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一個大學圖書館裡打過一段短期工。某日碰上一位在書庫裡漫無目標地晃蕩的老兄，看來與一般認真查訪書目者非常不同。為了嚇阻雅賊或是自我安慰，我硬著頭皮問他：“請問有什麼事嗎？”他瞄也不瞄我一眼地說：“什麼事也沒有，找找資料。”當天稍晚我和同事們清點那一區的藏書，發現短少了八十二本。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那看來根本無所事事的傢伙所說的話：“什麼事也沒有，找找資料。” 找資料這件事是可以沒有目的而為之的嗎？這是我從偷書賊身上學到的第一個教訓。我當時以為自己是圖書館的捍衛者，我捍衛的是知識；然而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發覺我錯了。我當時所捍衛的只不過是圖書館的合法財產而已。但是有一個疑問似乎沒變過——至少我從未將之拿到陽光底下重新檢驗過——

找資料這件事是可以沒有目的而為之的嗎？ 我總相信沒有目的的閱讀是最幸福的事，但是身為一個專業寫作者兼電台談話節目的主持人，我極少有機會消受這種幸福。我必須承認：近年來我的閱讀都與寫書以及媒體工作有關，閱讀變成一種紮紮實實的、為了某一特定目的而操作的資料搜尋。我的讀者（有一些人後來變成了我的聽眾）和聽眾（他們之中則極少會變成我的讀者）一定還以為我是個很能讀書的人——起碼我的公共形象總是同書本融通一氣，我也從來沒想到過這有什麼不妥。這多半是因為我忙得沒有時間去分辨自己讀書的目的性究竟如何——簡單地說，我並不以為每天當我捧著書本認真讀著的時候並不是在讀書，而只是在“消化資料”。 我從我任職節目主持的電台網站上認識的王克純教授在暑假接近尾聲的時候忽然很不尋常地打了一個電話給我，問我有沒有時間和他一起解決一個“找資料的問題”。

我想我當時是愣了一下，遲疑著不知道該如何回應——畢竟到了我們這把已經懶於應酬的年紀，還能成為網友，所憑藉的往往不是社交問訊；彼此之間若有交流，多半也只是知識的分享而已。我在同王教授結識的最初兩年裡，連他是男是女、姓字名誰都不清楚，只知道他在網站上登錄的代號是“忘憂”，經常引用歷史材料來解釋或演繹時局，偶爾也會上點火氣，與一些政治信仰頗有差異的陌生代號拌兩句嘴。不過，大體說來，“忘憂”是個斯文、拘謹、不隨便發表議論，似乎總有耐心等到他熟悉的話題，以最簡練而準確的字句直指議論焦點的人。一旦他針對某事某題貼文發言，幾乎就形成結論了；這結論偶爾來得很快、很精到，多用家常語而不失深度，足以讓網上那些喜歡譁眾取寵、立異鳴高且非死纏爛打不能過癮的人為之神喪氣沮。差不多就有整整兩年的時光，“忘憂”一直是那個看似以電台節目為核心的網路論壇上真正的意見領袖——我相信一定有許許多多的網友每天到這個網站來瀏覽一眼時總會迸出一個念頭：“不知道'忘憂'今天也來了嗎？”要不，在發表著什麼意見的時候總不由自主地想起：“'忘憂'會讀到我的這一篇貼文嗎？”

直到某日，我在電台提供的電子郵箱裡收到一封沒有署名的短信，內容只有兩行：“我是'忘憂'，聯絡電話XXXXXXXXXX。”我立時回了電話。就這樣，我認識了王克純教授。我們之間的聯絡僅止於偶爾通通電話，從第一次通話起，每一回交談——無論是他來電或者我回電——總是這樣的開場：“大春兄，你今天在節目上說的某某事其實並不是那樣的……”我和王克純教授從未謀面；在網路上，我還是稱呼他“忘憂”，也盡量不在論壇的公開發言中觸及私下電話裡曾經交換過的話題，以免予人以私結群黨的誤會。總之，我願意用一句話描述這麼一個可以說沒有交情的朋友：他是一位隨時令我感到敬畏而期待的校對者。 我從來未曾料到：這位隨時令我感到敬畏而期待的校對者居然會有不糾正我的時候。這是先前說起我在暑假即將結束時接到那個電話之際竟然會遲疑了一下的原因。但是他緊接著說下去的一段話卻立刻打動了我：“一般找資料總有個目的，我不知道大春兄有沒有這種經驗：完全不帶任何目的而去找資料。有過這種經驗嗎？”

我登時會意——他這番話一定同我當天在節目中介紹偵探小說作家範達因（SSVan Dine）的一段內容有關。範達因在他那本極有名的《格林家殺人事件》（The Greene Murder Case，1928）中曾經這樣寫道：“當一個案子沒有了線索時——沒有出發點，沒有暴露內情的跡象——我們就有理由把每個東西都當作線索——或者更實際一點說，當作是破案拼圖中的一片。”這是一段讓我非常著迷的陳述，似乎也有意無意地借之而道出了推理小說的書寫奧秘。試想：一個作家在動筆寫作一篇偵探小說之初，並沒有一個案子的線索，甚至可能連個案子也沒有；從創作的常情去看，這種狀況是可能發生的。範達因的說法正是在隱喻作家直接進入其描述的世界，讓這些純屬表象客觀描述的細節自行暴露、萌發其構成線索的意義，甚至綻顯案情。我自然在提到範達因的作品時熟極而流地把他這段話背誦出來。我猜想王克純教授是因此而想到了“不帶任何目的找資料”的事；於是我小心翼翼地問道：“你今天聽了節目了？”

“當然，”他說，“而且聽你在節目裡說得那麼帶勁兒，我想你一定可以跟我一起解決這個找資料的問題。” 他真正的意思是要我陪他“下一盤找資料的棋”，一個純粹的遊戲。 “下一盤找資料的棋”是他用來形容這個“純粹的遊戲”的用語。下棋的譬喻很實在。畢竟在開局之前，對陣的雙方沒有人會知道終局勝負如何；同樣的道理，在對手落子之前，也沒有人會知道自己的下一步棋將如何因應、如何進退。即使是再周全的佈局、再精密的方略，往往也會因為對手的一步之差而牽動、而失算、而離譜。 王克純教授邀我下的這盤棋也不例外。賽局的進行方式是先設定一個學術領域，由一方提供該領域之內的一則資料，對方必須就這一則資料內容所及的範圍提供另一則相應的資料，兩則資料必須有相互可以融通的關鍵詞，關鍵詞為何？由接手的一方決定，但是互相銜接對應的兩則資料卻有三不可的限制：不可以使用同一個關鍵詞，也不可以引自同一個人的著述，也不可以出自同一本書。如此一來一往算一回合，每一回合的準備時間以四十八小時為限。換言之：對弈者各自找尋資料的時間是一晝夜，逾時未復訊即以棄子論，勝負就算是分曉了。此外，倘或有一方能在十二小時以內復訊，還可以附帶出一個考題，對方仍然必須在緊接下來的二十四小時之內復訊，並答出那個附帶的考題。答不出附帶的考題者雖然不算落敗，但是要另外記一個失點，雙方可以自行議訂失點如何計算在賽局的權值之中。我們草草商量了一下，決定一個失點換算一瓶啤酒。至於對弈的“棋盤”就是電台現成的留言網站，而賽局唯一的限制也和網站有關——不可以利用任何網路搜尋引擎下載資料。當然，沒有誰能監督對方不去使用網路搜尋引擎，一切但憑個人良知自律。

我們的第一個賽局是由我指定的領域：“文史資料裡的植物”。第一手棋由王克純教授下出，以下就是我們對弈的記錄。 王克純教授的第一則貼文是這樣的。清人竹柏山房《閒居雜錄》載：“凡種諸果於三月上旬，取直好枝如拇指大，長五尺，插大芋或大蘿蔔、蕪菁中，種之皆活，三年後成樹，全勝種核。”在引文之後，王克純教授附筆寫道：“正以桃一枝做實驗中。半年來猶有青枝，可喜。” 輪到我接手，發現對手的確是個體貼的人。在他貼出的文字裡不只有大芋、大蘿蔔、蕪菁（即俗稱的大頭菜）等植物，就連引文作者的署名中也有“竹”、“柏”字樣，我出手的範圍就很寬了。然而，自凡是博弈之類的事，我向好與人爭強鬥勝，絕對不講究謙讓饒人的美德。讀到對手的貼文之後立刻想起：如果我以“蕪菁”為關鍵詞，則可用的材料至少有韓癒的《感春詩》之二：“黃黃蕪菁花，桃李事已退”，或者是曹寅《戲題西軒草木》詩：“夾路蕪菁敗素鮮，薔薇削弱不成妍”，但是如此一來，反而給了對方“桃”、“李”、“薔薇”三個現成的關鍵詞。從相反的角度思考，我當然也可以引用《金匱要略》裡《果實菜谷禁忌並治》的那短短的一則：“蕪菁根多，食之令人氣脹”，應該是夠枯澀單薄了，對手根本找不著一個明顯好用的關鍵詞相銜接。然而，一出手就太不給人留餘地又實在過於狠刻，我猶豫了大半天，才決定用“芋”做關鍵詞。

這得說一說幾年前我自己的一部創作——。憶昔寫到第三十九章，曾經提及二十六歲那年我通過碩士論文口試的一段真實的往事。當時考我的兩位教授存心放水，總於答問間隨口敷衍、亂以他語。其中一位便引述《廣志》所載蜀漢之地推廣植芋，以大小分等，共十四等，最大的稱為“君子芋”，每一顆都有一斗左右的大小。想到了這一節，我主意已定，遂在十二小時之內，下出了反攻的第一手，我是這樣寫的： “《齊民要術·種芋》引《廣志》曰：'蜀漢既繁芋，民以為資，凡十有四等。有君子芋，大如斗。'我既已提前響應，依約順便考閣下一個相關的問題：請問'大芋'可有別稱？” 由於對弈的規矩有“相銜接的兩則資料不可使用同一關鍵詞”，而我的貼文中除了“芋”別無其他植物，看來王克純教授得傷點兒腦筋了。

未料兩個小時之內，复訊貼出，我可敬的對手是這樣寫的： “《詩·召南·草蟲》第三章：'陟彼南山，言採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這是我所提供的答复。至於你附帶的考題，我的答案是：芋大不到哪兒去，《廣志》所言應是'芋艿'，古名'蹲鴟'者也。然'芋艿'恐亦非正呼。竊意以俞曲園所言者是，不知閣下以為然否？” 這個簡短的複訊使我震驚著了。第一，我固然知道曲園老人俞樾的一些事蹟，也從頭至尾讀過他的《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至於文史學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春在堂隨筆》，多少算是涉獵了些，即便是他親自改編的，更是我打從年少時節就沉迷耽溺的讀物；可是我卻偏偏沒聽說過他老人家對什麼大個兒芋頭髮表過何等的高見。第二，從我的對手所引述的一小節詩篇，我隱隱然感覺到：“未見君子”四字，彷彿是窺看出我一意求勝而步步刁難的小人用心；那麼，這四句所謂的“資料”便不只是“資料”了，它根本就是對我這個人的一個整體的諷謔了。

無論如何，人家畢竟是以“君子”為關鍵詞答上來了。還給我留下了不少生路。起碼，“草蟲”的“草”字極為寬泛，隨便怎麼轉，都足以吻合“文史資料裡的植物”這個題目。此外，我也可以將“薇”字當關鍵詞，以之發揮，能夠援引的資料可謂汗牛充棟了。但是，對手既然也是在十二小時之內貼文作复，當然也有提問的權利，那麼“竊意以俞曲園所言者是，不知閣下以為然否？”這一段話，分明是他針對我原先那個問題“'大芋'可有別稱？”所做的答复；同時也是他考較於我的一個問題，我又怎麼能視而不見呢？ 回到“大芋”的別稱，我的確是想用“蹲鴟”這個詞兒考考我的對手。此詞原先出自《史記·貨殖列傳》，所指的就是大芋頭，因為形狀好似蹲伏的貓頭鷹，因而得名。我之所以知道這麼一點兒，也非博覽強記所致，乃是自幼看家父與人宴飲時猜拳行令，每次出到一隻大拇哥的時候，偏不像旁人那樣翹直了拇指，喊“一定高升”、“單超一隻”，而是攢起拳頭，以拇指貼覆於食指的第二關節之上，像女人撒起嬌來做握拳打人狀的模樣，喊：“蹲吃一鳥。”根據家父的解釋，一隻勉強露出半個指節的大拇哥與尋常稱道人了不起的那個“豎大拇哥”的手勢是迥然不同的。劃酒拳裡單出一隻大拇哥叫“蹲吃一鳥”，因為那姿勢像只蹲著吃東西的鳥。家父的話不免有想當然爾的成分。但是等我念了中文系，讀到《史記·貨殖列傳》，才回想起來“蹲吃”恰是“蹲鴟”，是用來形容大芋頭的模樣的。好像書法界也有用這個詞來狀述側筆（也就是“點”）的形象的；這，就說遠了。

總之，關於“蹲鴟”，我所知道的也僅止於此而已。我的對手的語氣卻像個老農老圃者流，這老農老圃者流還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反將了我一軍。現在，我只有兩個選擇：其一，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將《春在堂全集》迅速瀏覽一過，找出這位死了都一百年的老人家是怎麼說“大芋頭”的。其二，任令時間在我日常生活之中其他“更重要的方面”展現實實在在的力量——這就須要說服自己：“人生在世，總還有比這個問題更值得勞心費力的事罷？”——更具體一點地說：就是服輸了啦！ 第二步棋上就認輸，是簡直不可思議的事。但是別說《春在堂全集》不在我手邊，如今就算放在眼前，我又能到哪裡去挖出俞樾在何時何地種下的一枚大芋頭呢？不騙人！急到這步田地，我差一點點就上網去google了一把。 萬般無奈之下，我忽然想起了多年前曾經教過我的幾位老師。中國人講究師生傳習的這一套不是沒有道理——你哪一天混不下去就知道，有個可以打商量的老師多麼難能而可貴。我打了不下幾十通電話，給每一位我識與不識的大學文史系教授（有的還是媒體圈友人推薦成“口舌便給，是某某電視頻道叩應節目常客”的意見領袖級人物）；結果沒有一個人知道，也沒有一個人認為應該有任何人需要知道“俞樾對大芋頭有過什麼樣的看法”。這是一個比世界上最不重要的問題還不重要的問題。 大約就從這個停滯的時刻起，彷彿有一種令人身不由己的力量在迫使著我去想像這位對手的樣貌。這是幾年上網與人聊天打屁以來的頭一次，我不期而然地感覺到：這個陌生人似乎不只是閒極無聊找人下一盤棋而已；他有一種奇特的吸引力，讓人不得不想從那簡略的文字裡去設想更多更深的用意，甚至不惜過度解釋。比方說：他為什麼要告訴我他已經在一棵大蘿蔔上嫁接了一根桃枝呢？我是不是已然先入為主地將先前“忘憂”在網站論壇上犀利而節制的發言視為網路社會難能而可貴的質量，而對王克純教授本人有著過多的期待了呢？ 就在時間已經過去十個鐘頭的夜半，我先把下一手的主要內容準備好，那是以“薇”當關鍵詞的一則材料，出自《昭明文選·曹植雜詩六首之二》：“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回飆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沉憂令人老。” 之所以選這一首，並不只是因為詩中有那麼一個“薇”字而已。這是家父在我還只有三四歲的時候逼我背誦的一首詩（由於是幼學，想忘記也很難）；據說這是曹子建辭京遠走，成了貨真價實的“沒落貴族”，在來到郢城忠鄉時所寫的。字句中含有無限情感，以及政治的寄託。對於家父而言，這絕對是一首寓藏著外省人隨政府“播遷台灣”的身世的詩。我沒那個離鄉背井的身世，可還是背得滾瓜爛熟了。用這首詩回复，我另有用意：我很想知道我的對手會不會有一種“高度的隱喻敏感”。 所謂“高度的隱喻敏感”，是很容易就檢驗出來的。曹植這首詩比什麼試紙都靈。用家父的話說，是作者“一寫就把千年以前、千年以後的家國之思都寫到了”。用我的話形容：正是具有“高度隱喻敏感”特質的人從來只在拿人家的文章澆自己的塊壘，所以千年以下，曹子建的詩就會教外省人怎麼看怎麼意會成是老古人為自己花果飄零的悲情所預先下好的腳註。 我說這詩是“試紙”的意思也在於此——我的對手會根據這樣一首詩來揣摩我的用意嗎？在千萬則都有“薇”字的文史資料庫裡，我偏偏使用了這一則，而不是《詩經·小雅·采薇》，不是伯夷、叔齊餓死在首陽山之前所作的《采薇歌》，甚至不是孟郊的《長安羈旅》詩：“野策藤竹輕，山蔬薇蕨新。”他會如何看待我用曹子建的雜詩所表達的情感呢？還是他也可能看出我這是在進行一項試探呢？ 如果他的確是一個具有“高度的隱喻敏感”特質的人，看出了我的用意，明白我並非毫無意義地選擇一首響應的詩，那麼他就無法迴避一個思考上的問題：這個找資料的“純粹的遊戲”真的那麼純嗎？當我們在早已設定成毫無實用目的的翻檢搜索行動中，真能那麼純粹興之所至、信手拈來地運用我們的資料嗎？我們的確對資料完全沒有一點兒過濾、篩選嗎？即使這一筆又一筆死透在故紙堆裡的資料就像一顆顆全無身份特徵、個性表情的黑白棋子，為什麼我卻在開局之際就感覺每一個抄寫下來的字都在向我的對手——那個陌生人——真真實實地探詢著什麼呢？為什麼我的對手抄寫下來的字句也像是在沖我發出好奇的呼喚呢？ 現實中的我依舊坐困愁城，因為我仍然找不到俞樾對大芋頭髮表過什麼樣的高見，我如何去給他“以為然否”呢？在第二手上，我必須承認：失了一點，計一瓶啤酒。但是遊戲規則裡並沒有限制答不出附帶考題的人不能提前在十二個小時之內復訊。我抓準時間，搶在第十一小時又四十分左右貼出了曹子建的《雜詩之二》，自承失一點，向對手請教，並提出了我的附帶考題：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之句，《文選》李善注認為是引自《說苑》魯哀公的話：“秋蓬惡其本根，美其枝葉，秋風一起，根本拔矣。”如果秋蓬是厭惡其本根的，而這兩句又是全詩起意所在，難道意味著詩人在假借蓬草這種植物的自然性質，表現他斷絕歸根之念？不知閣下以為然否？ 我之所以這樣考較我的對手，用意已經不只是從繁瑣的餖飣之學上難為他了，我期待的是，他的答复可以揭開一個像家父那種人體內最不堪的秘密——一個像家父那樣少小離家、久違故土、時時刻刻要將他感覺已經逝去的事物從我身上復活起來的老傢伙，渾身漫散著鄉愁的酸醉氣，會不會並不真的那樣眷戀著、懷念著他連最浮面的細節記憶都無法掌握或述說的“本根”？我的意思是說：他的眷戀也好、懷念也好，不過都是企圖從我這個不得不聆聽、背誦、學習的繼承者身上建構、甚至發明故國的一個搜尋動作而已。說得更直截了當一點，他必須藉由我吟哦那些詩詞歌賦的狀態，才能夠重新確認：他所失去的那個故國到底是個什麼模樣？ 讓我措手不及的複訊在十五分鐘之內貼上了電台的網路論壇，我的對手如此寫道： “很對不起，俞樾並不是我的'考題'，我不過自以為是地想到你既然要考我'蹲鴟'，一定讀過清人施可齋的《閩雜記》；這本書記載過：'閩人稱芋大者為芋母，小者為芋子。'不過，俞樾曾經在他的《茶香室續抄》中引了施氏的說法，還做了補充。俞樾認為：以他們浙江德清地方的土話來比敘，浙江人說大芋頭是'芋艿'，應該就是'芋奶'，因為浙江人稱母為奶，奶就是奶，也就是母親的意思，這和施氏書中所謂福建方言裡的'芋母'一點兒差別都沒有。 “至於閣下要認輸一瓶啤酒，我不反對。可是你提出來的問題，是極有意思的。我就用'轉蓬'做關鍵詞罷。關於附帶的問題，我的答復是另一首曹植的詩——《吁嗟篇》：'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夙夜無休閒。東西經七陌，南北月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這一首詩的前八句幾乎就是你所貼的那首詩前四句的引申、擴大，甚至連字句、意像都一模一樣呢！可是——答复你附帶的問題：這首《吁嗟篇》後面還有十六句，卻和《雜詩之二》展現了完全不同的情感，《吁嗟篇》最後四句說：'願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根荄連。'倒是表達了亟欲落葉歸根的企圖呢！” 貼上了這兩段之後，大約又過了一兩分鐘，我的對手（可能是怕我一不留神錯過了）忽然又用放大字級貼上來一行“又及”： “曹子建究竟對'本根'有什麼樣的情感呢？《雜詩之二》和《吁嗟篇》裡出現了兩種轉蓬，究竟哪一種才是詩人真正的寄託呢？啊！我對這個問題有一種純屬知識的好奇。” 可是，我突然發現，我的對手犯了他自己所製訂的三不可之一：“不可引自同一個人的著述”，而這個錯誤卻引發了我純屬知識的好奇。 發起這場遊戲的主方居然一交手兩回合就犯規，等於棄子投降，這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我冷靜下來，找到之前的電子郵件，仔細檢查一下當初的約定，發現那個時間的限制有些蹊蹺——既然對弈的雙方都各有二十四小時的時間，那麼，我的對手還有二十三個多小時可用，他隨時還可以再提出任何修正的答案——倘若在十二小時之內，則非但他沒有輸，我還得奉陪應付他那個“曹子建究竟對'本根'有什麼樣的情感呢？”的問題。 我有兩個選擇，一是裝糊塗，撐過了規定時間，就可以徑行宣布他違反了“三不可”的第二項，輸掉了這一場賽局。相反的，我也可以趕忙复信提醒他，使他能夠在時限之內重新作答。幾經思索，我決定還是君子一點——你也可以解釋成我這盤棋還沒下到盡興之處——總之，我打了封信到他的私人信箱去，提醒他：既然《雜詩之二》和《吁嗟篇》的作者都是曹植，如果他的複手即如前貼之文，那麼就犯規認輸了。不料在接到信之後，他立刻回了短短一箋，氣定神閒，寥寥數語： “前貼文只是在答复閣下附帶的提問，我還沒下出複手呢。你還在繼續思索那個關於'秋蓬惡本根'還是'願與根荄連'的問題嗎？” 過不了也許一二十分鐘，他正式的複手來了，的確是用“轉蓬”做關鍵詞，內容是這樣的： “清阮葵生《茶餘客話補編》謂：'《後漢書·輿服志》：“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為輪。 ”《埤雅》雲：“蓬葉末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雖轉徙無常，其相遇往往而有，故字從逢。 ”乃知：末之大於本者，非流徙而何？'如果說《埤雅》的作者陸農師是真正理解'轉蓬'這個詞的人，那麼，阮葵生就是真正明白'流徙'這個詞的人了。只不過阮公對於檳榔的厭惡，大概會讓很多流徙者的後代十分不爽罷？” 仍然只是短短的幾行，卻是一手明白曉暢的漂亮回复。我的對手非但引錄了一段層層相生的文史資料，也為我開出了一條不得不走向“檳榔”的棋路——試想：如果沒有最後那兩句話，我大概只能從“茶”、“葉”或“風”之類平庸無奇的字接手。當然（如果出之以小人之心）我也可以這樣假設：王克純教授原本就是想要把我接下來的答題方向死鎖在“檳榔”這個關鍵詞上。 我一直隱隱約約地感覺到：他之所以開啟這個棋戲一般的賽局，是想要透過資料來跟我說一些話、表達一點想法、溝通一種理念。要明白這些隱藏在意識深處的東西，我就必須絲毫不放過表面上的一切線索。是的，就如侯孝賢拍汽車廣告時引用過卡爾維諾的那句話：“深度，就在表面。” 從表面上看，他的回復之中，一共提到了三本書：依照成書的時代，其一是《後漢書》，其二是《埤雅》，其三是《茶餘客話補編》。仔細分析起來，“《後漢書·輿服志》：'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為輪。'”這一段目的只是把關鍵詞“轉蓬”標出而已，沒什麼意思。而且我老實不相信上古時代的某個聖人一眼看見蓬草轉飛，就發明的輪子這種事。但是《埤雅》和《茶餘客話補編》就不同了。 坦白說，我只知道《埤雅》的作者陸佃是北宋時代的人，可以稱之為一位博物的儒學家。但是關於《埤雅》這本書，我從來只是在別本書的引用中偶爾得見，其餘一概不知。 從引文可見：陸佃對於“蓬”的飄蕩無常，賦予了非常人文的意義。大體而言，就是應該居於低階、末流、下位的人，倘若一旦比高層、主管、上司來得高明，所謂“末大於本”，一旦遇到了外力催動，就很容易“轉徙無常”——也就是居無定所地到處漂泊；而且，這些身居下僚的人還經常會在遭到貶謫的他鄉異地或者羈旅道途之間意外地相逢，所以“蓬”這個字就用了“逢”這個字做字根。 此一很難從文字學上找到根據的說解當然不會是“蓬”字造字的原始。那麼，很可能就是陸佃這個人透過了個人的體會而發明了“蓬”字的意義。 為了了解什麼樣的人會如此發明一個字的意義，我不得不一頁一頁去翻《宋史》，最後終於找著了陸佃的傳，在藝文版《宋史》第五冊，卷三百四十三，列傳之第一百零二。 陸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家居貧困，苦學出身，有“夜無燈，映月光讀書”的傳聞。此外，他訪求名師指點學問也相當積極，所謂“躡屩從師，不遠千里”。曾經到過金陵，受經學於王安石。 宋神宗熙寧三年（一○七○），陸佃應舉入京。正逢王安石當國，接見了他，劈頭就問：對新政實施的成果有什麼看法？陸佃說：“法不是不好，但推行起來不能盡如立法的本意；說來還是擾民的效果居多——像青苗法，就是很實際的例子。”聞聽得這樣直接的批判，王安石嚇了一跳，問道：“豈至於如此？這一部新法，我與呂惠卿研究得很仔細，也訪問了外間不少的議論。” 陸佃接著說：“您喜歡聽正面、積極的話，這的確難得；可是外間頗以為這也就表示您經不起批評了。”王安石笑著說：“我哪裡是經不起批評的人？可亂七八糟的謬論是不少，的確也沒什麼好聽的。”陸佃立刻道：“這就無怪乎人家說您經不起批評了！” 但是王安石怎麼看這個問題呢？ 到了陸佃請見王安石的第二天，王安石還是把他召了去，告訴他：“還是呂惠卿說得好，他說'就算是民間私家討債還債，也還得在本金之外，添個一隻雞、半頭豬的'。至於你所言者，我已經派遣李承之前往淮南去視察了。青苗法究竟於民之害何如，總得探知一個實情才是。”等到李承之回到京師，畢竟還是隱瞞了一般老百姓對新法的不滿，陸佃的政見從此就沒了出路。 《宋史》本傳上說到王安石始終未能大用這個門生，就是因為在推行新法上，陸佃似乎並不支持這位老師。也就出於這個緣故，陸佃的官運不算好，也背上了舊黨一路的烙印。他曾經當過蔡州推官，也選為鄆州教授，召補國子監直講。但是“安石以佃不附己，專付之經術，不復諮以政”。 從一生行事的後半截來看，陸佃更是一個有意思的人。哲宗立，變更先朝法度，把王安石的黨羽翦除泰半，一般朝中士大夫依違轉圜、見風使舵的自然不少。王安石死後，倒是陸佃率領諸生供佛，哭而祭之，當時有識之士便嘉許他這個人不趨炎附勢。 還有另一樁差使，更足以見其為人。又過了幾年，陸佃升任吏部侍郎，以修撰《神宗實錄》徙禮部。不時地與史官範祖禹、黃庭堅爭辯，大要多是為了替王安石辯誣，有些功過之論，也不免為之晦隱。有時，身為舊黨的黃庭堅不覺氣得大罵：“如果盡依你這麼寫的話，這部《實錄》就是一部'佞史'了！”陸佃卻說：“如果都依照您的意思寫，這部《實錄》豈非成了'謗書'了嗎？”在舊黨黨人眼中，這個陸佃從前不肯阿附王安石的經歷一點兒也不值得尊敬，因為他如今也太不會尊敬王安石的政敵了。 對於個別政策上的堅持，並沒有影響陸佃修史的態度。 《神宗實錄》完成，他升任了禮部尚書。但是，基於長遠的黨爭所導致的派系傾軋非但沒有因為《實錄》之寫成而終結；更深一層的、關於歷史定位的擾攘才剛剛揭開序幕。在陸佃的本傳中就曾經提到，鄭雍、韓川、朱光庭等至少三人，都上奏議論這一部《實錄》，評語之激切者，甚至說他“穿鑿附會”，這使陸佃的遭際有了明顯的改變——先是奉朝命改敘“龍圖閣待制”，這就是貶秩了。接下來是一再地外放。先赴潁州幹知州，在當地為歐陽修建了祠宇。後來又放徙鄧州。未幾，再放知江寧府。陸佃人剛剛到江寧，就去王安石的墳前致祭。在這裡，又碰上了一樁案子。 江寧東南邊有個句容縣，縣里某人盜嫂害兄，另外供出三個不相干的人同謀。那三個給攀誣入罪，到案之後屈打成招，一體收監服刑。其中一個囚犯的父親亟力呼冤，到處申訴，地方上通判以下的官兒所作的斷詞不外是“如此呼冤不過是怕死而已；案子已經定讞了，不可以更審改判”。 但是到了陸佃手裡，還是重新開啟案卷，詳為審理，最後查無具體罪證，把另外那三個人都放了。這樣一個踏實理事的官兒，到了宋哲宗紹聖初年，又因為《實錄》治罪，落了職，從江寧改知秦州，再改知海州，复“酌其情，复集賢殿修撰”，移知蔡州。 我還沒讀完這一篇短短的列傳，幾乎就已經可以確認王克純教授之所以引用阮葵生《茶餘客話補編》這一段文字的用意了。他並不希望我再從曹植個人的生平和情感去理解一個曾經遭到放逐的文學家究竟是“秋蓬惡本根”，還是“願與根荄連”。 反倒是陸佃——比起鼎鼎大名的曹植來，這個在宏觀的歷史地圖上幾乎令人無從檢索的小人物——給了我一個非常不同的理解角度：蓬草之所以會遇風拔旋、離棄本根，乃是因為它本來就必須透過遷徙才能存活。從一個比較抽象的理解層次來說：陸佃也必須背離他的老師王安石，才能真正發揮出由王安石所傳授的經術奧義。更激進地看：如果不能疏離整個時代運行的軌跡，蓬草一般的知識官僚便也無從彰顯他們在封建帝王所操控的機器裡容身的價值。甚至——非常諷刺地——他們必須流徙，才算安身立命。 陸佃本人生平行事本來就是一個有力的佐證，使“蓬”這種植物在文學中喚起的意像有了十分重大的開拓。蓬草不再是因風飄蕩、隨時俯仰，且除了感慨失根、怨嘆懷舊之外，別無情感深度的感傷符號。從另一方面來看，“蓬葉末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雖轉徙無常，其相遇往往而有，故字從逢”，反倒像是在鼓舞著那些因為見解不合時宜、議論不入時聽、政爭失敗、志氣沮喪，乃至於流徙、放逐的士大夫們：“人生何處不相逢！” 更可貴的，陸佃對於“蓬”的期許，似乎也超越了門第，超越了黨派。你彷彿能夠在這短短的一小段話裡感受到，他那“相遇往往而有”所形容的，既非新黨，也非舊黨；既非熙寧，亦非元祐。 “轉徙無常”一語也絲毫沒有悲憐挫辱的情懷，反而給人一種兼容並蓄的寬大之感。質言之：陸佃似乎就是一棵在翻雲覆雨的風潮中飄颻到最遠處，卻仍向一群無論敵友、但凡值得敬惜之人道一聲“珍重”的蓬草。 然而，這還只是我的對手這一步棋的一半而已。他為什麼會貿貿然提出這麼一句“只不過阮公對於檳榔的厭惡，大概會讓很多流徙者的後代十分不爽罷”，仍舊須要進一步耙梳。 這兩句話可以說是天外飛來，讓我模模糊糊想到了什麼，可又怎麼也想不起來：它究竟與一樁什麼事有關？結果在書房裡踱了半個多小時，鬼使神差一低頭，看見我拿來墊垃圾桶底的報紙上有那麼一則算是“消息”的東西。 本年四月十七日《聯合報》的專訪，受訪者是“中研院史語所”學者林富士，標題是《文人雅士食補：蘇東坡、朱熹也吃檳榔》。訪問稿中提到：這位叫林富士的學者想要“以通古今之變的目的”寫一本《檳榔文化史》。 “寫這樣的題目，當然會觸及台灣的檳榔西施”，這位教授表示，他不會把檳榔西施看成是“社會問題”，而是“文化現象”。他還建議：“政府與其取締檳榔西施，不如提升檳榔西施的藝術層次，扶植成為文化創意產業。” 我努力回想著四月十七號那一天，大約就是當我看到了“扶植成為文化創意產業”這一句之後，便把報紙塞進垃圾桶裡去了。 在這裡一定先要說清楚：我並不討厭檳榔。以前做電視節目熬夜剪接的時候，還多虧檳榔提神醒腦。我甚至認為：這兩年桃園縣政府大力取締檳榔西施是一種以公權力干犯老百姓生計的勾當。但是，我一聽見“不把檳榔西施看成是'社會問題'，而是'文化現象'”，或者“提升檳榔西施的藝術層次，扶植成為文化創意產業”這種鳥話就泛噁心，這是沒辦法的事。 那麼，我的對手是不是知道我把這張報紙塞進垃圾桶裡了呢？在動這個念頭的同時，我忍不住扭頭看了一眼窗外——在我書房的外頭，有一株山櫻、兩棵龍柏和一整排密匝匝的竹子，應該不可能有什麼人能在任何時候窺看到我塞報紙的那個小動作。那麼，王克純教授為什麼會在復手時莫名其妙地來上那麼兩句呢？看來只有一個可能：他不但希望我注意阮葵生對於“轉蓬”所抱持的態度，甚至也希望我還能理解他對“檳榔”所抱持的態度。 那麼，這個態度跟流徙有關嗎？ 關於阮葵生，我所知更少。只依稀記得：他大約是清乾隆年間的人，做過刑部侍郎的官。此外，我還知道《清史稿·藝文志》有著錄，將阮葵生所寫的十二卷《茶餘客話》歸入子部雜家類雜說之屬。至於《茶餘客話補編》究竟是怎樣的內容？由何人補綴而成？什麼時候出版？我就一概不明白了。而且，在我們這一場賽局之中，就算知道了也沒什麼用，因為我的對手已經引用過的書，就是“三不”的禁令之三——“不可以出自同一本書”。然而，我仍忍不住如此想道：他會不會是希望我去翻看一下阮葵生對“檳榔”的看法呢？ 我沒見識過那本補編，手頭倒是有一本《茶餘客話》。這一回並不太費力，我很快地就翻檢到《吃檳榔惡習》這一條。題已標之為惡，其不屑可知。 “大腹皮，《本草》言其性罪猛；破氣，虛損者忌之。其子即檳榔，性益加厲，今人多好食之，亦無恙。檳榔樹高五、七尺，皮似青銅，節如竹，其葉聚於杪。業下數房，房結數百子，名'棗子檳榔'。中有實，如雞心，與海南子無異。粵人、滇人熟而後食，台灣人則生時即取食之，雲可治瘴氣、消飽脹。以蠣房灰用柑子蜜染紅，合海沼藤食之。每會席，賓客前各置一枚。京師小人和蘇子荳蔻貯荷包中，竟日口中咀嚼，唇齒搖轉，面目可憎，歲靡數十千。近士大夫亦有嗜者。阮亭（按：即王士禛，別號漁洋山人）雲：'轎中端坐吃檳榔'，貴人亦不免矣。範石湖雲：'巴蜀人好吃生蒜，臭不可近。'頃在嶺南，其人好吃檳榔，合蠣灰抹扶留藤，食之則昏，已而醒快。三物合和，唾如膿血，可厭。今來蜀道，又為食蒜者熏，作詩云：'南飧灰薦蠣，巴蜀菜先葷。幸脫蔞藤醉，還遭胡蒜熏。'邱浚贈五羊太守詩云：'階下腥臊堆蜆子，口中膿血吐檳榔。'又《峒溪雜誌》載：'蔞藤葉可以做醬'，即蒟醬也。” 初初這樣一讀，我大概可以猜得出：王克純教授也看了四月十七號的那張《聯合報》，大概他也受不了“提升檳榔西施的藝術層次，扶植成為文化創意產業”這種鳥話罷？那麼，我該附和他嗎？或者——駁斥他？ 直覺告訴我：王克純教授想藉由阮葵生對檳榔的厭惡來隱喻一個政治性的態度，那是人類從聚居成部落性的動物之後就再也沒有改變過的一種歧視情感：距離權力核心越遠的地方所發生的一切就越骯髒、越邪祟、越野蠻。所以無論巴蜀、嶺南或者我們今天定居所在的台灣，看在阮葵生這樣的人的眼裡，就是“階下腥臊”、“口中膿血”的符號。 我很快地想到：那位想要“提升檳榔西施的藝術層次，扶植成為文化創意產業”的學者也許並不是一個愚蠢的蛋頭，反而是親切地體認到檳榔——作為一種邊陲賤民的可憎食物——實則只不過是一個巨大的權力機器咀嚼之後任意唾棄到遠方的一種渣滓罷了。 流徙，於焉不只是一種懲罰，而簡直是一種罪惡了。 “誰說中國人沒有原罪觀呢？”我在回复王克純教授的電子郵件上打下了這樣幾個句子，“我們的原罪就是流徙，距離權力越遙遠，中國人的罪孽感就越深重罷？” 他沒有再回復過我。我們之間這一場看似沒有結局的對弈恐怕也就在我自己的最後這一段話上有了結局——我忽然想到，王克純教授跟我兜了那麼大一個圈子，目的是要我自己去發現：一旦我書寫，就擁有了權力；而一旦我對書寫有了自覺，便又處於一種厭棄權力的流徙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