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峰）
我和小芳在我們相會的老地方分手後，沒回學校，徑直向岳志明家趕去。我現在要馬不停蹄地為我和小芳留在這座城市而奔波。忙碌，緊張，快速，在混亂中盯住目標大踏步前進，這就是大城市生活的節奏。以前我極不適應這種生活，現在可以說基本上適應了。記得剛開始上大街，我從來不敢騎自行車。就是步行，不是撞了別人，就是讓別人把自己的鞋後跟踩掉了。過十字路口的斑馬線，緊張得就像賊娃子一樣。
現在我騎自行車奔馳在大街人行道的人流裡，輕鬆而自在，就像組成這條生活長河裡的一個自然的波浪那樣運行。在通過諸如東門灘這樣的自由市場的人海時，我的自行車也能像魚在水里那般穿行。來到通向省委的那條寬闊的大道上後，行人稀少了，只有中心道上穿梭著一些拉起窗簾的小汽車，像箭一般地飛馳而過。兩邊的法國梧桐輻射出濃密的枝葉，給街面鋪下了很寬的陰涼；頭頂上赤日炎炎的藍天只留了帶子般的一條。
我在車上湊合著點著一支煙，一隻手扶把，一隻手抽煙，並把車速放慢了一些，以便在腦子裡思索一些事。我當然首先想起了剛才我和小芳的會面。
是的，可愛的小芳！她正如我所預料的那樣，沒有一點精神準備。她仍然在做著她的那些沙漠的夢。
當然，她是無可指責的。在不遠的以前，我不是也和她一樣堅持要到那個荒涼的地方去嗎？我承認，從精神上來說，這種追求永遠具有崇高的性質。凡是崇高的東西，都會引起人一種敬畏的情感，以致在背叛它的時候，使你自己都能感覺到一種靈魂的顫栗。我腦子里莫名其妙地冒出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這使我心裡極不愉快。
但我也有為自己辯解的理由：我留在這城市，並不是乾壞事。我在這裡也許要比在沙滇裡更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這同時不也就對社會的貢獻更大嗎？再說，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聰敏才智，也是現代我們國家所提倡的政策。這有什麼可以稱之為卑下呢？我在內心已經不知這樣為自己辯解了多少次。當然，我也承認，城市優裕的生活條件也是一個重要的吸引力。但人們活著，不是應該生活得更好一些嗎？世界上有誰反對這一點呢？我現在感到驚訝的是，我怎麼能一下子就改變得這樣快呢？我又感到驚訝的是，小芳怎麼能這麼長時間一點也沒有改變呢？我相信她也會改變的。只要留下來，城市生活的巨浪會慢慢沖刷掉她思想中那些沉積已久的沙丘——這句話簡直是一行絕妙的詩！已經到省委家屬院的大門口了。我把自行車在對面馬路上的存車處存好，就向那個已經進去過幾回的非凡的大門口走去。站崗的軍人立刻用警惕的目光盯住了我。我雖然跟岳志明來過幾回，但軍人不會記住我。我的腳步有些慌亂，心怦怦直跳，幾乎像一個作案的歹徒一樣。
“幹什麼？”軍人威嚴地喝問了一聲，就向我走來。
我站住了。
哨兵走到我面前，再一次問：“幹什麼？”
我回答：“我找一下岳志明同志。”
“有證件嗎？”
我趕忙在口袋裡摸學生證。糟糕！學生證丟在宿舍裡了。我只好說：“忘記帶了。我是省師範大學的，岳志明的同學。”
“你叫什麼名字？”
“薛峰。”
“你先等一下。”軍人說完便向哨摟走去。
我聽見哨樓里傳來撥自動電話的聲音，接著便聽見軍人說：“餵，岳部長嗎？……噢，志明，有個你的同學說他叫薛峰，現在在大門口。讓進來吧？噢。”
軍人出來，給我打了個讓進去的手勢，然後又筆挺地站在了原來的位置上。
我趕忙往裡面走去。進大門不遠，我就看見岳志明穿著拖鞋，懶懶散散地走出來迎接我。我們一同走進了他們家的會客廳。
保姆給我們端過來兩杯飲料。我一看，杯子里黑糊糊的，不知是何物。
志明說：“你喝咖啡。這很不錯，巴西的，速溶，不用煮。”
噢，這是咖啡。我以前只在外國小說裡不斷看過喝咖啡。我今天也喝了這種高貴的飲料。不過，我喝不慣，覺得有一種奇怪的苦味。不一會，聽見門口有汽車停住的聲音。這大概是志明他父親回來了。
是的，果真是岳部長。當他走進客廳裡，志明馬上給他介紹了我。志明父親是個和藹的老頭，一聽說是兒子的同學，便熱情地和我握手，問我是哪里人，父母親是乾什麼的等等。我非常狗謹地回答他的問話。我還從來沒有和這麼大的官交談過，因此說話都有些結巴了。
組織部長索性坐在了客廳的沙發上，和我拉起了家常。他說我們家鄉是老區，他解放戰爭就在那些地方打過仗，並且說出了我們那一帶許多地方的名字。這一切使我心裡深受感動。志明又吿訴父親，我就是和他合寫作品的那個人。老頭更高興了，並且從剛才放在旁邊的公文包裡拿出了那張省報，說：“你們的詩寫得很不錯嘛！志明基礎差，你要好好幫助他。'文革'中我和他媽關了牛棚，他沒人管，耽擱了。他哥哥就好一些，去年考上了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生……”
老頭看來很愛他的這個小兒子，甚至像對待同志一樣稱他“志明”，而不呼小名。他看來對兒子能發表作品感到由衷的高興。
在這個好老頭面前，我剎那間湧上了一種羞愧感。我同時也為志明感到羞愧。我知道老頭並不真正了解他的兒子。是的，他愛他，但並不了解他。而更令我難受的是，志明竟然能毫不害臊地瞞哄他父親，以致使這位組織部長竟然相信自己的兒子真能寫出什麼作品來。他可能是一個明察秋毫的組織部長，但也許是一個糊里糊塗的父親。
他父親要休息，志明便把我帶到他的宿舍。
他的宿舍並不和他家的房子套在一起，而是在另外的一排的一個單間。
這個房子的佈置也是另外一套。新式的沙發床，小酒推，十四英寸彩色電視機和一個四喇叭的錄音機。牆上貼著電影演員劉曉慶和陳沖的大幅彩色照片。
我們開始商量小說提綱。
原來我們準備寫一篇反映大學生生活的小說。但志明說，他聽了一個故事很不錯，可以說是現成的小說。
“什麼故事？”我問他。
他說：“我聽的是社會上傳說的一個笑話。恩，是這樣的：某年某月，在某一列客車上，兩個彼此都陌生的男人和一個陌生的女人坐在同—節車廂的同一張椅子上。那個女人正好坐在兩個男人中間。結果，這兩個男人都看上了這個女人。臨下火車前，這兩個男人都把自己地址寫好——當然都還寫了一些熱烈的求愛話，把這個女人從頭到腳讚美了一番。他們把紙條偷偷地往那個女人的口袋裡塞去。結果兩個人由於慌亂，把紙條分別塞在了對方的口袋裡。以後，這兩個男人就在兩地互相通信，熱烈地談起了戀愛。談到一定的時候，兩個人都想很快和對方相會。他們於是就在信中約定，某月某日某時在某車站某個地方見面。結果一見才發現對方是男的。這兩個男人就互相臭罵了一通，然後又各自在心裡臭罵了自己一通，就各回各家去了……你看這妙不妙？純粹是一個契訶夫式的短篇！”他叫道。
我聽後忍不住鈹鈹眉，說：“我好像看見一個雜誌上已經發表過一篇小說，就是這個故事。”
“是嗎？太遺憾了！這麼好個題材叫別人搶走了！”他喪氣地說。
我說：“咱還是按咱原來說的構思。”
志明說：“我今天腦子有點亂，咱改天再說吧……哎，你不是說你有個女朋友在林業學院想留校嗎？咱乾脆現在找我媽去。這事宜早不宜遲！你到《北方》去的事我已經給我媽說了。本來你兩口子的事當時可以—塊說，伹我媽對這些事已經煩透頂了，只好先把你的說了……咱現在去呢！”
我很高興志明的提議。我正是為此事而來。正是為了我和小芳的前途，我才耐著心和我的這個淺薄的朋友胡扯了這麼許多。我們於是一同騎著自行車去省教育局。
到了教育局大門口，我要下車，志明說別麻煩了，下來還要登記，闖進去就行了。
我們剛進了大門口，就被門房老頭在後面喝住了。他有點惱怒地喊：“年輕人連個規矩都不懂！怎麼一闖就進去了？你們找誰？”
我們尷尬地下了車，志明說：“我找我媽！”老頭氣呼呼問：“你媽是誰？”
“高建芳！”
“不管找誰都要登記！”老頭不客氣地說。
我們只好又退回去在門房登記完，才被允許進了院內的辦公大樓。志明母親是個大個子女人，頭髮已經有些花白，穿著一身普通的干部服，看起來是一個很有魄力的領導。
當志明把我介紹給她時，她從椅子上欠起身和我握了握手。那手是生硬的，帶著一種勉強，就像握住的是一個掃帚把。大概找她的人太多了，正如志明所說的：“煩透頂了。”
志明給他母親說明了來意。我在志明說話的過程中，又及時作了一些必要的補充。
分配辦主任眼睛厭煩地瞪著志明，聽他說完。
她然後轉向我，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態度平靜地說：“類似的要求很多。大學生分配中誰去哪裡，除個別特殊情況以外，權限都在各院校。我們沒有權力直接干涉各院校的分配，因此我很難幫助你……”
我腦子“嗡”地響了一聲：這下全完了！
我看了看志明，他若無其事坐在那裡翻一本《中國婦女》雜誌。
我低下頭，坐在那裡窘迫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就像專門被傳來受審的犯人一樣。我在心裡抱怨志明：既然是這樣，他為什麼要把我帶來見這位鐵面無私的法官呢？
那位法官又繼續宣判道：“我這裡不能搞這些不正之風。全省幾十萬大學生，如果這樣一搞，豈不亂了套？再說，就是可以照顧個別人，但這傳出去也會影響許多人的分配，到時不是給報紙寫信揭發，就走到省紀委去告狀，甚至結夥來我們這裡鬧……”
我還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腦門子上已經冒出了汗水。我真想一擰身就走。這時候，我聽見志明說：“媽，算了別說這些話了，都快下班了，我們還要回學校去……”
我聽見這話，趕快站起來準備走。
志明母親卻拿起筆，從桌子上翻開一個筆記本，問我：“你的女朋友是哪個大學的？學什麼專業？叫什麼名字？”
希望之光一瞬間便像閃電一般照亮了我的眼睛。我趕忙——回答了她的提問。我看見她把這些都寫在了那個筆記本上。
我好不容易才逃出了這個折磨人的地方。
路上，我對志明說：“根據你母親的態度，我已經不抱什麼希望了。”
志明卻大笑了，說：“我媽那些話已在她心中錄成了磁帶，對來的任何人都要放一遍的。可憐的人！你竟然被這位牧師神聖的佈道詞快嚇昏了！你放心，她該辦的事會辦，否則她為什麼要記在筆記本上？”
我腦子裡又“嗡”地一聲，幾乎把自行車都騎到了人行道上……生活啊，你又給我上了一堂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