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三：憶廣島王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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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前夕，我曾有一次短暫的廣島之行。我的同窗摯友欣翔君正在日本任教，他為了解決“終身大事”，不得不回祖國老家河南與生母談判。他要我幫忙，去日本廣島文理科大學給他代課，時間最長一年，短則一個學期。恰巧那時我是個“待業青年”。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終於一咬牙一跺腳，去!
來到廣島，想不到的景象呈現在眼前，空蕩蕩的大馬路上，車稀人疏，商店大都上著板(不營業)，頗似我國的大年初一(春節)。更奇怪的是，很少看見個男人，過往行人盡是女的。我心中暗忖“女兒國”?
我住在學校附近的尚志會館，那是一所私人開設的小旅館。老闆是位八旬開外的聾老頭，矮個駝背，兩隻眼已失明，當過兵。問他到過中國嗎?腦袋立刻搖得像撥郎鼓。後來聽人說他在朝鮮呆過好幾年。
旅店的主持人是老闆的寡婦女兒，30來歲，乾淨利落，淡淡的梳妝，臉上總帶著笑容，遇見人就鞠深躬問好。她是旅館的頂樑柱，一切活兒都由她幹：做飯、燒水、打掃衛生。旅館中幾十口人的一日三餐由她親手烹製，每晚的一池子洗澡水(約半間屋子大)，由她燒熱。還要在房前屋後窄小的庭院中栽花種菜。旅館裡養著幾隻純種來亨雞，鮮紅的冠子、雪白的羽毛，下蛋不叫喚，放雞是老頭的專職工作，用繩子拴住雞腿，他每天去郊外放雞。
清晨我去學校上課，只見家家戶戶門前都放著一小堆蔬菜，有時是幾個土豆子，有時是數根白蘿蔔，有時是一把我叫不上名的綠葉菜。每隔五六天還分大米，是一種極粗的機米，據說每人每日定量二合三(“合”念ge，約計中國半市斤左右)。這是當時廣島的“配給”制度。居民都吃一樣的飯菜。拿錢買不出東西，錢沒有用。此外燃料也配給，一日三餐不能都吃熱飯，每天至少吃一頓冷飯。我住旅館，中午不用去飯廳，老闆的女兒端著一大托盤挨屋送飯。每人四個冷飯糰，像中國的艾窩窩的形狀，略小，沒有餡，內有一個酸梅，有時飯糰外面裹一層紫菜。至於早晚飯都到飯廳去吃，大長桌子擺著一份份的小托盤。每份有一小碗米飯、一碗大醬湯、一碟菜。這點東西裝進肚裡，誰也沒有“飽”的感覺。所以那時最大的一個問題是“餓”。
留學生大都比我小幾歲，在日本呆的時間卻比我長，他們不像我人地生疏兩眼漆黑，常陪我出去玩，實際上是找“吃兒”。他們沒領我去參觀廣島的名勝古蹟，而是找飯館。發現哪兒掛出“只今準備中”的小木牌，立刻排隊。他們都很在行，我得到他們的很大幫助。在飯館門前排半天隊，賣黑麵條，一種由海藻製成的代用品，很不好吃。大家都很失望。
在廣島最滑稽的一件事，至今令我難忘，就是高八層樓的“福屋”百貨公司幾乎近於完全停業狀態，僅在一樓賣些很少有人光顧的東西，如草編帽子、絲麻腰帶、木製拖鞋等。但是，“福屋”百貨公司卻賣粥(魚生粥)。清清冷冷的大樓，只要一賣粥，就立刻招徠千百名顧客，頓時熱鬧起來，排隊的人從一層樓排到八層樓，再從八層樓排回一層樓。我是排過隊喝過粥的，而且不止一次，因為肚皮需要。
學校裡的學生一天比一天少，都“勤勞奉侍”(就是當軍人去打仗)去了。學校停課關門。我在異國又失業了，當然應該馬上回國，但談何容易!正在急不可奈的時候，母親生病，打來一個加急電報，媽救了我。回國前一些日本友人和留學生還託我給帶東西呢。
就在第一顆原子彈降落在廣島之前，我安然無恙地回到祖國。親朋好友都唏噓不止，說我命大，命好，真是撿了一條命。
(原載1955年1月6日《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