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團河農場的日曆牌中，沒有比這一段日子，更具有英雄主義色彩了。
在鳳河邊上浪漫了不久，我們便開始了一項名叫“人工湖工程”的艱辛勞動。那是寒冬臘月。滴水成冰的季節。
那里遠離團河宮，而在總場場部的一側。死了詩情的風景線，同類們又回到了過去的日子。開挖人工湖動員會上的報告很簡單：團河是個經常接待外國人參觀的模範監獄（南區皆為犯人），為美化環境之需，要開挖一個開闊的人工湖，把挖湖的土，堆成一座山——有山有水，將為農場增光增色。當然，這裡邊更深一層的含義，是讓右派們在艱苦的勞動中脫胎換骨。中隊長高元松是個講話簡短的人，沒有虛詞廢話。
在我的記憶中，這項工程是在我擔任第四小隊隊長之後的一、兩天內開始的。由於我們要到離開三畬莊很遠的地方去挖凍土，因而每天要帶上鍬鎬等許多工具，列隊前往工地。也正因為路遠，中午不能回來吃飯，伙房要把飯菜送往工地——在露大的冬日荒原上吃午餐，十分艱苦。此外，同類們需要把一筐筐挖出的稀泥，運往幾十米之外的地方堆積成山，這之間的距離，足以使懦夫怯步。
在80年代的一年夏天，日本女作家山崎豐子，來我家做客時，曾敏感地看見我的雙肩失平。我向她簡單他講述了當年挖人工湖時的狀況，我常用左肩，所以左肩比右肩高出來一塊肉疙瘩。山崎豐於是個直性子的老太太，她用手扒開我的衣領，站在我的面前，仔細地端詳了好一會兒，突然之間，眼淚順著她的面頰流了下來。我則沒有任何感傷之情，因為若論肩上的磨難與負重，我可能還比不上一個黃土高原上的挑夫——我想，她的眼淚不是為我一個人而流，是為中國一代受難的知識分子而流淌的——因為在那個年代，留下雙肩失衡症的不止我一個人——我們像是一匹匹苦駝，只知道拼命地勞作。
我這個小隊長的差事，本來可以不參加勞動的。但是受一種使命感的支配，我從不藉此逃避勞動——正好相反，哪兒活累我往哪兒跑。記得有一次，四個小隊舉行抬土的擂台比武，當時土山已堆到幾十米高，比賽的項目是看誰能抬土最重，而且要不歇腳地。一口氣把泥筐抬到山的最高峰。我自告奮勇充當了這個角色，與我同抬一筐重約五百多斤泥土的人名叫王玉珊，是來自北師大的大力士。泥山的路滑滑的，我們仍蹣跚著艱難地向上邁著雙腳，走著走著，只聽得叭地一聲巨響，我們肩上的硬木扁擔，被壓成了兩截。
土山上下，響起一片歡呼聲。
我和王玉珊雙雙跌倒在了泥山上。
參加開湖造山勞動的只有我們清一色的老右還有在工地巡視的高元松隊長。高元松這個人有個特點，無論天氣多麼冷，他總是不戴帽子，寸頭下的那雙耳朵，被冬天的刀子風割得通紅通紅。就在我和王玉珊壓斷了扁擔的那一天，他把我叫到了一個避風向陽的角落，先讓我披上棉衣（我當時只穿著一件單背心），然後提示我說：
“中隊派你當小隊長，不是讓你玩命的。你的工作任務是關注你活段的全局。”
我說：“勞動已成為我的本能，我沒有浮腫病，有力氣乾活。”
“董指導員對我說了你的情況，中隊是有意識地讓你脫產。你明白嗎？”
“我……我……我不能不干活。今後我更注意全局就是了。”
“你聽清楚，今後再也不能這麼乾了。”他說，“萬一扭傷了腰腿，你老母親就你這麼一個兒子，她會在夜裡做惡夢的。”
說完這句話，他就走開了。
他的最後這句話，使我牢記了半生。因而在1990年的冬天，我重訪團河農場時，特意提出要見見高元松。場長把他找了來，我們坐在一起敘舊。他老了，我也老了，惟一沒有老的，是團河農場上空的那一輪驕陽。我們去了當年挖湖造山的老地方，山沒有了，水也尋覓不到（原來是準備引進鳳河水來造湖的），眼前只有一個大大的圓土坑，它的四周是一堆堆的亂土。
可是這兒曾留下我的多少記憶？我和我的同類們又在這兒流下過多少汗水？我印像中最為深刻的，連浮腫號都主動要求上陣參與挖湖造山——我的學長趙岳，永遠吃不飽的徐繼和，還有相當數量的飢餓後遺症患者，都到“桃花源”中來修建夢中的“伊甸園”，希望通過艱苦的勞動，有一個好的表現——因為此時正是我們這個受難群落的多夢季節。
記得，徐繼和在那段日子裡，還演出過震動了所有同類的一幕戲劇。有一天，他實在感到肚飢難耐，去伙房偷吃了一些白面饅頭還嫌不夠，他居然敢到干部辦公室，去吃董指導員桌子上的葡萄。他偷吃完了之後，還在董的桌子上，留下這樣一張紙條：我又犯了錯誤，把您的葡萄給吃了。我自知這是十分錯誤的，但是我無法管住我這張嘴。您批我鬥我我都心甘情願地接受。這是知識分子留在那個年代的真實印跡。這個十分奇特的事例，雖然在同類中引起了不小的非議，但是董對這一問題，並沒有過於認真。在例行的小隊長會議上，他說： “徐繼和是二小隊的，王貴峰你應對他進行批評。一個人最可怕的，是沒了自尊自愛——他一來到這兒，我已經對他說過這一點了，在垃圾堆上撿煙屁股抽，這不像是受過大學教育的人。”過了不久，在工地上吃中午飯的時候，徐繼和又當眾出過一次洋相：他與同類打賭，說他的肚子是無底洞——就像人工湖的坑，有多少饅頭他都能揣下去。同類中不缺喜歡逗樂的人，便想辦法給他節約下十幾個饅頭，看這個大肚漢的表演。最後饅頭倒是吃光了，但是肚子卻脹得解不開褲腰帶了。沒有辦法，幾個同類還要幫他去解腰帶——因為他急於要去大便。此事，引得同類們大笑不止。成了徐繼和留在人工湖的一則《笑林廣記》。
此事，也傳進董的耳朵，但董對這件事沒有過問。我想，一定是董對飢餓後遺症漸漸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後，才有了對徐繼和的這種寬容。按說，當時的糧食定量是不少了。在勞動工地上，中午每個人四個饅頭一碗菜，可是仍然有人覺得填不飽肚皮。與我一個小隊的劉士康、郭鍔權，幾乎每天都要從我手裡要走一個饅頭，我實在不知他們的腸胃與我的有什麼不同——因為我和他們一樣，每天都要揮動鍬鎬，與他們耗費著同樣的熱能。
有一次，在工地休息的時候，我和學長趙岳坐在了一塊兒。我要他為我解疑，他說他餓怕了，便有了這種精神上的遺留。在茶淀農場時，他見過一件使他終生難忘的事：有一個浮腫號去見上帝了，當時他們分場僅有的那口活棺木不夠運死人用的，便臨時打了一口薄木棺材。正當同號們為他釘棺木的釘子時，分場場長走了過來，他打開棺木的上蓋，有意無意地摸了摸死者的腦袋，發現他還有體溫。他又把耳朵伸到死者的鼻翼之下聽了聽，發現死者恢復了呼吸。場長馬上命令把人抬出來，結果這個已然進了閻王殿的囚號，又活了過來。趙岳與他在大炕上為鄰，每天看他擺弄他那被釘棺木的釘子釘破的衣裳，並說要一輩子保存下來，當作死亡紀念品。趙岳被他的死而後生嚇怕了。本來他的肚子就空，加上那紀念品每天在他眼前晃來晃去——他便有了見東西就往嘴裡塞的習慣。
聽趙岳一說，我似乎對徐繼和與他的行為有了一點兒理性的認知——他們像是得了某一種疾病似的，看見食物就會產生不可抗拒的條件反射。但是他們也來工地挖湖造山了，其體力和精神的付出，都要比正常的人多。特別是徐繼和，說他身體缺少熱能吧，可是他在嚴冬時節，專愛赤臂裸胸地大干——這至少說明他儘管染上飢餓的神經質，心裡也還有一個美好的夢想，就是在艱苦的環境中有個良好的表現，以達到早日離開這裡的目的。
從嚴冬到開春，我們的汗水灑在了人工湖，其中還包括一批浮腫號的忘我勞動。當我38年後去尋找它的身影時，它己化為烏有。只有那荒蕪的廢墟中，還殘留著我們當年的勞動印跡。我不無感傷地在那兒站了很久很久。令人欣慰的是，在那向陽的土坡中間，我看見有草芽從廢墟的縫隙中鑽出來——它挺像當時的我們。
在這段日子裡，好像只留下巴鴻（北影導演）一個人在三畬莊，他的任務是打掃衛生。這不是他不願意去人工湖轟轟烈烈一番——他從東北勞改農場來到這幾時，一隻手的五個指骨，已然抽縮成了伸不直的雞爪一般。當然還有伙房的一些同類，因為人總要吃飯，少不了炊事人員。究竟準幹上了這份美差，我已記不清了——直到80年代，我的《德意志思考》在華僑出版社出版時，該社總編李是同志打來電話，和我來了一個黑色幽默：“過去我給你掌勺燒菜，今天我給你出版作品——老伙計，我當年是給你做飯吃的伙夫！”經他提示，我才記起這個瘦高瘦高的同類——他當年充當的角色，是人工湖的後勤。
這個時期，董指導員向我詢問過譚天榮和周大覺的表現。對於這些事情，並沒有因年代久遠而忘卻。我談及譚時，說到他體質很瘦弱，但在人工湖的勞動中，總是找重活干，表現是很出色的；至於周大覺，是個不善言談的老實人，他總是像牛一樣埋頭勞動。為了言出有據，我還提出高元松隊長每天去工地，可以證明我的匯報絕非虛言。我想：如果高層的頭頭們，以他倆為尺子丈量全體老右表現的話，我無愧于同類，更無愧于良心。這是回眸挖湖造山之尾，不能遺落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