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20年的風雪驛路，我在“桃花源”內耕耘的幾年，不管怎麼說，都是我勞改生涯中最為輕鬆的日子。但是留在三畬莊的我的那些同類，由於頭上頂著帽子，身份仍屬純粹的專政對象。特別是到了1963年夏天，社會寬鬆環境的結束，“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戰鼓，越擂越響，他們的生存環境，每況愈下。
昔日董維森當右派政治指導員，高元松當中隊長時的歡樂氣氛，已經不復存在（他倆前後調離了三畬莊）。當然，這種生活的無常變幻，根本的問題，在於大氣候的無常變化；但也不能說與乾部的更迭，沒有任何一點關聯。記得在董和高主持三畬莊的工作期間，有一個來自公安系統的右派易稼祥，他在勞動之餘，還能向英語尖子劉祖慰、杜友良、劉乃元學習英語，董對此持支持的態度。再如，來自北京師院中文系的學生高作純（他與陳獨秀的孫女陳楨年，有著十多年苦澀的情愛史），在這一段時間內，自學完了大學中文系的全部課程。之後，中國的政治生活，隨著季候風飄忽不定而濃雲翻捲，閃耀在老右面前的一線曙光，便在中國的地平線上消失了。
因為偶爾還能與三畬莊的同類們，在田問地頭上相遇，便陸續得到以下新聞：一些同類到了三年的勞教期限，而不能按期解禁。按著法律規定，無論是犯人還是勞教分子，延長刑期和勞教期，都該有所依據；但是隨著政治季候風的轉向，刑法成了無極變數，致使到期的同類，不能按時成為農工（儘管農工也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公民）。到了期而不能獲得解禁的老右自然產生不滿，並由不滿而提出有限度的質詢——專政幹部，不但作不出合理的解釋，反而採取高壓手段，對其進行處罰性的禁閉措施。在這些日子裡，高作純、楊路、李泰淪等十多位同類先後遭此厄運（楊路為了表示抗議，留起了絡腮鬍子）——他們被送到犯人區的禁閉室，去接受不該接受的製裁。早晚一碗稀粥，中午兩個窩窩頭，此外還要強行讓他們自認罪錯——這在1962年是難以想像的。之後，隨著政治形勢的不斷左轉，三畬莊便開始了一場）'打鬼”運動，讓同類們之間，互相揭發。有一個同類，密報譚天榮在晚學習的時候，不知在塗抹些什麼，於是後來接任董、高工作的干部，便以清掃衛生為名，對譚天榮進行了搜查。結果從他的筆記本上，查出來一些誰也看不懂的符號，便開始對譚進行審查。由於在日常生活中，李泰倫與譚天榮比較接近，並教過譚天榮拉二胡，中隊便組織了一批同類從李泰淪開刀：讓李揭發譚的反動秘密。李泰倫知道譚天榮學的是速記，但他怕召起對譚的更大疑惑，一直佯作不知——事情便越鬧越大，直到把譚天榮重新送回勞教收容所，又回爐煉了一段時間，才重新回到三畬莊來。如此這般，不僅昔日的正常改造氣氛蕩然無存，還使得同類人人自危。
還有一樁冤案，製造了三畬莊的“莫須有”之最。有一天，同類郭允德在一個煙盒紙片上，問來自鋼鐵研究院的老右王玉琦，鋼廠軋鋼的“軋”字怎麼寫，是不是“砸”字？王玉琦告訴了他正確的漢字是“軋”。本來這件事構不成任何政治事件，但事情十分湊巧，郭允德晚學習時在煙盒紙片上無意地寫了“毛澤東”三個字（讀報學習時順手寫下來的），之後他順手將煙盒扔在了地上。第二天，這張紙片被一個姓劉的同類拾到了，便立刻匯報到了中隊隊部，便成了一樁反革命事件。其理由是：那個“砸”字，與“毛澤東”三個字出現在同一張紙片上。
“打鬼”的行動開始了。同類中有那麼幾個急於立功的人，對此紙片開始是無限上綱，後又對郭允德大打出手。學鋼鐵的王玉琦，出於公道與良心，在會上說明此事的原委，並提請中隊能實事求是地對待這一問題；另一個名叫史鎮華的同類，也在會上提出：如果郭允德真有仇視毛主席之心，怎麼會把紙片隨便地丟在地上？這足以證明郭是出於無心。按說知識分子，都有著縝密的思維，這其中的荒唐，是誰都能分辨清楚的——但是中國知識分子，窩裡鬥的劣根性，當嚴酷環境到來時便會有淋漓盡致的表演：一群同類蜂擁而上，對主張實事求是的王玉琦和史鎮華，一陣拳腳相加，致使這兩個同類變成了“烏眼青”。後來的結果，令人心悸：為了詢問“砸”與“軋”二字之區別的郭允德，被押送犯人隊——判了有期徒刑（到1979年之後才得以平反）。
到了“文革”初期，右派隊的形勢，變得更加不可收拾。經歷過1962年寬鬆氣氛的同類們，此時已完全絕望。清華大學化學係來的高才生陸浩青，綽號“氯化氫”。他之所以有了這個外號，不僅因為他的名字與這個化學名稱有關，還因為他的臉上缺少血色，使人想到“氯化氫”的色澤。 “文革”乍起之時，他趁同類們出工之際，在倉庫內懸樑自盡——多虧被同類發現從樑上救下，才算活了下來（但是活過來那口氣，不等於解決了他對前途的絕望；後來重返茶淀後，他又一連三次自殺，後文將有敘述）。
另一個使我心驚的消息，令我悲傷了很久很久——那就是我在前文提及的“林妹妹”鄭光第的自殺。看起來他弱不禁風，但是他的根根瘦骨，都可以比作鋼筋，足以讓苟延殘喘的我及我的同類感到汗顏。他是在解禁之後自戕的，誰也料想不到這個溫文爾雅的“二勞改”、昔日北大化學系的驕子，會有勇氣自進天堂：在一大公休時，他去了市內。在遊歷了北海和故宮之後，他躑躅在什剎海的堤邊。當天色漸漸黑下來以後，他在一個十分幽靜的角落，突然一頭扎進了碧色的波濤之中。直到幾天之後，農場才來領他的浮屍。他這種死亡方式的選擇，使我的靈魂顫栗了很久，農場裡的水塘不少，他非要到皇城裡來演出這場與世界訣別的戲劇，我想只有理性思維非常發達的人，才能作出這種地域性的選擇——他想要人們知道，他的自殺是對那個時代的抗議。而他的外在是那麼柔弱，這種外在形象與他的內在堅強，反差之大，如南極北極。
這裡舉出的不過是同類們在那個嚴酷年代中的幾個例證。在某種意義上講，他們是同類中的先知先覺，而這種先知先覺，在知識分子中是絕對少數。過去常見書中對自戕行為冠以懦弱二字，這其實是軟弱者掩飾軟弱的一種手段——死亡是勇敢者才有的行為，他們之間的惟一區別，就看這種勇敢的選擇價值博大與渺小。毛澤東的這幾句話，還是有著它不可取代的意義的：有的輕如鴻毛，有的重如泰山。陸浩青與鄭光弟之自辭人世之舉，顯然是那個年代的一部無字的。
我所以稱他倆為先知先覺，是對比同類而言。 1964年的春節，毛澤東召開了多方面的座談會，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的大多數，再次被定性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廣大知識分子中造成草木皆兵。人人的緊張氣氛。”（引自胡繩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社會上尚且如此，最底層勞改隊中的知識分子，情況當然變得更加惡劣。歷經了七年多改造的老右，自然失望之極——他倆意識到中國向“左”升溫，還沒有個盡頭，只有像魯迅先生說的。 '我以我血薦軒轅”那般，表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血祭了——因而我提筆寫“桃花源”的生活回憶時，不能忘卻對我的這兩個同類進行筆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