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勞改農場，司徒效達覺著自己像個被壓扁在地上的影子。記得有一天傍晚，他餓極了，四肢朝天仰在乾裂的鹽鹼地上，自己壓著自己的影子，就幻想自己不存在，存在的只是自己的影子。他想，做個影子真好，不會餓，也不會有什麼尊嚴問題。可他壓住了自己的影子，他存在著，影子不存在，他就很固執地欺騙自己，千方百計把自己看作影子。影子貼著大地，現在他也貼著大地，影子是乾癟的，他也是乾癟的；他認定自己能像枯葉似地飄起來。
身下卻沒有枯葉，農場內方圓幾十里的樹皮、樹葉都被扒光摘盡了，原本不多的樹，因為勞改犯人飢餓的肚皮，樹早死得差不多了，那景象真慘……
樹皮、樹葉能吃，司徒效達原來可不知道，吃一吃看，味道還真不錯。榆樹是吃皮，且可以生吃，吃起來粘糊糊、滑溜溜的，槐樹是吃樹葉，樹葉要用井水浸3天，這樣就沒那澀嘴的苦味了。至於各種樹的花，那更是上品了。楊樹的花——就是俗稱的毛毛蟲，可以炒了吃，槐樹花既可以炒了吃，又可以用來做包子做湯；榆樹花——又叫榆錢子，也像榆樹皮一樣能生吃，味道甜津津的。
真長知識呢！不進勞改農場，光呆在城裡，這關於吃樹的知識只怕他一輩子都不會知道。為了把這寶貴的知識留給後人，他很真誠地想過要寫本小書，把自己的經驗都寫上。然而，因為客觀條件的限制——這客觀條件有兩點，其一是，勞改農場不是他的書房，不允許他自由寫書；其二是，他的身體太壞，全身浮腫，根本坐不住，那極實用的書才沒寫成。不過，完全是出於對方碧薇的一片愛心，他還是在信中把自己的經驗向方碧薇說了，甚至連槐樹葉的浸泡時間，乃至其間要換幾次水都說了。
在那個傍晚，這些經驗已沒用了，至少對他的生存來說是沒用了，樹都死光了，他在取得了關於吃樹的經驗之後，已無樹可吃了，這正應了一句老話，叫做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他得做影子，直到過幾天連影子都做不成時，再去見馬克思或是去見上帝。
司徒效達鬧不清他要見的究竟是上帝還是馬克思。他想見馬克思，卻不知馬克思要不要他。在軍政大學的最後一年，他就寫過入黨申請，黨支部一直在考察，轉業後，還把有關材料轉到了東方中學。在東方中學，正是為了入黨，他才響應了鳴放的號召，才被戴上極右的帽子，後來又被判刑5年，送到這農場接受勞動改造。
那麼上帝呢？只怕上帝也不會要他。在緬甸，他和同事們去過教堂，那裡一切都是神聖的，不說他信仰共產主義，要去解放全人類，就是不信仰共產主義，不去解放全人類，上帝也不會要他。他在飢餓的壓榨下，心裡早就邪念橫生了，他甚至想到，哪怕是人肉他也會去吃，就裝做不知道，把它當作年肉或牛肉吃。
1961年的那個傍晚是漫長的，一天應開的兩次飯——上午10點一次，下午4點一次，都開完了；總共4個山芋乾麵窩頭已全部塞進了司徒效達飢餓的肚皮，這一天再無任何盼頭，司徒效達本想在地裡扒些茅草根嚼嚼，藉以欺騙自己的肚皮，可地裡的茅草根也被他的同類們扒光了，目光所及的地方，四處都是掘起的舊土新土和白花花的鹽鹼……
司徒效達想到了死，他覺著他極有可能在這漫長的傍晚死在自己置身的鹽鹼地上。仰望著天空，他眼前一陣陣發黑，黑暗中有金星飛旋，像絢麗的星空。這使他不由地記起了緬甸，記起了和方碧薇共同度過的幸福時光。天空是同一個相連的天空，大地是同一塊相連的大地，他眼前不禁出現了幻影，覺著自己是在緬甸，是在和日本人的作戰中倒下了，方碧薇正守在他身邊，為他無悔的生命而痛哭失聲。
如果那時死了真好！
在這種絕望的時刻，一個人的人格是很容易喪失的。
當天夜裡，大蘆席棚裡又有兩個犯人死於浮腫，司徒效達被看管人員叫起，抬屍體到野外去埋。抬著屍體往那片亂葬崗走時，司徒效達的感情是麻木的，幾乎完全沒有正常人的哀痛，甚至沒有最起碼的道德感。他老是想著可能得到的加餐——一個或者兩個額外的窩窩頭。為了這一個或兩個額外的窩窩頭，他甚至希望天天死人。埋葬也是潦草的，兩個死者被埋在一個坑里，還埋得很淺。
那夜不知因為什麼，應發的兩個窩窩頭沒發，管理員連提都沒提，好像他們深夜去埋死人也是勞動改造的一部分似的。司徒效達憤怒之下，乾了一件非常丟人的事：偷了同屋犯人老江一個捨不得吃的窩窩頭。老江這人一直很怪，別人都是兩餐，他偏要堅持三餐，而且不願改變三餐的時間。這就讓司徒效達得了手，司徒效達回屋後，在老江的枕頭底下很輕易便把窩窩頭偷走了。
那隻不屬於他的窩窩頭，並不因為其屬性問題而改變口味。許多年過後再回憶起來，司徒效達依然認為那個窩窩頭很香。窩窩頭還是白天吃過的窩窩頭，奇怪的是，夜問縮在被窩裡吃竟別有風味，不像山芋乾麵的，倒像栗子麵的，一口口嚼碎後，不用咽便自動順著喉管往下滑。這感覺真不可思議，粗糙的窩窩頭竟會主動地滑，釋放後說給方碧薇聽，方碧薇咋也不信。
第二天一早，老江發現窩窩頭不見了，開始用審視的目光打量同屋的8個人。老江也是知識分子，不會罵人，可老江的眼光很毒，能把人的臉上看出洞。老江逐個打量過一屋子人後，認定偷他窩窩頭的是歷史反革命犯老季。老季曾在抬死人的時候扒過死者的衣服，老江就認准是老季偷的。
老江有氣無力地說：
“老……老都老了，總是要死的，就得講點人……人格、道德了。你得知道，你偷的不是一個窩窩頭，是在偷人的性命！你是在殺人！殺人呀！”
這話給司徒效達的震撼是巨大的，像雷一樣，把他炸醒了，他真恨不得一頭撞死在老江面前。他不知道自己咋變成這麼下作的人？咋會被改造成這種樣子？可當著老江的面卻沒敢承認，一個人的人格既已喪失，就會變得怯懦、虛偽。老江說話時，司徒效達一聲不吭縮在牆角，靜觀事態的發展，心裡緊張極了。
好在老江是寬宏大量的，把要說的話說完後，也沒再追究。
也就是從那日開始，老江對人們最後的一點信心喪失了，一日三餐的老習慣終於打破，再不留一點窩窩頭過夜。司徒效達因此痛悔不已，覺得自己該對老江信念的喪失承擔全部責任。
是方碧薇救了他。在肉體和精神都瀕臨死亡的時刻，方碧薇給他寄來了救命的包裹，包裹裡裝著方碧薇和孩子從牙縫裡省出來的5斤炒麵。
司徒效達用小牙缸把炒麵分成8份，給了同屋人每人一份。這舉動幾乎是悲壯的，老江和老季都感動得哭了，都說他是好人，是他們的救命恩人。他們誰也沒有想到，他曾偷過人家的性命，曾那麼可恥地墮落過。
老江問他：
“你為啥要這樣幹？現在誰活得都不易。”
司徒效達說：
“你別問了，我這麼做不是為你們，是為自己！”
說這話時，司徒效達就暗暗下決心，從今以後，他要好好做人，做一個有人格的人，哪怕餓死，也決不讓自己的人格再次蒙羞……
後來的情況慢慢好起來，伙食定量增加了，一日三餐恢復了，他也從生產隊調到食堂燒飯、送飯。他的人格沒再墮落過，直到被釋放都沒再墮落。為此，他感謝方碧薇和那5斤炒麵，也感謝老江那番震動他靈魂的話。
自然還有信仰問題。信仰問題是擺不脫的。
回顧自己一生時，司徒效達總要記起他在勞改農場為信仰問題遭受過的痛苦。在那個漫長的傍晚，在他躺在那片鹽鹼地上的時候，他就想到過上帝，如果不是因為自慚形穢，不是怕上帝的天堂不接受他，他是完全有可能追隨上帝的。
他怎麼會信仰上帝呢？他從大學時代就追求進步，追求真理，面對國民黨的高壓水龍頭，他和方碧薇手挽手走在遊行隊伍裡，在南京總統府門前的國府路，打校旗的黨員學生被水柱噴倒了，他從水淋淋的地上撿起旗，高高舉著，那不僅是面校旗，也是面信仰的旗……
在勞改農場沒有信仰的旗，有的只是勞役和槍口，槍口下的人很難和持槍看押他的人產生共鳴，你想產生共鳴人家也不相信。你是專政對象，人家卻以信仰的名義在專你的政，你說你在槍口下還要捍衛人家的信仰，人家怎能相信呢？
這痛苦的時刻，又一個人出現在司徒效達面前了，就彷佛命運故意安排的，簡直讓人難以置信……
這人是個年輕的托派分子，叫朱大可，是1952年被捕的，被捕時還是大學二年級學生，只18歲。司徒效達記得，他見到朱大可是1962年，這一年朱大可不過28歲，但看起來卻像有40多了。 28歲的朱大可已被判了無期徒刑，囚號2578，在農場時不能和其他犯人接觸，看押也是極嚴的。和朱大可一起押到農場來的，還有十幾個人，據說也是托派，有些人歲數已很大了。
司徒效達得以和朱大可接觸，是因為他在食堂，每天要給這些托派送飯。托派們不知是為什麼押來的，押來後都關在水泥房裡，不參加強制勞動，大約兩個月後又一起被送走了，送到了什麼地方，誰也不知道。
在為他們送飯的兩個月裡，司徒效達注意到了一個反常的現象：這些托派都自稱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許多人手裡都有馬克思列寧的書，那個朱大可的書最多，至少也有幾十本。
有一次，司徒效達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遂不顧管理人員的嚴厲規定，找機會和朱大可悄悄談了起來，問他在這裡還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到底為什麼：
朱大可說：
“為信仰。因為我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
司徒效達很奇怪：
“你們這些反革命也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
朱大可搖搖頭：
“不，不對，我們是托派。卻不是反革命！”
司徒效達不相信：
“你們是反革命，這人人都知道；不是反革命，會判你無期麼？”
朱大可說：
“你的邏輯太簡單了，我只怕和你一時說不明白。”
司徒效達道：
“這世界上沒有說不明白的事，你只要說，我就會明白。”
朱大可想了想，和司徒效達說了——從自己的身世說起：他是浙江溫州人，溫州是托派的大本營。上高中時他就看了一本托派組織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小冊子，在那小冊子的影響下。投身托派領導的學潮。隨著形勢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全國政權，托派組織決定創辦一個刊物，堅持地下鬥爭，他就偷了家中的10根金條，和一幫年輕的托派同學辦了個題為《新方向》的政治雜誌。溫州解放後一個月，上面下令撤退，他又和8個托派學生一起到了上海，其後在上海被捕。被捕時，他和一個托派女同學已戀愛同居了，而且還使女同學懷了孕，女同學後來也被判了無期，孩子生下來後，就被獄方送進了社會福利院……
朱大可在向司徒效達講述這一切時，表情極為平靜，就像在述說別人的一件不相干的事似的。
最後，朱大可說：
“這都是因為信仰，如果是反革命，我們會有這種為信仰而鬥爭的勇氣麼？我選擇了馬恩列託的信仰，就決不後悔，當共產主義的旗幟插遍世界時，我和我們所有為共產主義奮鬥過的同志們都將含笑於九泉之下……”
這使得司徒效達對朱大可產生了敬重之意。朱大可試圖向他講述托洛茨基主義，試圖證明托洛茨基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致性，他不願聽，更不願信，他的觀念不可動搖，托派和革命水火不相容，托派就是反革命。然而，對朱大可堅定的信仰意志，他卻不能不服氣。被判了無期徒刑，妻離子散，都沒能把這個年輕人的意志壓垮，這是什麼樣的人啊！
司徒效達開始感到羞愧。奧斯特洛夫斯基在一書中說過關於羞愧的問題，他及時記起了那段名言，及時進行了反省，一遍又一遍地要求自己堅定起來，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高舉著信仰的旗幟，哪怕對著自己人的槍口……
1962年7月，他在給方碧薇的信中寫道：
“對黨的事業，對共產主義信仰，我們就要有一種近乎宗教般的狂熱和忠誠，不要怕被冤屈，不要怕人家不理解，信仰不是誰的專利，誰也不能壟斷它！尤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全人類的信仰……”
這封信沒能寄出去，黑烏烏的槍口把它堵回來了。
管理人員——司徒效達記得是一個姓白的山東人，冷冷地把這封信摔在他面前，說了句：
“收起來，以後不要再寫這種信了！”
他不明白為什麼，惶惑地看著那位姓白的：
“我這麼寫不對麼？”
白同志說：
“你不要再想翻案了，你只要到這裡，就不會有什麼冤枉！我這麼做是為你好，這封信要是落到不了解你的人手裡，你的麻煩就大了。你在信中說，信仰不是誰的專利，這話怎麼講？細究起來問題很大，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專利，和你們這些專政對像有什麼關係？這種不該說的傻話，你可千萬別說了！”
這番坦率的話，把司徒效達已堅定起來的信仰又打翻了，他這才明白，馬克思列寧主義真有專利權，他作為一個不享有專利權的異己分子，要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仰，就得真誠地把自己看成罪犯，把被冤屈的一切都當作犯罪，而這正是他人格和良心都不能接受的……
後來，1966年，當“文革”的宗教狂熱席捲整個中國的時候，當他的兒子——他唯一的兒子帶著自己的同學到他家裡抄家的時候，他進一步痛苦地悟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仰對像他這種人來說真是太奢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