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店的女孩和我聊起一件事，關於一生中遇到的最可怕的經歷。說起一生，坐在咖啡店裡好像已經度過了非常完整的時間，連同稀薄的未來，都被歸入往昔的硬塊中。
她說：“八歲那年夏天，我掉進了一口廢井，不是普通的井，是抽地下水的深井，我被卡在中間，上不去也下不來。井就在我爸爸的廠裡，當時就我和我姐姐在。”
“嚇哭了吧？”
“不記得了，起初肯定是哭的，後來哭不出來了，怎麼被人救上來的也忘了，聽說是動用了施工隊和消防隊，把那整個一口井都掘開了。掉下去的時候是下午，出來時是深夜，聚光燈照著，所有的人都只剩下一團影子。”
這倒是個恐怖的經歷。
她說：“知道我是怎麼掉進去的嗎？”
我抽煙，等她說下去。
“我姐姐推了我一把。”
“應該不是故意的吧，只是為了嚇唬你。”
“你錯了，她壓根就不承認推過我。”她說，“可怕嗎？”
“有點兒。你和你姐姐現在的關係怎麼樣？”
“十八歲以後就沒再見過她，也從來不聯繫。”
“既然她這麼可怕，離她遠點是對的。”
“井更可怕。”她確定地說，“如果沒有那口井，我姐姐又乾嗎要推我呢？”
“這個邏輯極具穿透力。”我說。作為交換，開始講我的故事：小學的時候，學校組織了一個樂隊，喇叭啊，鼓啊，琴啊，反正都有，音樂老師是指揮。我在這個樂團裡負責敲三角鐵，這是一個最清閒的活，基本上不需要我勞動什麼，到某個點上，叮的敲一下，過一會兒再敲一下就可以了。敲三角鐵是站在最後一排，最不起眼的位置，也不需要對整個樂曲有什麼理解，負責好那一聲“叮”就萬事大吉，當然也不能走神，要是連最簡單的一聲“叮”都忘記掉，事情就會很麻煩。
“這很恐怖嗎？”她問我。
我能進樂隊，並不是因為音樂老師喜歡我，而是班主任把我推薦過去的。音樂老師是個戴眼鏡的胖女人，她是個陰鬱的女人，她一點也不喜歡我，承蒙她的不喜歡，我就擔任了敲三角鐵的任務。我希望她能把我忘記，但是在“叮”的那一聲時，她總是會把我記起來，陰鬱而凌厲的目光穿過重重小腦袋，直接射在我的臉上。有那麼一段時間，我被她的目光嚇出了幻覺，哪怕我閉著眼睛敲三角鐵，還是會感覺到她的目光刺透我的眼皮，直插瞳孔。
她說：“音樂老師好強的氣場。”
“倒不如說我根本沒有氣場。”
“不，你氣場很強。”她說，“但不是侵略型的，而是防守型的。很特別。”
防守型氣場。難道我是一個如此密不透風的人？不，更多的時候我感到的是身體裡面的Bug，某種缺陷，從編程之初就決定了的東西。 Bug不會使我像鍋仔一樣做出匪夷所思的舉動，而是癱瘓，什麼都做不了，即使程序背後的意志力也休想啟動我。某種角度看來，意志力似乎是拿我無可奈何，但是，這絕非我個人在抗拒，僅僅是癱瘓。
我想我也有自己的井，假如沒有井，又何必感到恐懼？
讓我們聽音樂吧。
“我現在的狀態就像卡在了井裡。”她說。
咖啡店的生意已經一塌糊塗。某一天索性連咖啡都沒有了，只提供現成的瓶裝飲料，對我來說倒是無所謂，我本來就只喝罐裝啤酒。
有一種潰敗感正在生成，也許用不了多久這店就關張了，她也會消失。她告訴我，老闆欠債逃掉了，現在她主持一切事務，朝九晚五地上班，成為整個咖啡店裡無所事事的女招待。
“幹嗎不走？”我問。
“在這兒待久了，不知道去哪裡好。換個地方就等於換種身份，有點適應不過來。”
“也對啊，你要是離開了這裡，我就得從頭認識你了。”
灰塵日漸明顯，杯子都是臟的。我讓她有空也打掃打掃，她說：“只會端茶送水，絕不鋪床疊被。”接著伸了個懶腰，說，“哎，坐在這裡快要發瘋。我就等著有一天忽然來一群人，說，你可以走了，結工資回家吧。我拿著錢出門，回頭一看，你猜怎麼著？轟的一聲，咖啡店不見了，消失了。”
“變成廢墟了。”
“廢墟都不是，是一個異次元空間。”
某天下午，附近有一所化工廠釋放二氧化硫，這股氣味使留在學校裡的人活像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壕里。躺在床上的人猶如傷兵，到處都是呻吟，我要死了我要憋死了。我劈裡啪啦地關窗，但已經晚了。齊娜曾經說過：“這種氣味會使貓發瘋的，貓覺得整個世界變成了一條臭鹹魚。”貓的世界怎麼樣我不知道，人的世界立刻崩塌了，氣體比一切物質更容易轉換為情緒，對人來說，整個世界同樣是一條臭鹹魚，只是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變成貓。
我背上包，奪路而逃，直跑到咖啡店門口，氣味不那麼濃烈了。我走進去，咖啡女孩正坐在沙發上抽煙看報紙，活像退休老幹部。她向我解釋，看報紙是想看看有沒有什麼本地新聞，例如無名屍體之類的，那可能是店老闆。
“這不太可能。”我說。
“兩個月沒發工資，人也不出現，最近一個禮拜連電話都打不通了。死掉的可能性不是沒有啊。”
“誰會去殺一個負債累累的咖啡店老闆呢？瘋了。”
說起咖啡店老闆，我記得是一個長發、前禿的男人，一年四季戴一根很粗的金項鍊，粗得簡直離譜。我一直期待著金粉脫落，看到裡面是黃銅打底的，兩年過去了，可以確認是純金的。咖啡女孩恰好也想到了金項鍊，說：“就為那根項鍊，被人劫道，搶光了殺死在路邊，有可能吧？”
“屍體很快就會被找到的。”
“晤，”她托著腮說，“可能被扔到河裡去了呢。”
“一個禮拜了，也該漂起來了。”
“碎屍了？”
“就為一根金項鍊？”
“你對殺人還挺在行的。”
“我殺過人，哈哈。”我說，“放點音樂吧。”
“聽什麼？”
“繼續你的《OK Computer》。”
“說實話，聽膩了。”我從書包裡拿出Lush樂隊的《love life》，遞給她。她翻看了一下，問我：“這就是你寒假跑到南京去淘來的？”
我說：“可不容易呢，跑到南京，在很冷的旅館裡一個人過春節，車票全都賣空了，想去哪兒都不成。大年初一搭了一輛長途汽車回到T市，唯一的收穫就是這唱片，一次買了兩張。”
她把唱片遞還給我。
“很一般的樂隊，絕不如Radiohead。”
“並不見得就必須鍾愛最經典的那一個。”我說，“不放？”
“店裡的規矩，不放客人提供的任何音樂。”
“以前的規矩，現在都快停業了，眼看就要改頭換面。”
“規矩就是規矩，記住了，咖啡店女招待說的話，總有她自己的道理，類似隱蔽的真理。”
我無話可說，音樂也沒有，走回沙發那兒，繼續癱坐著。她分給我一疊報紙，我看著本地新聞，問：“有沒有關於敲頭殺手的新聞？就是拿榔頭敲人的那種。”
“多少年以前的事情了。”
“最近又出現了，就在我們學校，有人半夜闖到女生宿舍，躲在女廁所裡敲昏了一個女生，欲行非禮，結果被發現了。”
“抓住了嗎？”
“沒有，跑得那叫一個快啊，”我用手比劃了一下，“這麼大個兒的木榔頭，敲女生腦袋。”
“禽獸啊。”
“所以特別提醒你，沒事早點打烊回家，最近這一帶不太平。什麼發財狂，露陰癖啦，戀物癖啦，尾行啦，我都見識過。有些比較溫和，但敲頭肯定是危險的。”
“這也有一個概率問題吧，不一定撞得上。”
“統計表明，只要你不夠謹慎，撞上變態的概率就會以幾何倍數增加。某種情況下簡直是必然會遇到的。”
“具體來說？”
“這就說不清楚了，殺手各有各的習慣。不過，單身女性，無人的小巷，深夜，似乎是必要條件。有時候一些小舉措會引起殺手的慾望，比如你正好穿了一雙紅鞋啊，戴了一條藍圍巾啊，這就是充分條件。”
“只要有那口井，就一定會有人推你到井裡，是不是這個意思？”她舉著報紙，閒閒地說。
“正解。”我說。
直到黃昏，她說她得出去一會兒，讓我在店裡等她。我說沒問題，等她。
她不在時，我往唱機裡放進《Love life》，第一首歌“Lady killers”，歡快極了。依序聽下去，我靠在沙發上慢慢地喝茶，覺得這樣也不壞。這張唱片我始終是用耳機聽的，頭一次在音箱中播放，在無人的咖啡店裡，有點像裸奔於陽光下的孤島，既安全又愜意。我從書架上抽出托洛茨基自傳隨手翻看，這本書已經被我翻了很多遍，因為足夠厚，從來都沒有按順序閱讀過，從來都是跳著看，看了兩年多，有關托洛茨基的生平和他的個人感悟都是支離破碎的。
翻開一頁。托洛茨基說，他可以預料到革命的走向卻無法預料到自己會在冬天打野鴨的時候凍傷了腳。我有點發楞，扣上書，放回原處。又想是不是該把這本書偷回去，最終還是打消了這個念頭。托洛茨基的人生早就歸於塵土，斯大林也歸於塵土，連同整個蘇聯帝國，這其中已無任何可資學習的人生經驗，甚至錯誤的部分也不能稱之為教訓，僅僅是一種錯誤而已。
就像一口井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