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秋，日軍全面投降，南洋也隨之回到從前，仍然還是英國人的殖民地。但終歸，日本人已經跑了，大家心情也變得舒暢了，南洋華僑和祖國人民一樣，通宵達旦，歡慶抗日戰爭的勝利。緊接著，劫後餘生的南僑機工和回國抗日誌願者，也經由新加坡南僑總會的多方設法，從一九四六年十月起，分批返回原住地，總人數為九百多名。
這就是說，在當初回國時的三千三百多名機工中，除去犧牲的一千六百名，和因各種原因決定繼續留在中國生活的八百多名外，該留的已經留了，該回來的也都回來了，但是，眼看著當年的南洋機工一批批從國內回來，聽說連最後一批都回來了，黃澤如和陳可鏡卻還遲遲等不到他們的兒子黃佑國和陳山子。這下他們都有些急了，到處去打探消息，想了解到他們的一些情況。後來他們聽說新加坡“南僑總會”那邊有一份由華僑互助會登記的複員機工名冊，一聽到這個消息，他們立馬趕赴新加坡找互助會。原來，當年南洋機工回國參加抗戰時，“南僑總會”根據每個人的姓名、簡歷、籍貫、僑居地、證件編號等等，都一一作了登記。現在抗戰勝利了，機工們一個個從祖國回到南洋，“南僑總會”也備有一份復員名冊，那份名冊也記得相當詳細，包括從什麼部隊復員，擔任過什麼職務，參加過什麼戰役，籍貫、僑居地、護照號碼等等，都有詳盡的記載。因此，誰有回來，誰沒有回來，只要一查復員名冊就一清二楚：
接待他們的是互助會一位年輕的女辦事員。女辦事員對這兩個已經上了年紀的老人非常熱情，尊重，這是她的本職工作，這些日子來，她不知道接待了多少批來查機工復員名冊的人。她完全能夠理解那些人的心情。抗戰勝利了，他們總希望自己的親人能夠早一天回到自己的身邊，跟家人團聚。女辦事員替他們翻遍了所有的複員名冊，結果就是沒有找到黃佑國和陳山子兩個人的名字。其實，事後黃澤如和陳可鏡都發現自己是多麼的愚蠢，因為那名冊是專門為那些已經回到南洋的人記錄的，而那些仍然還留在中國，不管是犧牲了的，還是跟當地姑娘結婚，抑或是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沒能夠回南洋的，那個名冊裡卻一點也不作任何說明的。而且事實是，當時抗戰剛剛結束，內戰已經爆發，不管是國民政府，或是共產黨，或是國民黨，誰都不可能很認真地去為在抗日戰爭中死去的人，整理出一份比較完整的資料檔案，誰也就不可能掌握抗日戰爭期間國共兩黨和地方游擊隊，包括南洋歸國參戰的華僑在抗日戰爭時死亡的確切人數。因此，埋頭去查那些名冊就顯多餘了，又不是黃佑國和陳山子已經回到南洋了，卻不想回家。他們只是為了證實，才來查找那份名冊的。
但在當時，他們的整個心情，就是希望在那密密麻麻的長長的名冊裡，找到他們再熟悉不過的那兩個名字。但是沒有，他們心裡有說不出的悲涼和失望。看過名冊後，他們好久好久都說不出一句話來。女辦事員看他們傷心的樣子，只好編一些假話去安慰他們，勸他們別太擔心了，她說那些回國參戰的人都是一批一批回來的，說不定過些日子他們就回來了。黃澤如說，不是說已經是最後一批了嗎？女辦事員一時語塞，但馬上說，是有那麼個說法。
但那怎麼可能呢？最後一批不最後一批又不是誰能夠制定的，得看實際情況，比如說，明天突然就又回來一批了，那麼，前些日子回來的就不是最後一批了。女辦事員一心就是想把假話編圓，編得天衣無縫，但仍然還是漏洞百出，儘管她也說了不少勸慰的話，兩個老人哪裡聽得進去，他們憂心忡忡，嘆氣不斷，擔心他們的兒子到底出了什麼事。因為他們心里相當明白，日本人已經被趕跑了，那時國內又要開始打內戰，如果正常的話，那兩個孩子早就該回來了，他們沒有任何理由不回來。不回來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他們已經犧牲在抗日戰場上了。當然，他們也聽說有一部分華僑機工仍然留在中國，並且和當地的姑娘結了婚。那更是不可能的，要知道他們兩個人都已經在南洋娶妻生子了。
不管是黃澤如還是陳可鏡，他們對自己的這次新加坡之行都失望到了極點，雖然表面上他們都裝作很平靜的樣子，實際上內心都非常的沮喪。他們都非常清楚，他們的兒子已經不會回來了，已經永遠地留在了他們父輩生活過的那片土地上了。兩個人一路無語，都不說一句話。他們都在強忍著內心一種無法形容的傷痛，而且都在心裡想著，回去後要如何和他們的兒媳和孫子們作交代呢？實際上，到現在為止，他們還無法完全確定自己的兒子的生和死。而且，他們並不知道，那位年輕的互助會女辦事員並沒有把話跟他們說透，她並沒有告訴他們，那份南洋機工復員名冊其實就是由國民政府轉交給互助會的，也就是說，名冊上如果沒有找到名字的人，除去部分留下來和國內的姑娘結婚以外，剩下的也只有犧牲或者失踪了。
陳可鏡回到家裡，不用他說什麼，聰明伶俐的黃佑娘從公公難看的臉色上就已經看出，自己的丈夫，她心愛的人陳山子真的出事了。她在公婆和孩子們面前不敢哭，連一滴眼淚也不敢掉，她把自己一個人關在屋子裡，不要命地哭起來。如果說，以前她對丈夫陳山子突然中斷了來信，僅僅是懷疑他可能出事了，是沒有什麼根據的猜測的話，那麼現在，當年回國參加抗戰的南洋機工都已經一批又一批回來了，而她的丈夫卻沒有回來就證明自己當初的擔心沒有錯，並不是無來由的亂猜測和瞎擔心。
她突然覺得此時此刻的她是那麼的想念自己的丈夫，丈夫一會兒離她是那樣的近，一會兒離她又是那樣的遠，使她弄不清楚到底是在夢裡，還是在現實裡。她在心裡一遍又一遍地罵著日本鬼子發動的那場慘無人道的戰爭，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要是沒有日本鬼子，她的丈夫就不用回國打仗了，也就不會死了！罵完日本鬼子，又罵起丈夫陳山子：你的心也太狠了，你不是答應過我要好好活著，等抗戰一勝利就回來的嗎？你的承諾到哪去了？你為什麼就說話不算話了？你現在到底在哪呢？你就是真的死了，我也想見見你的屍首，可是你什麼都沒有，你到底是死是活？你為什麼要這樣折磨人？你這樣還叫我怎麼安生，你叫我這後半輩子要怎麼過？
與黃佑娘一樣，幾天來，廖紅玉也一樣在經歷著一場心靈的煎熬。她堅信自己的丈夫一定沒有死，也堅信自己的丈夫一定會平安回來的。其實，黃佑娘也好，廖紅玉也好，南洋許許多多和她們一樣失去兒子，失去丈夫的母親和妻子們也好，她們的心情都是一樣的，當初日本人打到自己的祖國了，兒子和丈夫們回到祖國抗日救國，她們顧全大局，舍小家保大家，讓出了自己的兒子和丈夫，她們天天在家裡等呀盼呀，就指望盼到抗戰勝利的那一天。那時，兒子和丈夫能夠平平安安從祖國回來，他們一家人又能夠和從前一樣，過上團圓和平安的日子。
如今，兒子和丈夫一去不回頭，你叫她們怎麼能夠接受？請千萬別強求每個人都必須有那麼高的思想覺悟和思想境界，那是一點也不現實的，那麼多和他們一起去祖國服務的機工，該回來的都回來了，而她們的兒子和丈夫至今仍然沒有回來，那就是現實。也許，對於整個南洋，對於整個中華民族來說，一場戰爭死去那些人不算什麼，可是對一個家庭來說，犧牲和損失卻是巨大的，不可估量的。男人是家裡的頂樑柱，現在，這根頂樑柱倒了，被抽去了，年幼的兒子從此失去了父親，年邁的父母從此失去了兒子，青春年少的妻子從此失去了丈夫，整個家庭從此都要為這個男人的犧牲背上沉重的心靈枷鎖，那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一輩子的，那種痛苦和心裡負擔也許只有經歷過的人才體會得到。
對黃陳兩家人來說，好在這件事都還沒有得到最後的證實。也就是說，他們至今為止還沒有得到關於黃佑國和陳山子犧牲的確切消息。沒有得到證實本身就是一種希望。戰爭年代，什麼樣的奇蹟都有可能發生。兩家人於是在一種殷殷的期待中過著日子。他們都在期盼著有一天，他們的親人會在他們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突然出現在他們的面前，給他們一個驚喜，讓他們為他們的歸來大哭大笑著。那麼，那種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他們誰也說不准，也說不清楚，也都沒有說出來。他們只能等待，再等待。那是他們最後的一線希望了。他們都在心裡默默祈禱著，堅守著。寄希望於夢想成真，寄希望於那一天能夠真正到來。
但是，那種渺茫的等待終於有一天被撕開了一個口子。撕開口子的不是別人，而是當年黃佑國的汽車連連長郭德海的那個南洋堂弟郭東昌。原來，抗戰期間，郭東昌曾經追隨賀龍的部隊在晉西北南征北戰，為消滅日本鬼子，立下汗馬功勞。抗戰勝利後，他又跟隨賀龍的部隊參加了解放全中國的戰鬥。後來，在一次戰鬥中，他腿部負傷，左下肢被截斷。由於無法繼續適應部隊生活，幾經輾轉，回到了南洋。那時，已經是一九四八年了。郭東昌在要離開祖國的那個晚上，接受了堂兄郭德海的一個囑託，郭德海讓他回到南洋後，無論如何要找到黃佑國的家人，告訴他們黃佑國為國捐軀的感人事蹟。郭東昌於是找到了黃澤如。
那天，剛好黃澤如一個人在家裡，廖紅玉和孩子們都上橡膠園去了。聽到這個消息時，黃澤如倒很平靜，靜靜地聽著，一點也不覺得意外，好像他早就知道了這個消息一樣。當郭東昌走了後，他卻再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悲痛，淚水奪眶而出，無遮無攔地放聲大哭了一場。廖紅玉回家後，黃澤如並沒有告訴她關於黃佑國的消息，他不想讓她受到那種打擊。他和她之間，早已經形成了一種默契，那就是在各自的面前，再也不提黃佑國的事。他們力求做到平靜地生活著，就好像是黃佑國眼下還在中國，只是暫時因為脫不開身沒能夠回到南洋一樣。其實，他們彼此之間都知道他們是在相互隱瞞，相互欺騙，但是，不管是隱瞞還是欺騙，他們都必須小心翼翼地去做，生怕把那層紙捅破了，或因自己的一時感情流露而使對方受到感情傷害。
不過，黃澤如把這個消息告訴給了一個人，那個人是他的亡妻，高蘭香。
高蘭香的墳墓仍然還在墾場裡的那座小山坡上。每年，除了清明節黃澤如會帶兒孫們去掃墓外，只要手頭沒什麼事，只要心裡有傷心難過的時候，黃澤如就會一個人悄悄到高蘭香的墳前坐一坐，陪她說說話。抗戰爆發前，他決定把那些死去了的墾民的骨殖運往祖國時，曾經有過一個念頭，那就是把高蘭香的遺骨也先運回去，埋在祖家的墳地上，等將來他老了，死了，也讓孩子們把他的遺骨再送回去，與妻子葬在一起。但是那個願望並沒有實現，日本鬼子入侵中國，幾年的抗戰緊接著又是幾年的內戰，把他的一切計劃都打亂了。現在他已經老了，已經滿頭白髮了，他知道，他的那個願望已經很難實現了。他實在無顏面對那些死去了的鄉親們。
春日的陽光把墳地照出了一點暖意。經過一個冬天的生命凋落，草木已經開始返青，蕭瑟的墳地開始孕育出瑩瑩的綠色。站在墳地前，黃澤如心裡有無盡的感慨，他想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這些墾民包括他的妻子高蘭香埋在這裡已經有幾十年了，他自己也由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變成了一個風燭殘年的老頭。記得小時候，祖母對他說，人生就像翻一本書，不用翻幾下，一本書就翻到頭了。那時，他還是一個小孩子，人生才剛剛開始，死亡離他太遙遠了，一點也沒能理解祖母話裡的深層含意。現在再回過頭去想祖母的那些話，就覺得人生真的就像祖母說的那樣，短暫得就像是在做了一場夢。夢醒了，一輩子也就完了，人生也就結束了。
現在，面對長眠在地下的高蘭香，黃澤如想不出要對她說些什麼。但是，他們的兒子黃佑國的事他是一定要說的，他就是專門為了黃澤國的事來的，那是他們共同的兒子。他告訴高蘭香說，他對不起她，是他沒能夠保護好他們的兒子，他們的兒子已經在抗日戰場上犧牲了，再也回不來了。他請高蘭香能夠原諒他，寬恕他。但同時，他又覺得自己的兒子沒有白死，他們的兒子不但長了中國人的志氣，還為做父母的爭了光，為黃氏家門爭了光，就像當年他的兄長黃澤國，隨鄧世昌駕艦沖向敵艦，以求共亡，譜寫一曲甲午海戰浩然正氣歌一樣。黃家多忠烈，按兒子的爺爺黃敬芳的說法，他們的兒子又為黃氏門庭攢了一塊金字招牌。那是多麼榮耀的一件事！如果兒子的爺爺現在還活著，該會有多麼的高興！而且，和當年黃佑國的伯父黃澤國完全不同的是，他們的兒子參加的抗日戰爭已經把日本人打敗，把日本人趕出中國；黃澤國的北洋水師當年卻沒有把日本人從中國趕跑，反而是因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清朝政府忙著和日本人簽下不平等的《馬關條約》，幹盡了喪權辱國的事。如此說，他們儿子的犧牲也值了。
離開了高蘭香，黃澤如漫步於墾場中。幾十年過去，墾場的一切都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和當時剛剛建場時的情景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墾場已經不單純是一個墾場了，它已經向周邊擴展，成了一個規模相當大的詩巫市了。他不知不覺走到了當年自己一家人在墾場住過的舊屋子前，原先的屋子還在，只是早已經殘破不堪，讓人看了心生淒涼，感嘆歲月可以改變一切。當年黃佑國和黃佑娘兄妹兩人親手栽種的榕樹也還都在。經過幾十年的歲月滄桑，兩株榕樹正當盛年，挺拔，蒼翠，充滿生命的活力。黃澤如還記得當年他讓兩個孩子栽種榕樹時的情景，他讓他們一鏟一鏟地給榕樹培土，澆水，他對兩個孩子說，家鄉到處都栽著榕樹，讓他們在南洋栽上榕樹，就是讓他們別忘了家鄉，別忘了自己的家在中國。如今榕樹還在，兒子黃佑國卻已經不在了，兒子已經永遠地回到故鄉，和故鄉的榕樹融為一體了。
幾個月後，也就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實際上，在中國共產黨即將舉行建國慶典的前幾天，消息就已經傳遍南洋了。南洋各大小報刊上都刊登了相關的消息，還刊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徽、國旗等圖案。封建王朝被推翻了，日本人被趕走了，內戰結束了，國家從此自主獨立了，南洋人無不奔走相告，他們為自己那個多災多難的祖國終於迎來了一個嶄新的共和國欣喜若狂。那個喜訊倒是黃家第三代華僑、黃佑國的兒子黃家勳和他的弟妹們最早帶到家裡的。黃家勳以及他的弟妹們曾經私下里不知道有多少次，和他的母親廖紅玉談論過他父親黃佑國的事。他們分析，黃佑國如果在抗日期間沒有犧牲，按照常理他早就應該回來了，他不可能是那種棄家而不顧的人。但是抗戰後，黃佑國並沒有回來，也沒有任何消息能夠證明黃佑國已經犧牲，那麼，中間就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他已經跟隨共產黨的部隊加入解放戰爭的大軍了。黃佑國當初一回到國內就直奔延安共產黨的部隊，這一點他們早就知道了，抗戰結束，黃佑國和共產黨的部隊一道參加解放戰爭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問題是現在全國解放了，共產黨已經坐下了江山，黃佑國已經沒有任何理由不回南洋來了。
因此，這幾天，不管是黃家勳和他的弟弟妹妹們，還是廖紅玉，心情都特別激動。他們都堅信黃佑國要回來了，如果說過去對黃佑國的種種猜測是一個個謎的話，那麼，現在就到了要揭開謎底的時候了，要說大家心情不激動那是不可能的。黃家勳甚至找爺爺黃澤如證實，現在全國解放了，他的父親黃佑國會不會回來？黃家勳問這句話時，廖紅玉也在場，這讓黃澤如很難回答，他遲疑了一下，裝作很肯定的口氣說，當然要回來了！你們爹很快就要回來了！
黃澤如發現自己在說這句話時沒有一點底氣，心酸得就怕落下淚來。心裡想，自己是不是不該把兒子犧牲的事隱瞞了那麼多年，也沒告訴廖紅玉和她的幾個孩子，讓他們在作毫無希望的等待？那樣做對他們來說是不是有點太殘忍了呢？但想來想去，他真的弄不明白到底要不要向他們攤牌。沒想，黃家勳卻把爺爺的話當真了。那時，南洋華僑為了慶祝自己祖國的建國慶典，家家戶戶都在準備著紅燈，喜聯，鞭炮之類的東西，彷彿要過年一樣，整個南洋洋溢著節日的氣氛。黃家勳除了準備那些東西以外，還去買了很多的紅布，他讓他的母親廖紅玉照著報紙上國旗的樣子，裁剪縫製著一面面的小國旗。建國慶典那天，他叫來弟弟妹妹，把那些紅旗全部掛在橡膠園裡，那是他們的爺爺和父親親手栽下的橡膠樹。半天時間不到，橡膠園成了一個紅色的海洋，無數面的小紅旗迎風飄揚，彷彿在向祖國人民招手和問候！在黃家勳他們心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就等於他們的父親黃佑國快回來了！他們在心裡無數次地在呼喚著：爸爸！你快回來吧，我們在等著你！
這天晚上，黃澤如讓黃家勳請來陳可鏡一家人到橡膠園一起吃飯，慶祝祖國解放。兩家人一時沉浸在歡樂的喜慶氣氛之中。酒後，只剩下陳可鏡和黃澤如兩個人在慢慢喝茶，儘管祖國已經解放，但一想起兒子的事，心裡就難免沉重。這時，陳可鏡試探性地問黃澤如說，澤如，你說，他們兩個孩子還會回來嗎？黃澤如不知道要怎樣回答這個問題，他反問陳可鏡說，你說呢？依你說他們會不會回來？陳可鏡說，你是真的糊塗，還是給我裝糊塗？黃澤如說，我本來就什麼也都不知道的，為什麼要裝糊塗？陳可鏡看黃澤如不想把那件事說出來，也就把本來想說的話收回去不說了。實際情況是，那天，陳可鏡去古晉辦事，結果就遇上了那個從中國回到南洋的傷兵，黃佑國原來部隊汽車連連長郭德海的堂弟郭東昌。由於他是從中國參加抗戰回來的，話就特別的多，兩人無意中就說到了黃佑國犧牲的事，郭東昌還告訴陳可鏡說，他已經把黃佑國犧牲的事告訴給黃澤如了，陳可鏡心裡就想，好你個黃澤如，你連我這個親家都瞞了。不過想想如果他作為黃澤如，也不見得要把這件事拿到外面說去，那畢竟是一件相當痛苦的事。他自己還不是一樣，明明知道自己的山子已經犧牲，已經不可能回到南洋來了，他也從來不想找一個人說出來。
故事寫到這裡，似乎可以結束了。需要再交代的是，黃陳兩家當然不可能等到他們想等的人黃佑國和陳山子。兩年後的一九五一年冬天，一個寒風勁吹的夜晚，黃澤如在南洋家中病逝，享年七十二歲；幾個月後，陳可鏡也隨之去世，享年七十五歲；他們辭世的時間，頭尾相差才不過幾個月時間。陳可鏡在要離開人世前，幾乎沒有留下什麼話，那時，他的妻子李清華守在他的床前，李清華彷彿聽到陳可鏡嘴裡含混不清說了一句：我要找山子去了！就撒手走了。後來，李清華多次認真地回憶著陳可鏡說過的那句話，覺得陳可鏡當時確確實實是在說，他要找山子去了。他不可能說別的什麼。
黃澤如在臨終前則向黃家的第三代華僑，他的孫子們交代了許多他想交代的事，其中有一件事他覺得特別的重要，他說當時他已經答應那些已經死去了的墾民們，有一天要把他們的遺骨運回中國的，後來由於各種原因，使得那件事一直沒能夠著手去做，他讓他的孫子們一定要替他去實現那些墾民們的願望。他說，如果那件事他的孫子們沒有替他去做的話，他就太對不起那些已經長眠在地下的墾民們了。黃澤如在說過那些話後，就平靜地死去了。黃澤如覺得自己已經向一個他熟悉也不熟悉的地方飛去，那裡有高蘭香，黃佑國，還有陳淑嫻。他似乎還看到了他的兄長黃澤國，和他的父親黃敬芳。在看到父親的那一刻，他在心裡想，當初他因參加維新運動，讓父親傷心到了極點，罵他不該和朝廷作對，和國家作對；那麼現在，父親見到他時到底會說他些什麼呢？父親還會不會那樣罵他呢？他在想，如果這回父親還那樣罵他的話，他一定要好好跟父親解釋，他要好好地對父親說：爹！你千萬別那樣罵我，我真的好冤好冤哪！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