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床是加床，病房已滿了，就躺在樓道裡。
就是老余找兒子的那天晚上，從急診室那邊又轉來了一個病人——三十七床。
三十七床進來時身上纏滿了帶血的繃帶，整個腦袋都是包著的……特別惹眼的是，當他被推進來的時候，他身旁跟著一個穿著婚衣的、很漂亮的女子。
三十七床是家裡來人最多，也是整個眼科病房議論最多的一個病人。我是在他入院後的第三天才知道的。這是個年輕人，只有二十二歲，剛剛才結婚三天。
三十七床是從北邊一個縣醫院送來的。據說，他父親是個村長。在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村長是最低一級的干部。在國家幹部的序列裡，村長又不算幹部。但如果是比較富裕的村子，當村長有權動用億萬資產，或者相應的人力、物力的時候，他就是乾部了。而且，有時候，他的自由度甚至比鄉長、縣長還要大一些（在我們國家，村一級的經濟形態是最模糊的。首先，它既不是國家的，也不是哪個人的，它叫“集體經濟”。在某種意義上說，“集體經濟”是無主的，不受產權人制約的，誰當政誰說了算）……三十七床的父親，就是這樣的一個村長。
可是，到了這時候，村長和他的老婆只是在一旁看著，滿面焦慮，束手無策……只是來探望的人多些。在此後的幾天時間裡，來探望的人川流不息……一個村子及各種關係，大約幾百口，都先後來過。眼科病房的走廊裡一時熱鬧非凡。
可三十七床一直很沉默。無論誰來探望，他都一聲不吭。他的整個臉、手都是包著的，看上去血污污的，很嚇人。只是到了深夜，他會突然地“嗷”一聲！兩腿蹬著，長嚎，按都按不住……很嚇人的。他胸膛裡一定有火焰，那火從牙縫裡躥出來，人就像煎鍋裡的魚一樣，一縱一縱地在床上摔！
這時候，那做母親的，就附在床前，滿臉是淚，說：孩兒，你疼？你哪兒疼？ ……爾後用目光求告似的看一眼新媳婦，希望她也說點什麼。
那新媳婦，也一直在病床前站著，一副很無奈、很恐懼的樣子……她很聽話，按婆婆的要求，新媳婦握著三十七床的僅剩的一根指頭——大拇指說：燦，你疼麼？
三十七床一下子就把那抓著他的手甩掉了，繼續嚎叫！ ……
於是，家人慌忙找醫生去了。
後來，那事情是一點一點地從眾人的嘴里傳出來的。三十七床是村長惟一的兒子，他在結婚的第三天，一時心血來潮，要去水庫裡釣魚。離他們村子不遠，有一大水庫。於是，三個青年，表兄表弟的，把新媳婦撇在家裡，一起去釣魚。大約釣了一會兒，魚沒釣上來，就找來了雷管、炸藥，打算炸魚……這事過去肯定是做過的。不然，他也不會有這些東西。結果，那土法制的、裝在瓶裡的炸藥，用電雷管引爆後沒有炸。三十七床跑上前，把裝有炸藥的瓶子拉上來，說要看一看咋回事……可就在這時候，一兩秒鐘的時間，炸藥瓶卻在他手裡炸了，立時就炸傷了他的雙眼和雙手，慘不忍睹！
在此後的日子裡，三十七床那炸傷的雙眼被摘除了……他的一家人都抱著頭，一聲不吭。
常常，在夜半時分，眼科病房裡會陡然響起幾聲嚎叫！那嚎叫聲像是染了血的鋼絲，枝枝杈杈的，尖利無比，很恐怖！
那當父親的，一直抱著頭，在地上蹲著，一聲聲地嘆息。
是的，才蓋的新房，兩層小樓，才娶的新媳婦，家裡一應俱全，那日子應該是很美好的。就為了一個念頭？或者說是從童年裡就開始的放縱……這事故就造成了，永遠無法彌補。有時候，我想，三十七床的父親如果不是村長，他會出這件事麼？他又是從哪裡弄來的炸藥和雷管呢？再說，那水庫管理者會允許他去炸魚麼？有時候，就那一點點特權，也是可以害人的。
當然，這事也許與村長沒有關係。無論是什麼長的兒子也未必都會去炸魚……可是，他這麼年輕，雙目失明，又炸沒了雙手，此後又該怎樣生活呢？
那一聲呼喚，很突兀，我掉淚了。
有多少年，沒人這樣叫過我了……她說：丟哥，不認識了？是我呀。
我病床前站著一個女人。看模樣還有些俊俏的底子，但心性堆在了臉上，很“鋼”。 “鋼”本是形容男人的，該是男人的本色。可這年頭，本應是水做的女人，卻一個個都像是淬了火，越來越“鋼”，一個比一個“鋼”。這不在衣服，她的穿戴還是很得體的。可站在面前的這個女人，你就覺得她“鋼”。我猜，一個女人，只有在男人堆裡泡久了，在商界廝殺中頻繁地搏鬥過，才會染上這種“鋼”氣。
她說：丟哥，聽不出來麼？真不認人了？我閉著眼都扒你三層皮。
一聽我就知道，這種狠勁是來自家鄉的。這話皮糙肉厚，話雖狠卻心裡近，透著貼骨的熟悉和親切。於是，我說：慢，慢，叫我想想……葦香，是葦香吧？蔡思凡、蔡總。
她說：我說吧？你這大學問人，不會記性這麼差……我來看個人（指的是“病人”），在過道裡，看後相（這是家鄉話，指“背影”）是你。還真是……丟哥，別笑話我了。聽說你這“腫”（總）比我這腫（總）發得大，你是醃菜缸，我是和麵盆，拔根汗毛比我腰都粗，不錯吧？
我笑了，苦笑。
她說：看看，看你嚇的？又不問你借錢。接著又問：咋啦？眼上出毛病了？
我說：車禍。
她上下看了看……說：咦，不賴。不賴。全全活活的。
這話仍然讓人覺著親切。只有吃過苦的人，家鄉人，才會這樣說：只要“全全活活”的，不缺胳膊少腿兒，就是福分……
接下去，她的臉拉下來了，她繃著臉說：丟哥，你得給我平反。你必須給我平反！
我笑了，說：我又不是政府部門的人，你也不是梁五方……我給你平啥反呢？
她說：要不碰上你，我就不說了。既然碰上你了，我就得說說。那梁瞎子（指的是梁五方，在平原，凡給人算命的，貶稱為“瞎子”，褒稱為“半仙兒”），沒少在你那兒造我的謠吧？
這時候，我心裡“咯噔”一聲，頓時翻江倒海，突然想起了那盆“汗血石榴”……那棵石榴，我一直帶在身邊，無論走到哪兒，我都帶著它。
蔡思凡說：那梁瞎子，虧心不虧心？到處造我的謠，說得有鼻子有眼兒的。說我把我老爹的頭給割了，種成一盆花……這話你也信？ ！
蔡思凡說五叔，一句一個“梁瞎子”，我不好接她的話，只有苦笑。
她恨恨地說：梁瞎子，一個流竄犯，騙我多少錢？ ……還這樣編排我，安的啥心？是，早些年，我是缺錢，求告無門的時候，我上吊的心都有過……可我咋也不會去賣我老爹的頭吧？這有踪沒影兒的事，還到處傳。
她說：你也知道，我爹追我娘，從城裡追到鄉下。他跟我娘雖然打了一輩子架，可兩人感情好著呢……後來他癱瘓了，出不了門了。那盆石榴，是我給他買的，好讓他看個景兒。我娘還怕他“落”（寂寞），讓我給他買了隻狗娃，好讓他聽個應聲……後來我老爹下世，有人說那盆石榴是個景兒，很值錢，我這才把它送人了。就這點屁事，傳來傳去，都把我傳成殺人不見血的惡雞婆了！
她說：你不知道現在幹企業有多難。那些村里人，你用他，他說你給的工錢低，罵你；你不用他，他說你不給本村人辦事，也編排你……這年頭，說真話沒人信。謠言有人信。
……我恍然。聽她這麼一說，我也不知道該相信誰了。我真說不清楚，當初我買下的那盆石榴，是不是一個錯誤？
接著，她又數叨我說：丟哥，你良心讓狗吃了？我爹把好處都給你了。一村人的好處，都讓你一個人佔了。你連回去看一眼的心都沒有？
我喏喏的。無話可說。我想說，我是想回的，我真想。可我……
蔡思凡說：你脊樑上濕不濕？
我迷惑：濕？
蔡思凡笑了，說：背一脊梁唾沫星子，你蓋兒不潮啊？還有，脊梁骨沒讓人搗透吧？ ……又說：怪不得，你穿著西裝呢。
我明白了。說：村里，罵我的人多麼？
蔡思凡說：這我不能瞎說。你自己想吧。
這時候，藉著蔡思凡的話頭，我忍不住問：老妹子，你說實話，那些匿名信，是不是你寄的？
蔡思凡說：誰說的？誰又編排我的？是梁瞎子？
我說：……那匿名信上只有一句話：給口奶吃。是不是你？
蔡思凡大笑，說：……嚇壞了吧？不是我。真不是。
我記得，有一段時間，我經常收到匿名信，也曾經夜裡睡不著覺……那話是老姑父的語氣：給口奶吃。可老姑父已經去世了。
臨走的時候，蔡思凡說：丟哥，你要是有良心，也該回老家看看了。
我說：是啊，我也想回去。
她說：手裡有錢了，給家鄉投點資。
我喃喃地說：我要回去，就種樹……
她說：好啊。你種樹，我伐樹。我那板廠，你去看看，全現代化的……
我又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二十四床是個很奇怪的人。
二十四床是個小個，人很精神。我是說他走路時，表現出的是一種“挺”的感覺。在眼科病房，獨有他，是挺著身子走路的。他個小，還包著一隻傷眼，就在病房的過道裡，挺括括地走，身子架著。其實，這很累。在很多的時間裡，他手裡舉著一個手機，慌慌地，頭直槓槓的，不看人，就那麼直撅撅地、匆匆忙忙地往外走。邊走邊打電話，很忙的樣子。
夜裡，他也是一個人，圍著眼科病房的這棟樓，轉來轉去的。很沉重的樣子，一圈又一圈走，也不知在幹什麼……但是，無論誰看到他，都會以為，這是一個乾大事的人。
後來，九床的老許告訴我說：那人，你看那人，二十四床，小個子兒，頭仰著，還老舉個手機，一路“喂喂餵”，半個閒人不理。就那主兒，是個大廠的廠長，副的。
他說，你猜怎麼著？ （我是閒的了。他是慌的了。）他們廠引進外資，他是慌著跟外國商人談判呢。他們廠裡有個大鐵門，工廠都是大鐵門。上班鈴一響，大鐵門就關上了。大鐵門上還留有一小鐵門，人可以隨時進出。他呢，個子小，這小鐵門他走了很多年了，熟得不能再熟了……可就在談判這一天，出事了。你猜出了個啥事？想都想不到，大鐵門是用鐵鍊子拴的；小鐵門上焊的有門鼻兒，鐵的，也可以上鎖。也就是跟外商談判這天上午，他急著走，一步跨進了小鐵門。他個頭低，他的眼正好跟小鐵門的門鼻兒齊，只聽“扑哧”一聲，他的眼，不，那鐵門鼻兒，整個，扎進眼裡去了。你說這個寸？
是呀，這樣的事，無論你給誰說，他都不會相信。那麼小的一個門鼻兒，怎麼會扎進人的眼裡去？這應該算是一個偶然。可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正在發生和已經發生的事，都是一個一個的偶然。於是，所有的偶然，就組成了必然。據他廠裡的人說，那一天，他很負責。僅談判用的會議室，他都督查著打掃了好幾遍。連談判桌上擺放的名簽，他都讓人修改了三次……就此看來，你不能說他不認真。一個連開會的名簽都檢查三遍的人，你能說他不認真麼？他很認真。可他的眼珠，卻掛在了門鼻兒上。
這麼說，他是吃了熟悉的虧。路是熟路。熟得不能再熟了，常走的路。門也是常走的門。閉著眼都能走的門，居然把廠長的眼給扎瞎了？ ！這些事，都是他廠裡來看望他的人說出來的。他自己絕口不提。不跟病房裡的任何人說。他也許是羞於提起。你看，眼都這樣了，你還慌什麼呢？可他在醫院裡，進進出出的，還是慌。這就是個性了。
知道二十四床的情況後，我一直想跟他聊聊天。我們都包著一隻眼，可以說是同病相憐。可是，有一天，當我在過道裡碰上他時，我說：老韋（他姓韋，是別人告訴我的）。
他驀地轉過身，說：你哪單位的？
我只是想提醒他關於“交叉感染”的事……
可他很警覺，很生硬地重複說：你哪單位的？
我很無趣。也就什麼都不想再說了。
當天晚上，在眼科病房外的花壇邊上，聚集了一群人，老老少少的，大約有二三十口人。他們圍著二十四床，正在嘰嘰喳喳地說著什麼……二十四床就像是開會一樣，站在他們的中央，不時揮手講著些什麼。那些人，先是站著，爾後又蹲下來，一直商量到很晚。那二十四床，本就個小，一隻眼還蒙著……他就那麼一直站著，站了半夜。
第二天上午，九床的老許跑來說：十三床（我是十三床），你知道麼，二十四床，那廠長，辦出院手續了。
我說：治好了？
他說：好個屁。他的心就沒在眼上。
我說：不會吧？傷得這麼重……
他說：昨天夜裡，他家來人了，一下子來了幾十口子，都是他的親戚，嚷嚷著非讓他回去……你猜為啥？
我說：為啥？
他說：他們那個廠，正搞股份制呢……你猜他最怕什麼？
我說：怕什麼？
他說：這二十四床，最害怕的是，人家藉著改制，藉著他的眼傷……把副廠長給他免了，不讓他幹。他都嚇死了！
我說：還是治眼要緊，他傷得這麼重，一輩子的事。
他說：哎呀，你不知道，昨天夜裡，我就在花壇邊坐。他一家人，所有的親戚，都在那工廠裡上班。這不是改制麼？一改股份制，就要裁人……他那些親戚，都成了熱鍋上的螞蟻了。你想啊，他要是廠長當不成了，他老婆，所有的親戚，都有下崗的可能……他還哪有心治眼呢？
我說：出院了？
老許說：可不，手術剛做完……一早就走了。
是啊，二十四床是個廠長。他當廠長，並不是這些親戚給他幫了什麼忙，那是他自己努力干出來的。可現在，他既然是廠長，就不能不幫那些親戚們，他們就要下崗了……於是，就像駱駝一樣，他也不過是個搶時間的人。他慌慌地去跟外商談判，紮傷了一隻眼。現在，為了那些親戚，他又慌慌地走了。
不說了吧。在我住院的那些日子裡，每天都有（不斷地變換著的）病人走進來：一、二、三、四、五、六……一直到五十八床。上蒼賜予我們一雙眼睛，本是看路的。可我們的眼都出了問題。是命運把我們拋在了這裡，使我們聚在一起，同病相憐。在眼科病房裡，幾乎每個人都有一份奇奇怪怪的經歷，那眼病也是由各種各樣、千奇百怪的原因造成的。
若是走在大街上，你是絕不會看到的。
在我出院之前，最後一個來看我的，你猜是誰？
——梅村。
我們都有些風塵了。我們都是風塵中人，我們相互看著……
我說：沒有玫瑰了。
我說：阿比西尼亞玫瑰，就剩下桿了。
我說：你還要么？
當我開始用一隻眼睛看世界的時候，我對很多事情的看法都發生了變化。我不再拘泥、苛求完美了。我知道，這個世界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完美，有的只是錯覺和遺憾。其實，在內心深處，我一直期望她能說出那句話來，她只要還能說出那句話，我就會……
可就在這時，我的手機響了。電話是衛麗麗打過來的。衛麗麗在電話裡說：老吳，你決定了麼？當時，我遲疑著。
我很清楚，在目前的情況下，無論是做證劵，還是搞實業……你都不可能不拉關係、不行賄。我斷言，這在任何企業，都是一樣的。一旦進入了，那也只能是大小之說、多少之說，沒有區別（在每一個節日里，你都得去拜望那些有可能管住你的企業，或是有可能給你的企業製造麻煩的人，這已是不成文的規則）。若是不搞這一套，你會寸步難行。有時候，時間和商機是必須花錢來買的，是需要通融的，你甚至連變通的條件都沒有。這甚至不是政府的事，你要面對的，是一個一個的人，一件一件的事，我也相信大多數都是好人……但是，你只要遇上一個壞人，或是有私心的人，他就可以拖住你，讓你什麼事也乾不成。到這時候，你就有可能成為第二個駱駝。
我等著梅村的一句話……
衛麗麗在等我的一句話……
我對著手機說：決定了。
窗外的陽光很好。
我用左眼看，天上有兩個太陽。它是花的、重影的，斑駁的，就像是並蒂的向日葵；單用右眼看，天上只有一個太陽。是圓的、燦爛的、火紅的……看人也一樣。
說實話，當我看陽光的時候，我很慚愧。我為我自己、為每一位國人慚愧。我做第一次手術的時候，很不成功，天天流淚。你想，一個大男人，天天不停地流淚、擦淚，那是一種什麼感覺？我對自己說，你死了算了。可後來，我明白了，那是因為一根線，一根羊腸線，這根羊腸線是國產的。後來做第二次手術，換了進口線，就大不一樣了。我真想大喝一聲：我，我的同胞。咱們自己對自己，能不能踏實一點。再踏實一點。不就一根線嘛，咱就從做一根線做起！
我等著梅村，我期望她能說出那句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