚,這一幕十分罕見的時代戲劇,使我終生難忘。因而我對她寫給我的信,比其他的信件更為珍重。但是這又是必須撕掉的,一旦革命群眾找我的麻煩,波及到我這位真摯的朋友,我的良知將永遠戴上枷鎖而不能解脫。我把她的信撕碎,並用手捧了幾捧落葉——秋時無花可伴,就讓這些在秋風中飄落的桃樹葉片,伴隨著往日的情慷,一起埋葬在這“桃花源”的泥土中吧(今天回憶起來,我埋葬於桃園的紙片,都是無法追回的可貴史料)!

至此,我內心已無任何可怕的東西了,因此當董派人來叫我回去時,我一路心緒坦然— —即使是禍起蕭牆,我也牽連不到任何一位朋友了。 到了隊部,我才發現我的神經,被可怕的“文革”弄得有些失常了。董告訴我的不是什麼壞事,而是我夢寐以求的好事。我外院住著的遲家鄰居來這兒找我,她是專為送口信到團河農場來的——我的母親被老家的人送回到北京來了。董讓那位送信的鄰居先回去了,因為大院裡沒有接見室。 “我還以為是革命群眾,來農場抓我來了呢?”我魂不守舍他說。 董維森笑了笑:“在這兒改造沒有別的好處,優越性只有一條,公安局勞改農場的人,紅衛兵無權從這兒帶走。不是沒有來過提人的,都被我們給擋了回去。” “來要過我嗎?”我看隊部辦公室沒有別人,大著膽子問了一句。

董沒有回答我,只是對我說:“你快點回家吧,處理一下你母親回來的事,再回場子。”我沒有顧得上換衣服,穿著一身勞動服,就騎上了我的那輛自行車。可以想像我是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市內的,在路上,一個昔日我從來沒有想到過的問題,突然盤桓在腦海中:古人說的“物傷其類,兔死狐悲”這兩句成語,真是準確至極。外院遲家的孩子,之所以能跑幾十里路,特意給我送口信來,因為她的爸爸遲家慶,也是一個在邊疆改造的勞改犯。我們外院緊挨著遲家住的還有王家,他家的長子王金柱,在茶淀改造;如果再加上張滬的話,一共有四個之多了。後來我才知道,我母親在剛剛受到衝擊,紅衛兵第一次給我母親頸上掛上大牌子的時候,我母親曾當場倒在地上,是外院遲家的遲晚楓,王家王金柱的兄弟和內院劉嫂的兒子小胖送我母親到醫院搶救的(此事我母親一直沒有對我提及,是怕我為她掛心)。毛澤東的階級分析,到了“文革”年代,我才有了進一步的理解——這是生活告訴我的,而非書本的啟示。

這次回家,我沒有再像做賊那般,而是推著自行車,走進院子的。 進屋之後,我首先看見了我的兒子,又看見了我的母親——儘管不過是一個多月的光景,卻恍若隔世。 我的可憐的母親! 我的可憐的兒子! 命運沒有太苛刻我們這個早就被強颱風吹散了骨架的家庭——派出所同意接納戶口,老母和幼子可以在北京安身了。世界上失而復得的東西,比原有的存在還要珍貴。這是“文革”中的心路歷程,給我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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