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小芳）
隨著畢業的日子一天天臨近，班上和系上都亂作一團。儘管分配方案還沒公佈，有些人通過關係已經知道了自己的命運。於是，有笑的，有哭的，有鬧的，有四處奔波找關係的，一切都亂紛紛的。我是平靜的，因為我的命運我自己已經安排好了。系上的領導曾多次找我談過話，想讓我留校，但我拒絕了，請求把我分配在我要去的地方。領導當然再不會做我的工作，反而表揚了我。由於我和其他任何人沒有利害衝突，因此全班同學還像往常一樣尊重我。其他人之間就不行了，為了爭奪一個好位置，或者懷疑某個人拼了自己的台，或者猜測某個人把自己已得到的位置擠掉了，明爭暗鬥，亂得像春秋戰國一樣。猜疑和怨恨瀰漫在共同生活了四年的人們之間，這情景真叫人難受。我同宿舍的李虹，前幾天臉上還陰雲密布，這幾天突然又陽光燦爛了，據她說是由於我不留校，這個位置分給了她。她說她要感謝我。我向她祝賀，並且指出她不應該感謝我。她學習不錯，加上從小失去父親，母親又長年有病，完全應該留在家門口工作。
吃過晚飯，李虹從校門口給我帶來一封信。這是薛峰寫給我的。信的內容很簡單，讓我在第二天上午八點鐘到老地方去，他有些重要的事要對我說。他並且在“重要的事”幾個字下面加了著重號。我敢說他沒什麼太重要的事。要不，他不會寫信，而會騎車來找我的。第二天吃過早點，我借了李虹的自行車，就向我們的“老地方”那裡趕去。我們會面的老地方是南郊公園的大門口。但通常我們並不到公園去，而是在這里相會，然後一塊騎著車子去省第三醫院後面一塊麥田的水渠邊。那裡已經到了郊外，非常僻靜。應該說，這兒才是我們真正的“老地方”。這地方我們去過不知多少次。我們在這裡看著麥苗泛青，發旺，發黃；然後又看著麥子被收割，套種的玉米又長起來，吐出紅縷，懷上捧子。我們在這裡說過甜蜜的悄悄話，並且也偷偷地親吻過……我騎著自行車穿過繁華的大街。
整個城市都在火辣辣的陽光下喘息著。即使有風從迎面吹來，也是燙熱的。行人有氣無力，邊走邊擦汗。大街上瀰漫著一種鬆散的氣息。
人們的精力和智慧也好像被太陽的熱力蒸發了。到公園門口的時候，我看見薛峰已經站在了那裡，自行車撐在旁邊，車後座上夾著一個鼓鼓囊囊的黃書包，裡面大概裝著汽水、啤酒一類的飲料和點心。每次都是這樣，吃喝的東西大部分由他買，但事後我給他錢。他花錢大手大腳，我得常給他支援。他看我來了，也不說話，就跨上他的車子。我們於是並肩騎著車子，到我們親愛的“老地方”去。
路上，我問他：“有什麼緊要事？”
他笑笑，說：“沒什麼，我想你了……”
我不好意思再看他，說：“才一個月沒見面……你們實習完了？”
“完了。已經開始進入分配階段，整天驢踢狗咬的。你們那裡怎樣？”
“情況差不多。反正咱們倆是世外桃源，沒有人會來搶咱們的位置。”
薛峰沒說話，沖我淡淡一笑。
我們很快來到了我們經常光顧的地方。
在水渠邊的小白楊叢中，薛峰把汽水、啤酒和一些點心放在隨身帶來的一塊小塑料布上，我們就像過去那樣緊按著坐在一起。樹和茂密的蘆葦把我們和外面的世界隔開。這裡已經遠離喧鬧的城市，四周圍靜悄悄的。首先照例是無言的親熱。這一刻幾乎世界上的一切都被忘得一干二淨，只有我們溫柔的感情在心靈中靜靜地流淌。我記起了他給我念過的弗拉基米爾·杜金采夫的幾句詩：一雙目光深邃的大眼睛，閃爍得真是意味深長。沉默吧，你現在的沉默，比你吐盡言辭還會令我心明眼亮……
過了一會，我問薛峰：“是不是真的有什麼重要事？”
他又笑笑，沒說話，回過頭從身邊的黃書包裡拿出一張報紙遞給我。
這是昨天的省報。我很快在副刊上發現了他的名字。這是他和另外—個叫“勁松”的人合寫的一首詩。我這才知道他說的重要事是什麼了。我當然為他高興。他的任何成績都能引起我無法言語的驕傲。我不知為什麼開始轉彎抹角地盤問起他來了。 “這個'勁松'是哪兒的？”
“我一個班的同學。”他說。
“男的還是女的？”
他大笑了，笑得把臉邁到了一邊。
“笑什麼！你回答我！”
“女的。”他仍然在笑。
我不言語了。你們知道我此刻心裡在想什麼。
他又從書包裡掏出個筆記本，從裡面取出一張照片遞給我。我沒有接。他一下把照片堵在我眼前，說：“看這個女的漂亮不漂亮？”我看見他和一個男人的合影。我忍不住為自己剛才的醋意而不好意思地笑了。
他說：“這就是勁松。”
“是筆名吧？”
“是的。”
“真俗氣！現在還取這麼個筆名，一股文革味！”
薛峰把照片收起來，說：“他叫岳志明，父親是咱們省委常委，組織部長。”
我說：“這首是他寫的還是你寫的？我真理解不了，兩個人居然能合寫詩！”
“詩當然是我一個人寫的。”
“那為什麼署他的名字？”
薛峰沉默了一下，避開我的問話，說：“我最近準備寫小說。我覺得詩容量太小了……”
“寫好後再把'勁松'的名字也署上。”我挖苦他說。
他平靜地看了我一眼，說：“我是準備這樣做的。”我真有點難理解他了。我毫不客氣地說：“你討好這個人，是因為他父親是大官吧？你怎麼也變成了這樣一個人？他和他的父親與你有什麼關係，何必這樣呢！”
薛峰不看我，拿一根樹枝低頭在地上畫著，說：“他父親沒有什麼，可他母親……”
“他母親怎了？”
“他母親是省教育局分配辦公室的主任。”
我一下子瞪住了眼睛，我驚異地看著在地上畫道道的我的親愛的薛峰。我敏感的意識到，是不是有某種變化將會出現在我和他之間？我同時也明白了，他今天的確有某種“重要的事”要告訴我，但這並不是他所發表的那首詩。
我問：“這又怎樣呢？”
他停止了在地上畫道道，抬起頭，用胳膊摟住我的肩頭，說：“小芳，讓我直說吧，我們不能再回到我們當初說要去的那個地方！”
“為什麼！”我急著對他嚷道。
“我們要設法留在這個城市。只有留在這裡，我們才能更好地發展自己。”
“我們當初說過什麼？”
“是說過”
“你以前可從沒改變過主意。”
“正因為這樣，一旦覺醒了，心裡就更著急。”
我怎麼也想不到，他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我一時無法反應過來，我只是急著問他：“你什麼時候改變主意的？”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現在已經決定了。當然，以前沒認真考慮，也沒事先做工作，現在就是想些辦法。我和岳志明合寫東西，就是為這個的。我答應滿足他的虛榮心，他答應幫我和你辦事。我想到《北方》雜誌社去工作，你就留在林業學院……”
“不。”淚水不知不覺已經湧滿了我的眼睛，“我已經給學校說過，我不留校。現在留校的人已經確定了。”
“這可以改變。”
“不！不！不！”我當時只是這麼嚷著，心裡難受極了。我第一次朦朧地感覺到，儘管薛峰現在仍然用胳膊親切地摟著我的肩頭，但有一種東西已經橫在了他和我之間，我感覺到了這個，不知為什麼，卻更緊地靠在了他的身上。
一種從未有過的悲哀和傷痛漫上了我的心頭，就像看見一種可怕的疾病纏在了自己親人的身上。是的，我不會嫌惡和躲避他，我要想辦法讓他恢復健康。我能做到這一點嗎？
我已經慌亂到了這樣的程度：我好像覺得他真的是病了，於是忍不住用手在他寬闊的額頭上摸了摸。並不發燒，體溫是正常的。
我在急忙中講不出什麼大道理來說服他，只好央求他說：“我們還是回家鄉那裡去吧！我求求你，一輩子在城市生活我們習慣不了……”
“慢慢就會習慣的。我已經習慣了。回去反而會不習慣！”他插嘴說。
“那就從我們的事業來考慮。我學的是水土保持專業，回到山區和沙漠就能更好地發揮專業知識。你搞文學，也只有在生活中才能寫出好作品來……”
“這不是理由。你的專業在大學能培養更多建設四化的人才。我留在文學刊物也就可以使自己的才華不致湮沒。從五四以來的許多大作家都是編刊物的。至於生活，只要有活人的地方，就有生活。因此，這不能是我們不留大城市的理由。”他雄辯地說。
“是的，這也許不是理由……”我從他的胳膊裡掙脫出來，對他說，“你什麼時候也變得這樣世俗了？我們所看重的理想，我們所看重的獻身精神，我們一直像孩子那樣所珍愛的一切，你都一點也不要了？”我感到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著。
“我們現在不是孩子了……”他說。
是的，我們不是孩子了。我親愛的人！我們長大了，但我們卻開始吵嘴，開始分裂。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寧願我們兩個人永遠都是孩子啊！
我感到頭暈目眩，口乾舌燥。我怎麼也想不到在我們之間竟然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我望著他那張漂亮的臉，竟忍不住衝口說：“那咱們分手吧，各走各的路！”他一下子從地上跳起來，吃驚地望著我。
我也站起來，又忍不住撲在他懷裡，傷心地痛哭起來。我多麼難受：為他，為我，為我們。
“小芳，回去想想吧，今天我們再不說這事了。我相信你會同意我的決定的。”他溫柔地撫摸著我的發，輕輕地說。
我沒有再說話。這並不是說，我已經順從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