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
我和五叔，實際相遇不止六次。
五叔姓張，名志高，是我姑夫的弟弟，算個剛能沾點邊的親戚。
姑夫家的村子離我們村十幾里路，同在大馬河川。川里一條簡易公路從縣城一直通到川掌。我們村和姑夫家的村子都在公路邊上。
小時候，我常跟媽媽到姑夫家走親戚。不過，那時可沒有公路，我們是沿著大馬河邊那條凹凸不平的石頭小路去張家堡的。
那時，我就認識了張志高。他在姑夫的弟兄們中間排行第五，我就叫他五叔。
當時，我記得五叔常穿一身破破爛爛的黃軍裝，腰里束一根舊皮帶，皮帶的斷裂處用麻繩綴著，他個子高大，雖然年輕，串臉胡已經初具規模。那時鄉里人大都是光頭，為了涼快和省得梳洗，一般不留發。但五叔卻別具一格，像城里人那樣留著分頭，不過平時都被塵土銹得像骯髒的氈片一樣；只是趕集上會，才到河裡洗刷一番，用一把破木梳對著鏡子細心地把頭髮一分為二，中間就亮出一條白縫來。
五叔力氣很大，愛說愛笑愛唱，還愛撥弄個樂器什麼的。在地裡，在莊稼場上，常和人比賽摔跤，村里幾乎沒有他的對手。
我聽姑夫家村里的人說，五叔當過兵，只因為部隊要調到南方去，他聽傳說那里天氣熱得要命，那裡的人說話也和外國人一樣難聽，所以就打報告復員回家來了。據說他要是不回來，怕早已升成了軍官。五叔不識字，但聽說在軍隊上已經入了黨，光這一點就不能不使人對他肅然起敬。那時候，農村的黨員大部分都是些老漢，像他這麼年輕就“在黨”，真不簡單！
五叔出山勞動，常把一根梅笛別在腰里的那根爛皮帶上，休息時就吹上幾聲。有時背上背東西，那根梅笛就插在衣領裡面，像個什麼標誌似的。
一般來說，農村像他這種人，往往逛了幾天門外，有點見識，就不太愛勞動，吹拉彈唱，遊東逛西，夜裡說不定翻牆撥門，鑽到了別人家媳婦的被窩裡。
可五叔沒有這些毛病。他愛勞動，也愛給村里的人幫忙幹活。逢個集體事，他總是跑前跑後為大夥張羅，因此村里人都喜歡他。也許正因為這些原丙，後來大家才擁戴他當了張家堡大隊的黨支書。
小時候，每次到姑夫家，我總愛跟五叔廝混在一起。那時候，五叔還沒有成家，光棍一條，因此他對孩子們的態度不像有家的大人那樣傲慢。我有時跟他去種地，或者跟他去砍柴，許多次吃過他從懸崖上為我摘來的木瓜。我記得我們還一同合夥偷過鄰村一位老頭的西瓜。我們在月光照耀下的一個河槽裡吃完偷來的西瓜後，五叔突然內疢地說不該白吃人家的東西。他摸了摸口袋，似乎在找錢，但看來沒帶錢，就引著我到他的自留地掰了十幾穗嫩玉米，又轉回到鄰村老頭的西瓜地裡，偷偷放在摘掉西瓜的那幾棵瓜蔓下。這件事一直長久地保持在我的記憶裡。而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每當傍晚我們回到家裡的時候，五叔就抱起他那把心愛的土三弦，坐在他門前一堆爛柴爛草中間，叮叮咣咣地彈個不停，一直彈到太陽落在西面我們村子的那些大山的背後。每當這時，我就和他餵養的那條老黃狗一同臥在他身邊，靜悄悄地聽他那醉心的彈撥聲……
時光與童年的生活一起飛快地流逝了。離開那時光到現在轉眼就是三十年。小時候的有些人和事已經逐漸被日後紛繁雜亂的生活經歷所模糊了。
以後我長成大人，考上了大學，畢業後又分在省報當記者。由於我採訪工業部門，常在城裡轉，加之成了家，回故鄉的次數不多了。即使回去，也因為忙，很少能再到姑夫家走親戚。至於張志高——我的五叔，我早年就听父親說他當了張家堡大隊的書記，不過我很多年也再沒見他的面；在我的記憶中，他是屬於那已經被淡忘了的一個早遠年間的熟人而已。
但是，在前幾年裡，由於種種原因，我卻有機會好幾回和我早遠年間的這個熟人相遇。幾次相遇，都可以說非同一般，而五叔的變化也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現在就讓我把這幾次和五叔相遇的情況，不按先後順序記錄在下面。這些東西也許太平淡了，構不成什麼小說，但我總覺得里邊還是有些意思的。
大概是前年冬天吧，我正在家里為報紙趕寫一篇報導。
大約是早晨九點鐘，聽見有人不住氣地敲我的門。敲門聲看來不是詢問能不能進來，而是非要進來不可。
我厭煩的事情又發生了，只好把筆扔在稿紙上，前去開門。在這個過程中，敲門聲一直不斷，而且相當沒有規矩，我生氣極了。
門一打開，我看見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生人。
來人年紀不大，約摸十八九歲，臉上汗淋淋的，一對黑眼珠靈活地轉動著，張開嘴只管對我畏怯地笑著。從他那身半新半舊的製服和手裡那個落滿塵土的大黑人造革皮包，一看便知道這是我家鄉那裡來的人。我一時想不起來他是誰。
“你是劉叔叔？”
“是。”我說。聽他說話的確是家鄉口音。
“我是張家堡的。”他說。
“誰家的娃娃？”我問。
“我父親叫張志高。你認識……”
“噢……”我這下才看出他臉上有一些我所熟悉的特點。是的，他簡直就是我童年認識的張志高。
我把五叔的後人讓進家門，給他衝了一杯茶，把糖盒放在他面前。他拘束地接過茶杯，坐在椅子上，端著那杯茶，也不喝。
“你來省裡有什麼事嗎？”我直截了當地問他。
小伙子的臉一下子變得通紅，囁嚅著說：“我父親在這裡被拘留了。我來看他。”
“什麼？”我驚訝地從椅子上站起來，“為什麼？”我問他。
“為倒販糧票。”
“現在在哪裡？”
“新城區公安局。”
“你見他沒有？”.
“沒……走時我媽吩咐我，讓我來找你……”
我坐在椅子上，腦子像亂麻一般沒有了頭緒。
我透過水濛濛的窗玻璃，望著外面冬日灰暗的天空，開始盤算我該怎樣對待這件事。
我知道五嬸叫兒子找我來的意思是什麼。記者在我們家鄉人的眼裡也是一種不小的“官”，甚至我父母親都這麼認為。這些年，凡是家鄉來省城辦事的人，包括縣上我所認識的那些半生不熟的干部也都來找我，讓我給他們走這樣那樣的“後門”。他們來，當然都不空手，總要給我帶些家鄉的土特產；我自己自然也要給他們管飯。我愛人為這些事早已經叫苦連天了，和我吵了好幾次架。我自己心裡也相當煩。但沒有辦法，鄉里鄉親，遠路風塵來到你門上，能把人家趕出去嗎？這不是說我已經“修”了，看不起家鄉來的人；也不是小氣得不願給他們管飯。關鍵是這些事太耗費人的精力了。我的家快成了個辦事處，有的人甚至把這裡變成他們在省里辦公事和做買賣的碰頭地點，並且不時讓我給他們“走後門”。其實我在這方面並不開竅，只能幫他們找找旅社，買買車票而已。
現在，五叔的兒子又找上門來，肯定是要讓我想點辦法把他爸領出來。這真是開玩笑！我怎麼敢去觸犯神聖的法律呢？
“你父親還當大隊書記嗎？”我隨便問五叔的兒子。
“當著哩。”他說，手裡仍然拘束地端著那杯一口也沒喝的茶水。
“你住下了沒？”我又問他。
“住下了，在建華旅社，離你們這裡不遠。”
我考慮了一下，對他說：“我現在忙著要寫一篇稿子，你先回去，等我把稿子寫完再說。”
小伙子立刻站起來，臉上顯出一副感激人的表情，就機靈地過去拿起了那個黑色人造革皮包。
我也機敏地意識到，我又面臨那老一套了，趕忙先發製人，過去捉住他的手，不讓他把那些我已經熟悉而厭煩的禮物給我留下。我知道這些人雖然不識字，也沒經見過世面，但懂得一條經典性的格言：你吃了我的，就得給我說個什麼！
結果，五叔的兒子用勞動鍛煉出來的力氣，打架一般把我一巴掌推到了牆角里，我沒站穩，把地上的痰盂也踢翻了。小伙子趁我收拾痰盂之機，麻利地拉開了黑皮包的拉鍊。他怕我騰出手又來拒擋他，竟然把那一包紅棗、瓜子和沒有剝殼的落花生“嘩”一下全倒在了我的辦公桌上。我是個愛乾淨的人，見那沾灰帶土的禮物把一張乾淨的辦公桌弄得一塌糊塗，連稿紙、筆記本和鋼筆也被埋了，於是又絕望地撲過去，結果又被客人一巴掌把我推到了原來站的地方。這種送禮的方式真誠到了野蠻的程度。我雖然又氣又急，但還不能發作，只好忍氣吞聲接受了這份惱人的饋贈。
五叔的兒子看我失去了拒絕的信心，就滿意地一溜煙跑了。我沮喪地站在屋牆角里半天不能動彈。我為五叔悲哀，也為我自己悲哀。
我懷著痛苦的心情來到陽台上，接連抽了幾支煙。
現在的問題是，我去不去拘留所看五叔呢？
想來想去，不管能不能見到他，我總應該去一次。這不是說五叔的兒子給我辦公桌上倒了一堆土特產；也不是說我有什麼辦法能把他從拘留所領出來；而是說，他畢竟是我的鄉親，並且是我姑夫的弟弟，而且小時候他曾給過我那樣的愛撫；我也曾懷著那樣愉快的心情，和他的老黃狗一起臥在他的身邊，聽他彈奏過那叮叮咣咣的土三弦……
第二天早晨，我連早點也沒吃，就起身去新城區拘留所看我的五叔。
剛下過一場雪，街上亂糟糟的。有的地方雪已經化成水，有的地方又結成了冰。自行車和行人的洪流簇擁著電乍和汽車，在嚴寒籠罩的大街上流淌，迎面過來的行人，嘴裡都噴著白霧，我，這龐大而紛亂的旋流中走著，由不得想起了家鄉冬日的早晨。在這樣的日子裡，故鄉的山野已是一片荒涼。斑駁的積雪反射著陽光；寒風打著唿哨吹過冰封的河道和清冷的村巷。四野裡全是一片寂靜，只能偶爾聽見一兩聲鴉的啼叫。莊稼已經收割，禾場上也沒有多少堆積了，但人們仍然在田野裡操勞著。拉糞，打柴，編筐，修理壞了的農具，給大牲口鍘草……今年雖然結束了，但趕緊要為明年的一切勞務。天地是寒冷的，但生活仍然熱氣騰騰。這就是我熟悉的故鄉。現在我要去看望的那個人正是從這一塊土地上來的，他現在本來也應該在那裡，像其他人一樣為明年的活計而操勞，可是現在卻被拘留在了省城黽。而更令人不解的是，黨的一個基層組織的領導人竟然出來搞這種把戲。但是，問題還不僅僅在此。問題在於：為什麼讓這樣一個人來領導一個黨的基層組織呢？在這之前，我已經幾次和五叔相遇，我早覺得他已經不能擔當這個職務了，可是他仍然一直是張家堡大隊的黨支書……
我踩著亂糟糟的人行道走著，腦子裡也亂糟糟地想著。
我來到一家副食門市部買了一些點心，心情就像去醫院看望一個得病的親朋好友，沉痛地來到新城區的拘留所。
我在拘留所辦了一些必須要辦的手續後，一位預審科的干部接待了我。
這位幹部告訴我說，我要查問的這個人問題基本查清，屬於倒販糧票，但數量不大，已經和本人所在地的領導機關聯繫過了，不久就口了以讓他們來人把他領回去。
我問能不能見一見他。
這位幹部說，按現在的規定，輕微犯罪者主要案情查清後，親屬在工作人員在場的情況下，可以見面，不過要協助工作人員做犯罪者的轉化教育工作。
我說我雖然算不上是他的什麼親屬，但我一定會幫助做工作的。
這位幹部讓我坐在這兒等著，他就出去了。
不一會兒，公安干部領著五叔進來了。
我先吃了一驚：我一下子竟然認不出五叔來了。他臉色灰白，頭髮鬍子毛楂楂的，背駝了下去，個碼也好像低了許多。兩隻原來咄咄逼人的眼睛，現在毫無光氣地深陷在眼窩裡。那本來挺壯實的身板，一下子就好像瘦了許多圈，顯得衣褲異常地寬大而不合身。一個在家鄉土地上有權有威的強人，此刻已經沒有一點分量了。
五叔一見是我，嘴唇子劇烈地哆嚓著，犧惶得眼淚在毛胡楂子臉上淌個不停。他眼睛不時膽怯地瞄著公安干部，那張能說會道的嘴巴竟然像驢蹄子踢了一般，拙訥得一個字都吐不出來了。
我對五叔說：“你要好好把問題交代清楚，不要隱瞞任何一點什麼，爭取從寬處理，黨的政策……”
沒等我說完，五叔忙接住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五叔對政策是熟悉的。我也再沒什麼好說的，只是重複剛才的意思。五叔也一再表示他一定好好交代問題，知罪伏法。
規定的談話時間到了以後，工作人員就把五叔領走了。臨出門時，五叔回過頭悲哀地望了我一眼，使我的心忍不住像針扎了一般痛楚。是的，不論怎樣，他現在淪落到這般地步是一種極大的不幸。五叔啊，你怎麼從我記憶中那個純樸熱情的青年走到今天這一步呢？
我懷著一種難以言傳的沉重心情出了拘留所，又來到了擁擠熱鬧的大街上。
電車、汽車、自行車和行人組成的洪流仍然在這寬闊的大道上流淌著，像一條永遠洶湧澎湃的河流。是的，生活的河流永遠激盪，但也總會有一些船隻擱淺。
太陽已經從東邊那一片灰蓬蓬的建築群中升起來，把那淡淡的橘紅色的光芒灑在積雪融化了的水跡斑斑的街道上。空氣裡已經流蕩著一種微微的、潮濕的暖氣，甚至能嗅到遠方田野和山谷中飄來的泥土和草的氣息。
我在擁擠的人群中匆忙地走著，紛亂的人群和車輛，那一排排落光了葉子的中國槐的褐黑色枝丫逐漸變成模糊的一片，而五叔那張長著毛楂楂鬍鬚的面孔卻在眼前清晰地晃動著。
我很快想起了我上一次和他相遇的情景……
那年秋天，我被報社派往我家鄉所在地區採訪農村生產責任制的情況。
我的第一站首先要直接去地區有關部門了解情況，然後再做重點採訪。因此，長途公共汽車雖然要路過我們縣，但我也不能回家去看望我的年邁的雙親。我只能路過我們縣城停一下，而我們村離縣城還有二十多華里路。
從內心上說，我是急切地想回我們村子看看的。看望老人這是不必說的，更主要的是想看一看家鄉的變化。聽弟弟來信說，責任制後，家裡一年打的糧就夠幾年吃，錢也比前多年寬裕多了。
這些情況，雖然我沒有回家，但已經感覺到了。以前每次接到家信，我總是愁眉苦臉：不用看信，就知道不是讓我給他們寄錢就是買糧。而這兩年家裡來信除不要我的錢和糧，反而還問我要不要什麼。我為此常常在心裡激動不已。
我深知我的家鄉那貧困的歷史。黃土高原，在那塊貧瘠的土地上，擁擠著稠密的人口。打開每一部縣志、府志，都記載著令人毛骨悚然的飢餓史。解放以後，這裡也一直是全國最貧困的地區之一，幾乎每年都要吃大量的救濟糧……現在，這一頁歷史是怎樣翻過去的呢？而新的農業政策在我的家鄉又展現了什麼樣的面貌呢？我以前一直採訪工業，就是因為家鄉這些不斷傳來的福音使我決心要求改行採訪農業的……
這次雖然我不能回我們村，伹開往地區的公共汽車幾乎要穿過我們縣的全境，我起碼可以走馬觀花一下。並且按常規旅客要在我們縣城吃午飯，我可以在那個親切而熟悉的小山城呆一兩個小時，說不定還能碰上幾個熟人呢。
汽車進人我們縣境後，在山巒夾峙的川道裡行駛。我把臉緊貼在車窗上，透過玻璃，觀望著一閃而過的秋天的原野。
大川道裡，再不像往年一樣，幾乎是一色的莊稼。現在，大地就像五彩織錦似的斑斕。各類作物一塊一塊互相連接而又獨成一家，每個勞動者在土地上的創造個性都表現得淋漓盡致。也有個把地塊莊稼長得不怎樣。你可以知道它的主人必定不是個勤勞人，而就是這樣的人，前多年卻在集體的大鍋裡撈走和別人一樣的一份。
有的莊稼已經割倒並且上了村頭的禾場。赤膊的莊稼人把那金黃色的顆粒一鍁鍁揚向蔚藍色的天空。碎雨似的五穀落下來，落在糧堆中打滾嬉鬧的孩子們的身上。遠處的山狐上傳來悠揚的信天遊。道路旁，可以看見農婦們挑著送飯罐，悠悠閃閃地走著。田野裡，羊、牛、驢、馬，成群結隊的很少，往往是三五七八，分別由一些孩子和老人放牧。沒有什麼人閒呆著。生活和勞動是平靜的，但又充滿了一種緊張的節奏。土地和人，一切積極性似乎都調動起來了。這真是不可思議。誰能想到我們的農村一下子就從一種群蟻式的生活方式變成了眼前這種狀態呢？新的政策被大多數人如此迅速而樂意地接受了下來，這說明過去的—切已經多麼令人厭煩。當然，這新政策剛開始不久，並不盡善盡美，但它是受人歡迎的，這在我們家鄉這樣貧困的山區尤其表現了它的感召力……
我懷著一種極其興奮的心情在縣城下了車。像往常一樣，旅客要在這裡吃午飯了。
這就是家鄉的汽車站。一切都沒有變，只是增加了數不清的攤販。
賣土特產的鄉里人和賣熟食的城里人立刻把下車的旅客包圍了，紛紛用花言巧語兜售他們的東西。往日記憶中的汽車站是清冷的，現在卻成了—個鬧哄哄的世界。
我暫時還不想吃什麼，就擺脫了這些熱心的糾纏者，來到候車室。我看見候車室的一個角落裡正圍著一群人在吵架。這些人操著外鄉口音，農民形體上穿罩著一些廉價的城市服裝。憑經驗我判斷那是無定河流域的石匠。他們用手藝和苦力縱橫漂流在高原的城鎮鄉村，承包修建各式各樣的窯洞和樓房。
似乎是一群人在圍攻一個人。被圍攻者我看不清臉面。但耳朵逮住的一兩句話聽起來像是本地人，而且口音相當熟悉。
本來我對這類常見的爭吵不感興趣。但一種惻隱之心使我忍不住想看看那個一定很狼狽的被圍攻者是個什麼人。
我走過去一看，吃了一驚：原來這個人是我的五叔張志高。
五叔似乎在同一時間也看見了我。他立刻用胳膊肘豁開和他吵嘴的人，過來熱情地和我握住了手。他喊叫說：“啊呀，我的侄兒！你這大記者回來了！”這話幾乎不是對我表示歡迎，而是故意說給和他吵架的那些人聽。
那些剛才還怒目圓睜、摩拳擦掌的石匠們立刻好奇地打量著我，一個個面有虛色，像突然面對一個什麼大人物似的。他們當然也不敢再和“大記者”的叔叔吵架了。
而五叔卻立刻轉守為攻，對那些人喊叫說：“怎麼？你們還吃人呀？我張志高什麼時候虧過人？嗯？你們到大馬河川打問我的人品去！”他轉過頭喚著我的小名說：“君娃，你才下的車？今兒個回不回村？東西帶不了的話，我和你一塊回！”
我對五叔說，我這次不能回家了，吃完飯就得上車走。
五叔聽說是這樣，便一把扯住我的袖口，說：“走走走，我帶你去食堂。咱叔侄兩個好好喝幾口！”
他說完拉著我就走。那些和他吵架的石匠們只好悻悻地站在一邊，目送著我們出了候車室。
在去食堂的路上，我問五叔：“這些人和你吵什麼呢？”
“哼！說我給他們少開了工錢。”
“什麼工錢？”
“我給縣上副食公司承包修窯洞，這些匠人都是這工程上的。工完了，他們嫌我給開的工錢少了，揚言說不給他們增加，就要捶我！哼！”
“你怎麼出來包工了？”我驚訝地問他。
“唉……不包工怎辦？農業社爛包了！”他臉上露出一種相當不愉快的表情。
我知道他說的是責任制。 “你還是大隊書記嗎？”
“當然是。不過，現在這書記連個屁都不頂！”
我一時不知該說什麼。
我們進了車站旁邊的國營食堂。
五叔打架一般推開我，到售票口上買了飯菜。我只好在旁邊的小櫃上買了幾盤小菜和一瓶白酒。
我和五叔在國營食堂一張臟桌子旁坐下來（幾乎沒一張乾淨桌子）。一連碰了三次杯，五叔的臉就紅鋼鋼的了。他問我這次回來又準備“記錄”些什麼。我向他簡單地說了我的任務。五叔立刻激動地說：“你們記者權大著哩！能不能給中央反映一下，咱社會主義的大集體完全爛包了！”
“怎是爛包了呢？五叔，黨在農村的新政策剛開始實行，你是黨員，又是大隊書記，有責任貫徹執行黨的政策。你現在這思想可不太對……”我有點嚴肅地對他說。
“哼！就因為我是黨員，因此我不願走資本主義道路！”他振振有詞地說。
這已經相當可笑了。我知道我是一時說服不了他的。
我於是轉了個話題問他：“我姑夫家現在光景怎樣？”
“怎樣？發財了！光自留地的旱煙和包心菜就能收入一千塊！至於糧食，都沒處擱了。現在這政策對自私人有利嘛！前幾年他到處砸我的洋砲，說我把張家堡弄窮了。這陣輪上他張狂了！”
他竟然攻擊起他的親哥哥來了。
我們沉默了一會兒，各自端著酒杯抿著。
這時間，我突然想起了他們村的另一個人。那人名字似乎叫張寬，現在大概有三十五六歲了吧。他是一個孤兒，父母死後，給他撂下了一河灘賬。但小伙子會擀氈，就出去耍手藝掙錢還賬。結果，他被五叔揪回來在社員大會上批判了一通，說他走資本主義道路。那次批判會我碰巧在他們村。記得那個老實後生在批判會上痛哭流涕，說他還不了賬，三十來歲還是光棍一條，娶不下媳婦……記得當時我聽了他那些話，難受極了。但當時正割資本主義尾巴，我們報紙上每天報導的也就是這些，所以我只能把這些難受咽回到肚子裡。記得當時五叔相當厲害，兩隻大眼睛咄咄逼人，指著鼻子罵張寬忘了本，走資本主義道路……張寬現在怎樣了呢？
我於是問已經醉意十足的五叔：“你們村那個張寬現在怎樣？”
“張寬？”五叔瞪起一雙醉眼，說，“現在放開馬跑了！擀氈掙的錢口袋裡都裝不下，往銀行里存哩！上兩個月剛結了婚，娶了高家村死了的老地主劉國璋的孫女。這小子全忘本了，他爸舊社會就是給劉國璋扛長工的！他現在美得唱道情哩！”五叔氣憤地把一大杯酒一口就灌了下去。
我自己卻感到了一種說不出的欣慰。
為了不再刺激五叔，我就隨便問他家現在的情況怎樣——我知道他的光景一直是很殷實的。
不料，這下卻更刺激了他。
他拳頭在桌子上搗了一下，嘴裡氣憤地濺著白沫子，叫道：“我的家爛包了！你知道，我的大兒子高中畢業，好不容易在縣上副食公司找了個合同工營生，現在也被清退回去了。而今地一分開，都得自家種。兒子吃不下苦，整天在外面瞎逛。我也沒心思種那些地。糧沒糧，錢沒錢，就跑出來包工了。剛包了一工，就賠了，匠人們打發不走，向我要錢……剛才車站上你已經看見了。唉，硬是這政策把我給害了！前多年，我張志高是什麼光景，現在哩？我這個一輩子說人的人，活成個人下人了！好君娃哩，咱當了幾十年領導，可現在……”他痛心地倒鉤下了腦袋。
我知道這都不是醉話。
桌子上的飯菜已經快光了。我看了看表，已經快到開車時間，就起身向五叔告別。
他站起來，和我一同出了食堂門。
分手時，他說：“……我就不送你了，那把龜子孫還在車站上哩……你要是再回家，一定到張家堡來，你姑和你姑夫常念叨你哩！”
他像脫產乾部那樣老練地和我握了握手，就向街那頭走了。由於酒的作用，他的步履有點踉蹌，但還不至於栽倒。
他走出去一段後，又回過頭對我喊叫說：“君娃，你可要寫材料向上面反映咱農村的情況……”
我知道他要我反映什麼情況，便笑了笑對他喊：“你放心，我會反映的！”但他是不知道我要反映什麼的。
他走了，他此刻要走到什麼地方去呢？ ……
過了一會兒，我便又坐在了飛馳的長途汽車上。車窗外依然是那樣令人愉快的山光水色和田園景象。
我坐在車上，想著剛才我和五叔的談話，同時也想起了我和他的另外一次相遇。
那正是剛開始實行責任制的時候。當時，我因為母親有病，請假回來看望她。
正好省報駐這個地區的記者也要到我們縣了解一下責任制推廣的情況，就和我一起來了。
我陪他到縣委宣傳部說明了來意。宣傳部的同志說：“你們城關公社正開大隊書記會，專門討論落實責任制的問題。你們要是有興趣，可先去聽聽。”
我的同行當然很樂意去。他問我去不去。
我本來沒有採訪任務，但我關心這方面的情況，也想去聽一聽。對於家在農村的干部來說，別說農業政策要發生這麼大變化，就是刮風下雨也是關心的。
我們即刻就來到城關公社。書記、主任熱情而惶恐地把我們領進會議室。
會議室裡已經坐滿了人。會還沒有開始，大隊書記們都在抽煙，喝水，拉閒話。
當書記給大家介紹了我們倆時，人們都立刻精神振作起來。我很快發現了我們村的支書老侯。他也看見了我，擠過來對我說，我母親的病不要緊，已經緩過來了。
“哈呀！這不是君娃嗎？”一個人在我背後喊叫說。我轉過身，原來是五叔張志高。
他抽著黑棒捲菸，臉上雖有了不少皺紋，但看起來蠻有精神，他笑哈哈地握住了我的手。
“你這次又記錄什麼來啦？咱們公社工作做得實在好，各方面都比他們其他公社強！咱公社趙書記，還有馬主任，先進事蹟可多哩，報紙上應該好好宣揚一下！”他轉過臉對趙書記和馬主任看了看，又笑了笑。
那兩個領導趕忙謙虛地對我們說：“工作沒做好，請記者同志多批評！不要光說我們的成績……”
這簡直扯到哪兒去了。我們並不是來採訪他們的什麼先進事蹟，而只是想了解一下落實責任制存在的問題。這本來已經給公社領導說明了的，但他們卻固執地認為我們就是來報導他們的“先進事蹟”。
會議開始後，公社趙書記簡短說了幾句，就讓大家談。他說縣委強調公社要盡快討論實行責任制的問題。
沉默了足有十來分鐘。
我們大隊支書老侯終於先開了腔：“我看這政策是好政策。我們大隊沒麻達，我們很快就搞呀。當然，這裡面具體問題很多，搞起來得仔細一些……沒了。”
趙書記點點頭，說：“各種意見都可以往出倒。誰再說？”
五叔咳嗽了一聲，說：“我說！”
他一對大眼睛環顧了一下四周，點燃黑棒煙吸了一口，說：“我看這政策有問題哩……這樣一來，不就單乾了嗎？這比劉少奇的三自一包還厲害！這明明是資本主義道路嘛！我怎麼也想不通，給地富子弟平反，這些人現在翹尾巴，看不起咱貧下中農，現在又要單幹，分成一家一戶，我們這些大隊書記再領導誰！不是成了光桿司令了嗎？反正我們張家堡大隊不實行責任制，我們要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這話！”他轉過頭對我和我的同行說：“這記者同志也在場哩！你們記者權大，給中央反映一下我們貧下中農的心聲！”
五叔說完，看了看趙書記和馬主任。
趙書記對他點點頭，然後又望著大家說：“各種意見都可以往出倒。誰再說？”
“我說。”一個與五叔年齡差不多的漢子坐在小凳上，一邊抽紙菸，一邊開口說，“……也沒什麼新意見。我同意志高的看法。我們高家村也不准備分。最起碼現在分不成。”
我認出這是高家村的支書高明樓，綽號叫“大能人”，和五叔一樣在大馬河川有點名氣。聽說他倆都是公社黨委委員。
這兩位書記發完言，其他大隊書記都不言語了。
我現在多少看出了點眉目：公社領導和五叔、明樓的意見差不多，對實行責任制有抵觸情緒，閃此其他想實行責任制的大隊書記也就不好發言了。
會議開得相當沉悶。因為沒人發言，只好散了會。
散會後，我就和我的同行分了手。他要到另外的公社去了解情況，我準備回家看望母親。
我走出公社大門後，五叔突然跟了出來，對我說：“今天城裡有集，說不定你姑夫到城裡趕集來了。我領你到街上轉一轉，看能不能碰見他。”
我答應了五叔。因為這次沒有時間去姑夫家，能在集上見見面也好。
我跟五叔來到了鬧哄哄的街道上。一路走過去，五叔不斷和他的熟人打招呼——這些人大部分是縣上的干部。我真驚訝一個不識字的農民竟然能認識這麼多在縣上有身份的人。
在街上逛了一圈，也沒碰上我姑夫。
五叔對我說：“咱乾脆再到菜市上轉一轉。你姑夫跟集常不空手，說不定又拿把菜賣哩。我哥這人私心重，整天謀光景。雖說是個黨員，前多年連會都不常參加，還常瞅空子砸我的洋砲哩！”
看來他們弟兄之間關係不太好。但我不能同意五叔對我姑夫的攻擊。我姑夫是個務實的莊稼人，土改和合作化時，都是村里的積極分子。他一輩子反感那些花里胡哨的事。至於謀光景，這又有什麼可指責的呢？一個莊稼人謀光景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我知道，姑夫儘管謀光景，伹前多年的光景可實在不太好。糧沒糧，錢沒錢，盡是熬煎。大兒子算是成了家，已經分開過日子了。還有一個兒子連媳婦都沒訂下。而今農村娶個媳婦，少說也得七八百元錢。父子兩個在隊裡拼命勞動一年，也分不了幾個錢。姑夫和姑姑的頭髮早在前幾年就愁白了。
我真不理解五叔為什麼不能體諒他哥的難處。五叔家的人口也不少，難道這幾年他的光景就好過？
我這樣盤算著，便跟五叔來到了菜市場。
眼下正是夏末秋初，市場上的蔬菜看來還不少。集體的菜都是架子車拉著。私人的就可憐了，只是筐子裡擔一點——這是自留地的收穫。鄉下人就靠這點菜賣幾個錢，才能把油鹽醬醋買回去。
五叔領著我在菜市上串了一陣，也沒找見我姑夫，卻碰見了他們村賣菜的。菜是大隊集體的，由一個我不太熟悉的老漢在賣。五叔問那老漢見沒見我姑夫趕集，那老漢也說不清楚。
“乾脆，”五叔對那老漢說，“你到其他處再給我看看去，菜讓我照料著賣一陣。你如果見了我哥，就說侯家坪他侄子君娃在這裡等他，讓他來見一面。”
那老漢驚訝地對我說：“啊呀，你就是侯家坪那後生？常聽你五叔說，你在省里當大官著哩！”我只好對他笑了笑。
那老漢走後，我就在菜車旁和五叔閒聊了起來。這時，有個乾部模樣的人來買菜。五叔對那人熱情地招呼道：“劉主任，你要甚菜？”
“想買幾個茄子。”那人說。
五叔從菜車裡揀了七八個好點的茄子，扔在了劉主任的菜籃裡。 “稱一稱……”那人不認真地說。
“稱甚哩！你拿去吃就是了。幾個爛茄子值幾個錢！”五叔慷慨地說。 “……最近門市部進了一批山西柳林瓷器，質量實在好。你要的話，來……”劉主任沒掏錢，撂下幾句話就揚長而去了。
這把戲實在叫人看著不順眼。我假裝去看別的菜攤，稍稍躲開了點五叔。
但是我不時看見有乾部家屬去五叔那裡“買菜”。幹部們一般都不掏錢，家屬們一般象徵性掏點錢。這些人看來都和五叔慣熟了，以前明顯都已經吃過他的甜頭，他們也都給他吃過甜頭。
我才想起五叔從大街上走過時，為什麼有那麼多幹部給他打招呼。我同時也想到這麼多年來為什麼他很少出山，卻比他哥——我的姑夫光景好。這就是秘訣。當大家在一塊吃大鍋飯的時候，有些人可以從鍋底撈稠的吃，而另一些人只能喝清湯。
不一會兒，那個尋我姑夫的老漢轉回來了。但我姑夫沒來——他顯然沒來趕集。
我於是過去對五叔說：“我去買些點心，給我姑和我姑夫梢回去。你給他們說，這回我時間緊，不能去看望他們，下回回來一定去。”
五叔說：“既然是這樣，那我帶你去買。我大兒子就在副食門市上，你可以認認他。我那兒子是個窩囊貨，以後說不定還要麻煩你幫扶哩！”
五叔很快領我來到副食門市部，他兒子一口一個哥地稱呼我。我買了幾斤點心，還想買兩包好點的煙，但門市上沒有。五叔的兒子很快跑到後面的庫房裡，給我拿了整整一條“牡丹”牌香煙。
我把點心和煙交給五叔，就向他道了別，然後去縣委宣傳部借自行車，準備回家。
當我從縣委宣傳部推著白行車來到街口的時候，突然看見五叔正站在前面的一個街角上，手裡提一大包菜，笑嘻嘻地招呼我。
他走過來，對我說：“這包菜你帶回去吃。你們大城市人愛吃菜。我知道你們村菜缺！”
我怎樣推讓都不行。五叔打架一般推開我，把那包菜綁在了我的自行車後架上。
我看不行了，就掏出錢給他。他一下子生氣了，說：“哈呀，你這娃娃怎這麼見外！”
我說：“菜是隊裡的……”
“我把錢出了。這是我送你的！”他大聲喊著說。
我只好苦笑著接受了他的饋贈，並且按世俗的一套對他說：“五叔，以後有什麼要我幫助的，你就言傳一聲。”
“沒什麼……聽說副食公司的胡經理是你中學的同學？”
“是。”我說。
“方便的話，你以後見了胡經理露個話，如果公司有轉正指標，讓他考慮一下我那小子，他已經當了三年合同工了……”—種說不出的滋味頓時漫上了我的心頭。
我現在才明白，五叔從公社里出來纏上我，一直繞了這麼大個彎，在最後一剎那才把圈套套在了我的脖子上。他的手腕之高明，多麼叫人驚嘆——這就是多年不正常的社會生活所培養出來的一些農村的政治家！
五叔又一次和我熱烈而長久地握了手，這才告別了。我懷著難以名狀的心情離開了縣城……
同年冬天，在一件公事辦完後，我順路又回了一趟家。
此時，我們村和整個黃土高原的任何村莊一樣，都正處於一種紛紜的變革之中。
在全省範圍內，山區比平原更早地開始實行農業責任制。黨以巨大的魄力檢討了我們幾十年的農業政策，開始了一種新鮮而鼓舞人心的改革。山區的農民首先熱烈地響應了這個改革。這是因為，多年群蚊式生產方式給他們所帶來的貧困生活狀況，比之平原地區來說，也許更要嚴重。所以改變這種大鍋飯狀況對他們來說已經是一件迫不及待的事。當然，他們在以前做夢也不會想到生活會發生如此重大的變化。一切都是新鮮而陌生的。正因為這個原因，一開始的各種問題或者乾脆說某種程度的混亂是不可避免的。在這樣的時候，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和它的負責人，對這個歷史性的變化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和行動，就成了一件極其重要的事。
我回到村里後，看到我們村的黨支部和老書記一直是認真而細心地進行這項莊嚴的工作的。土地的分配和其他生產資料的分配，每個勞力和每個家庭將要獲得的收益與他們所要對國家、集體以及社會其他方面承擔的義務、責任，都是明確而合理的。一切都在原則中進行。分而不亂，有條不紊。我去問了支書老侯一些情況。他不識字，也談不出什麼高論，只是對我說：“責任制嘛，那就要負責任！”
不用說，我父母和弟弟都極其興奮，他們謀算明年將要在自己耕種的土地上進行怎樣一種創舉了。
我父親甚至對我說：“前幾年，我一直發愁，你弟弟要是結婚成家，非你幫扶不可，指望我父子倆在隊裡那點紅利錢是不頂事的。現在好了，我們明年拼一年命，說不定就能把你弟弟結婚的彩禮打鬧好，這就用不著連累你了。你的工資也不高，要養家糊口的……”
父親的話使我深受感動。這不只是說我被他那種深厚的愛我的感情所感動，而是感到，生活給父親這樣的人帶來了一種希望：在土地上自由創造的希望；想用勞動換來巨大收穫而滿足自己勞動者尊嚴的希望！我意識到，我現在雖然是一個在大城市工作的干部，但這窮鄉僻壤生活變化的光芒，也投照在了我的身上。
這次回家來，我想得一定去看看姑姑和姑夫。他們聽說我回來了，已經捎了幾次話讓我去。父母親也一再催促我到張家堡走一趟。他們說姑夫和姑姑人都老了，也說不准我什麼時候再回來，就不一定能見到他們了。
我於是拿著我自己的禮物和媽媽按鄉俗為我準備的禮物，起身去姑姑家。
我沒有走簡易公路，而選擇了大馬河邊的那一條崎嶇不平的石頭小路，向張家堡走去。小時候，我就是跟母親從這條路上去姑姑家的，而且每一次都曾那樣激動過我的心。那時候，對於一個鄉村的孩子來說，生活大部分都局限於自己的村子和自己的家。到外村去走親戚，那簡直就像要出國一樣新鮮而有趣……這一切離開我已經是那麼遙遠了。山路崎嶇，山路蜿蜒，大地古老而寧靜，一切依然和過去差不多。現在，我知道，在這古老而寧靜的土地上，生活將要發生一些前所未有的變化……
姑姑和姑夫含著喜悅的淚水迎接我的到來。我看見，歲月已經使他們的臉刻滿了鈹紋，顯得非常蒼老了。
“啊呀，要實行責任制了，這真是一件大事！做夢也沒想到！”姑夫—見面就和我談這件事。他的心情看來興奮而不安。 “你是公家人，你知道這是一時的政策，還是……”他問我。
“我想不會是一時的。”我肯定地說。
“我不信你的話！”姑姑說。
“就是的！”姑夫附和姑姑的意見。
這種疑慮是可以理解的。我們村的人見面也是首先和我討論這個問題。我盡量將自己所了解和理解的中央政策給他們講，讓他們放心。但他們還是將信將疑。
這是多年來不正常的社會生活所造成的。眼前這些人的疑慮需要時間和實際生活的發展來打消。目前只能讓他們在欣喜中保持他們的某種疑慮吧，黨會用實際來證明自己改革的決心，並以此取得千百萬勞動者真摯的信任。
“你們村現在怎樣了？”姑夫問我。
我把我們村的情況給他說了說。
姑夫立刻感慨地說：“老侯那人我知道，是個老黨員，人可靠，是個好把式！他能領導好哩！”
“你們村搞得怎樣了？”我問姑夫。
“我們村？唉……”他嘆了一口氣，“共產黨的好經叫你五叔常給念歪了。可那些歪經他倒念得蠻順口！”
“怎麼回事？”
“快分爛包了！完全像土改一樣。不過，地主不是過去的劉國璋，是生產隊了！”姑夫痛心地搖了搖他雪白的頭。
“政策不是很明確嗎？”
“你五叔有你五叔的政策！他常制定土政策哩！”姑夫憂鬱地一笑。
姑姑已經把飯端上來了，這方面的談話就此中斷。
我一邊吃著香噴噴的臊子麵，一邊想起我和五叔的上次相遇。他曾那麼強烈地反對責任制，但現在他也擋不住了。他在張家堡可以一手遮天，但他的巴掌畢竟太小了，遮不住中國的天。在社會變革的巨大潮流中，他和高家村的高明樓那些人是渺小的。好，他們現在也搞責任制了。不過，從姑夫的話中可以感到，他們有他們的一套。
吃完飯，來了一個青年人。
這位青年人愁眉苦臉地對姑夫說：“張大叔！你看這怎麼辦呀？我志高叔全給我分了些三等地！”
“為什麼？”姑夫瞪著眼問。
“他說不為什麼，就給我分壞地，還罵我富農的孫子翹狗尾巴哩……”小伙子的眼淚都湧出來了。
姑夫氣得白鬍子直顫，說：“而今黨的政策明明的嘛！志高怎能這樣胡來哩！”
“大叔，你能不能給他說說？”
“你回去，我說！”
小伙子說了一串感謝話，走了。
五叔的“土政策”我立刻領略了一件，這的確太不像話了。
姑夫對我苦笑了一下，說讓我先自己呆一會兒，他要去餵豬了——姑姑這兩天胳膊疼，提不起豬食桶。
已經是傍晚了。我一個人在窯裡轉著看了一看。擺設還和我以前來時一樣，沒有增添任何一點什麼。歲月除去使老兩口漸漸衰老外，沒有帶來什麼特別的大喜大福。而且，我的表弟和我親弟弟一般大小，已經到娶媳婦的年齡了，這又給兩個老人增添了許多憂愁。他們怎麼能拿得出上千元彩禮呢？
按說，大表哥分家後，姑夫家三口人，兩個出眾的莊稼人，加上姑姑的勤勞，這個家庭完全可以富裕而殷實。可是結果每年都幾乎連肚子都吃不飽。如果他們是些二流子，那活該，可他們是怎樣的莊稼人啊！一年四季，恨不得用腦袋去耕耘土地。為了多掙點工分，兩個男勞力連個集都不敢去上，量鹽買油，都是姑姑顛著小腳到城裡去的。
我想，只要實行了責任制，姑姑家和我們家一樣，他們的勞動完全可以創造出比現在多好多倍的價值來。
就在我這樣亂盤算的時候，門被掀開了。我以為是姑夫。一看，原來是五叔！
“哈呀，我中午就听說你來了，當時忙得沒顧上來看你。這回你可要多住幾天！”五叔進門後就嚷嚷著說。
“不能多住，明天就走。”我給五叔遞上一根紙菸。
他接過煙，在煤油燈上吸著，然後感嘆地說：“世事變化可真大呀！上次咱們見面到現在剛剛半年，就一下子亂套了！我那時聽說要單幹，就像聽故事一樣，以為那是胡扯哩，可現在就實行開了！”
“這是責任制，不叫單幹。”我糾正他說。
“名詞不一樣了，可還不是單幹哩！”五叔不以為然地把嘴一撇。
這時我想起上次見面，五叔曾要我給副食公司我的那個同學“做點工作”，讓他兒子轉正哩。可我卻一直沒有“做工作”。現在我趕忙先對他說：“五叔，你上次吩咐的那件事，我還沒給我的同學說哩……”
“不麻煩你了，我看屁事也不頂！現在這政策硬了，恐怕遲早都得回來。”五叔先知先覺地預言了兒子的結局。 “不過，混了幾天公家飯，娶了個沒出錢的媳婦，這也劃得來了！”他又補充說。
“你們村也開始實行責任制了嗎？”我問五叔。
“不開始行嗎？上面口氣很硬，咱個平頭老百姓怎抗得住？君娃，你好好在咱農村記錄一下，你是記者，權大！好好給上面反映一下，農村爛包了，資本主義完全復辟了！”他痛心疾首地說。
他仍然是他的老認識。對於這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人”，我覺得他現在已經相當可笑了。
還沒等我說什麼，姑夫進來了。
姑夫把豬食桶往腳地上一放，開口就問五叔：“你怎給前村的治亮光分三等地？”
“怎？”五叔瞪起眼，“富農的孫子他挑啥哩？現時雖說不讓講成分了，但他就要和貧下中農平起平坐了嗎？”
“現在共產黨哪一條說要給富農出身的人分三等地？他爺是富農，他也是富農嗎？”姑夫也瞪起了眼。
“好哥哩！你向來是個沒立場的人！按你這樣說，把原來他家的地都再分給他家！那都是一等地！你舊社會給治亮他爺攬工，你現在再給治亮攬工去！”五叔挖苦地說。
“放你的臭屁！”姑夫以當哥的身份對五叔破口了，“你再這樣胡弄，快倒霉了！不信你等著看！”姑夫吼叫著說。
五叔因為姑夫當著我的面罵他，氣得臉通紅。但他可不能對他哥破口，只好倖悻地站起來，準備告辭了。
“你明天就把屬於治亮的一等地給人家分了！你現在不給人家，將來也不得過去。你屙下的要你吃！”姑夫毫不客氣地對準備起身的五叔說。
五叔看了看我，臉更紅了，他轉過頭對他哥求饒似的說：“我就是錯了，你好好說嘛，我改就是了。動不動就罵我，我成你的兒了！”他說完，匆匆和我握了握手，就怏怏不快地走了。五叔一走，我就忍不住笑了。
姑夫也笑了，說：“對這種人，就得罵！這幾年，不是我時不時敲打一下他，這張家堡早叫他弄成個赤土灘坪了……”
這時候，我姑突然慌慌張張跑進來，說：“飼養院裡打開架了！”
“為什麼？”姑夫問。
“為分東西……”姑姑說。
“咱看看去。”姑夫對我說。
我於是跟著姑夫來到了張家堡前村的飼養院裡。一進院子，我們就看見了一個極其混亂的場面。人們紛紛擁擠在棚圈里拉牲口——聽說是按抓紙蛋分開的。因此，運氣好的在笑，運氣不好的在叫，在咒罵。有一個老漢竟然蹲在一個角落裡放開聲哭著。
另外的地方，集體的東西都按五叔制定的土政策在分。分不清楚的就搶，就奪，接著就吵、就罵、就打架，甚至一根牛韁繩都要剁成幾截……一旦失去了原則和正確的引導，農民的自私性立刻就表現出來。有些東西哪怕變成廢物，也要砸爛，一人均等地分上那麼一塊或一片。
不能用就不能用！反正我用不成，也不能叫你用得成！
作為一個國家幹部，對這種狀況已經不能熟視無睹了，因為我看見有些人竟然把隊裡的手扶拖拉機都大卸八塊，像分豬肉一樣，一人一塊扛走了。他們說拖拉機上的鋼好，拿回去能打造老镢頭。
我立刻讓姑夫去叫五叔。我自己開始規勸打架的人和破壞東西的人。但這些人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裡。他們說書記讓這樣分，你管得著嗎？
姑夫氣急敗壞地回來了。他說沒找見我五叔。正好我表弟趕來了，他匆匆地問候了我一聲，然後著急地對我姑夫說：“爸！我五爸把隊裡的公窯都平價賣給私人了……”
“那你是乾啥的？虧你還是個村書記哩！你羞先人哩！明天等著看吧，半村人都會叫公安局用法繩捆了去！”姑夫氣憤地指教兒子說。
“我五爸說單乾了，還要公窯幹什麼！他現在正領著隊幹部分公路邊的樹哩！”
“天老子呀！這傢伙不要命了！公路邊上的樹怎敢分嘛！雖說是隊裡栽的，可公路是公家的嘛！你等著看吧，樹一分開，一兩天就被連根刨了！這還了得！是這，你腿快，趕快去公社叫個乾部來。最好是來個領導！”姑夫命令我表弟說。
“我的面子怎能把公社領導請來……”表弟嘟囔著說了一句。
“你就說，張家堡分東西打死了幾個人，看他們來不來！快去！到你五叔家把他的自行車騎上，叫公社的人連夜上來！”表弟撒開腿跑了……
兩個鐘頭以後，公社書記就親自跑來了。他也顯然對張家堡這個局面生氣極了，把五叔狠狠批評了一頓。公社書記讓社員都把東西先交回來，破壞了的生產工具，誰破壞了誰賠錢。他宣布：張家堡大隊的責任制先緩後搞，公社要專門派工作組來協助進行……
五叔當時給公社書記作了檢討，說他水平低，沒把事情弄好；說他也是“為了執行黨的路線”，想把這場運動搞得轟轟烈烈……
這個騷亂的夜晚就這樣平息了下來。
我躺在姑夫家的土炕上卻怎麼也睡不著。我想，如果我是公社書記的話，今晚上我就會把五叔的書記職務撤了。可是……他將仍然是張家堡的領導人。
我想起他說的“把這場運動搞得轟轟烈烈”的話，他把什麼事都看成了運動。他實際上也就是前多年各種各樣的“轟轟烈烈的運動”培養的一種干部，他患了一種“運動”病。
於是，我又想起了上一回我和五叔相遇的情景——那是我自童年見罷他後第一次遇見他，又是在那麼一個特殊的場所，因此留下的印像很深……
這是一個混亂的年月。
江青在全國推廣小靳莊經驗，要肚子都填不飽的農民賽詩，賽歌，賽唱樣板戲。這個政治遊戲一時風行全國農村。賽不賽詩，唱不唱樣板戲，學不學小靳莊經驗，拿當時最流行的話說，就是一個“路線問題”。許多縣為了“緊跟形勢”，紛紛派出專人去天津的小靳莊參觀學習。參觀大寨，參觀小靳莊，在當時已成為一種相當時髦的行為。有些窮得一個勞動日只值幾分錢的隊，也要拿出一筆經費讓他們的大隊書記去朝拜這兩個聖地。
學習小靳莊的活動一開始，報紙的報導照例要立刻在版面上反映出來，而且無疑應該是這一時期報導的重點。總編輯召開了緊急會議，讓各部立即下去採訪。我們家鄉所在地區屬於革命老區，在這些政治運動中照例被列為重點報導地區。我也被臨時抽到了這一報導班子，和一群記者來到我們地區。
到地區革委會政工組了解了一些一般情況，這個記者組就分頭下到了各縣。
我和另一名記者來到了我們縣。據地區政工組負責人講，我們縣這方面的工作是全地區的“樣板”。
縣政工組得知我們是來採訪這方面活動的，當天下午就在縣禮堂舉行了縣級各單位學習小靳莊賽詩會。在這個鬧哄哄的賽詩會上，一群一群的人輪流上台，又唱又叫。有一個縣革委會的副主任也自告奮勇上台念了他自己胡謅的一首“詩”。縣政工組長竟然和他老婆一塊上台唱樣板戲，他扮李玉和，他老婆扮個李鐵梅，當他老婆叫他“爹”時，台下的人笑得幾乎發了瘋。
我坐在“貴賓席”上，痛苦得如坐針氈。一切都目不忍睹。實際上，這一切都是專為我們兩個人安排的。尊貴的人啊，已經被糟蹋成這個樣子了！
我的同行卻是個響噹噹的“革命派”。他在這樣的場所裡十分活躍。他拿出記者的派頭，舉著帶閃光燈的照相機，在台上台下忙得不亦樂乎。我儘管反感所有這一切，但只能把一切煩惱埋在心頭。我是個渺小的人物，沒勇氣公然去反抗這類東西；我只是還沒有喪失正常人的感覺罷了。
當天晚上，我在縣副食公司工作的一個同學請我到他家吃飯。他是我中學的同學，我們一直是很要好的朋友，他現在已是副食公司革委會的副主任了。
在飯桌上，我的同學首先攻擊了我一番：“你們這些人，真是些厚臉皮的吹鼓手。今天可以罵自己的昨天，明天又可以罵自己的今天，自己經常打自己的嘴巴，可連臉都不紅一下。這就是你們！請你別生氣，你知道我是個直筒子。比如說你來採訪這狗屁小靳莊經驗吧，縣上前幾天就听說了，命令各單位停工停產搞這玩藝。連我們的門市部都被迫關了門，群眾連醬油醋都買不上。中國人現在都成猴了，什麼醜都得出。幼稚、荒唐、愚蠢、瘋狂！”他憤怒地喊叫說，已經不能自已了。
我對他談了我內心的痛苦。他說他理解我；說就是他自己，人家讓關門停止營業也得照辦。是的，人們現在誰也主宰不了自己的命運，對於正直人來說，只是不要讓自己的心也黑了。
這天晚上，我們談得很多，兩個人幾乎都喝醉了。深夜，他送我去縣招待所。我們兩個人互相攙扶著，東倒西歪地走過昏暗的街巷。一路上，由於酒醉勾起了許多傷心事，我們竟然都抽抽搭搭哭了起來。我們記起了小時候，我們戴著紅領巾，就在這些熟悉的街巷里手拉手走過，天地一片陽光燦爛，我們的心靈愉快而純淨。當時我們曾發誓長大後要為祖國的建設事業創造不平凡的業績。現在我們已到年富力強之時，生活卻變得這樣令人失望。我們不得不清醒地走在人生的歧途上，白白地糟蹋掉自己最寶貴的年華！
回到旅社以後，我的同行正伏案疾書，他興奮地對我說：“今天這個賽詩會真讓人感動。我已經寫好一篇報導，你看一看，明天就可以發回到報社去。你們縣政治思想方面的工作的確是先進……”
我往床上一躺，對他說：“我不看了，喝了點酒，頭疼，你就按你的寫吧。不過，你可不知道，我們縣這幾年吃國家返銷糧也是全地區第一！”
我的同行停住筆，驚訝地看著我。我知道他並不驚訝我們縣吃返銷糧是全地區第一，而是驚冴我怎能說出這樣的話。
由他去想吧，如果他有興趣，回去還可以打個小報告。至於我，現在已經瞌睡了。我要藉著酒勁，短暫地忘記一下自己的煩惱。
我很快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第二天早晨，縣政工組長來到我們住的地方，說今天帶我們去參加一下農村的賽詩會。他告訴我們說，這個隊是全縣學習小靳莊的先進單位。
我因為是本縣人，就不由得問：“是哪個隊？”政工組長說：“就是你們城關公社的，張家堡大隊，離你們村不遠。賽詩會完了，小車還可以把你順路送回家。”
我的頭“嗡”地響了一聲。
張家堡，不就是我姑家的村子嗎？除過我們村，那就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了。小時候，我曾在那裡度過許多美妙的日子。前多年回了幾次家，總想著要去看看姑夫和姑姑，結果總是七事八事的沒去成。想不到這次竟然是因為這樣的機緣使我能有機會重訪久別的張家堡。
上午九點左右，縣上的小車把我們直接送到張家堡大隊的小學校。從吉普車上下來，第一個迎接我們的就是五叔張志高。他穿一身乾淨的藍制服，臉上的胡楂刮剃得乾乾淨淨，滿臉喜氣洋洋，就像農村過紅白事的主事人迎接賓朋好友一樣迎接了我們。
五叔長久地握著我的手，搖著，說著：“哈呀，君娃而今出息成個大人物了，這是咱整個大馬河川的光榮！小時候我就看出你將來不得了……想不到你今天親自來了，請你好好檢査指導我們的工作！本來你五叔沒把工作做好，可縣上硬給我帶面子，要在咱這裡開現場會，還有你們大記者都記錄來了，哈呀，真是……”
自童年以後，我好多年都沒見五叔了。他看來還不顯老，紅光滿面的，穿罩和頭髮的式樣有點像脫產乾部。
我們拉扯了一頓客氣話後，縣政工組長給我和我的同行介紹說：“張志高同志是張家堡大隊的書記，抓政治思想工作的一把好手，每次運動都是縣上的先進。這次學習小靳莊，他們行動快，工作搞得很出色。”
“不行！不行！”五叔興奮地笑著，說：“請縣上領導和報紙的同志多批評！多指導！”
這時候，整個學校院子裡都擠滿了莊稼人和小學生。教室門前已經搭起了一個台子，台子下面，一長溜學生娃的課桌上都蒙著一些門簾和床單一類的東西，上面放著暖水瓶和茶缸、香煙。
張家堡許多上年紀的人小時候都認識我，現在紛紛過來，又拘束又親切地擠前來和我說話。
我的心情很不好，但強裝笑臉和眾人應酬。我問五叔：“我姑和我姑夫來了沒？”我心里希望他們不要來！
五叔說：“你姑來了，她今天還要上台念詩哩！你姑夫沒來，說病了。我知道他裝病。他雖說是個黨員，這幾年革命性差得太離譜了！”我此刻對五叔非常反感。由於我的身份，我不能流露什麼。我對五叔說：“你幫我找一下我姑。”
五叔打發周圍幾個年輕人去找，說他還忙著哩。他匆匆和我握了手，到人群前扯嗓子吆喝去了。
姑姑被表弟引來見我了。老人家雙手拉著我的手，淚水直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我對姑姑說：“你年紀這麼大了，來這里幹什麼？你老人家快回去！”
“唉……不敢嘛！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你姑夫是個犟板筋，頂著不來。我總得來嘛。你弟弟是村里的團支書，我怕給娃娃造罪……”
表弟站在旁邊一句話也不說，只是低傾著頭。 “你可不知情，聽說你們上面的人要來，村里的人已經七八天不出山勞動了，地鋤不開，今年下來吃什麼呀……你不是外人，姑姑敢說這反動話哩……”姑姑用手擦著眼角的淚水，難受地說。
“那你們不能不搞這賽詩會嗎？”我對錶弟說。
姑姑和表弟都一下子吃驚地望著我。
我一下子意識到，我說了一句出邊的話。他們怎能不為我的話而吃驚呢？我不正是來採訪他們隊的“先進事蹟”嗎？我怎麼能在此時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