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間屋子和一個小客廳都空空蕩蕩的，司徒效達的心也空空蕩蕩的。電視大開著，畫面不停地變幻，司徒效達呆呆坐在電視機前，卻不知電視裡在說什麼。開初的新聞還有些印象，似乎說蘇聯的事，後來全記不住了，耳邊響著前言不搭後語的胡話，眼中看到的是一片飛旋的色彩，唯有空虛的感覺是真實的。司徒效達覺著，自己像一片乾癟的蚌肉，正可憐地萎縮在這套房屋構成的巨大蚌殼裡。
自從3天前為老伴方碧薇開過追悼會，司徒效達就意識到自己沒有明天了，他的明天和老伴的軀體一起化作煙霧，升上了天空。屬於他的，除了無休無止的空虛，便是一個個苟延殘喘的長夜。人生的壯劇在經過長達67年的演出之後，現在已進入尾聲，就要謝幕了。他再沒有什麼可牽掛的，老伴已經走了，他和老伴的學生們如今都是成年人了，他們將自己擔當起他們要為這個世界擔當的責任，再用不著他們為他們操心費神了。
追悼會上來了不少學生，花圈堆滿靈堂。學生中，年歲最大的已是到知天命之年，最小的也有二十幾歲了。有幾個還是專程從外地趕來的。哀樂聲中，他們一起垂下了頭。好多學生都說：“老校長，方老師不在了，我們照應你！我們都是你的學生，也都是你的兒女。”有兩個學生還要接他到家裡去住些日子的。他謝絕了，他說，他得靜一下，得想想，好好把這一生都想想。
他的兒子，他和老伴唯一的兒子早已離他遠去。現在，他沒有兒女，沒有可以向世人炫耀的權力、家產，他一生的財富就是寶貴的回憶，這財富誰也奪不走，只屬於他和老伴。老伴走了，這財富將伴著他度過生命的殘餘歲月。
一切都像發生在昨天。站在靈堂裡，司徒效達就想起了重慶沙坪壩的校禮堂，那禮堂中央掛著孫中山的巨幅畫像，兩邊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和國民黨黨旗。德高望重的校長在講話，講民族的危亡，講國難時代青年的責任，講得許多流亡學生熱淚盈眶。
就是在那次時局演講會後，國民政府發起了青年學生從軍運動，蔣中正委員長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的口號。大後方的高中學生和在校大學生紛紛參軍，都準備以自己年輕的生命和青春的血肉之軀去共赴國難。司徒效達正上大二，他幾乎沒加考慮，就和許多同學一起，集體參加了三民主義青年團並第一批穿上了軍裝，一個月後被分配到中國遠征軍駐印度新一軍服役。
這時，緬甸還大部被日軍佔領著，中緬公路——就是那條著名的史迪威公路，在日軍的日夜轟炸中時通時斷。司徒效達和同學們無法經中緬公路去印度，就乘了飛機。這是司徒效達第一次，也是後來一生中唯一一次乘飛機。在飛機上，他幾乎把膽汁都吐出來了，到印度下飛機3天后，地面上的營房還在他眼前飄飄乎乎轉，鬧得同學們都笑他。
就是在印度認識了方碧薇——今天過世的老伴。那時老伴只19歲，正是女孩子最值得驕傲的年齡。方碧薇在新一軍醫院當護士，每逢週末總有一大幫中國軍官和盟國軍官找她跳舞，司徒效達記得很清楚，他正是在盟軍顧問處主辦的一次舞會上第一次見到她的。她和他跳了支華爾茲，讓他產生了從未有過的躁動，那唯有年輕的生命才可能生髮出的躁動。
他開始給她寫信，找她約會——儘管在當時這是被禁止的。他還在野外操練中故意摔傷了腳脖子，住進了她的醫院。是的，是她的醫院。在醫院的一周中，他想方設法找尋機會，終於在一個同去散步的晚上，衝動地擁抱了她，帶著幾分魯莽吻了她。
這一吻是歷史性的，不論是對他，還是對她。這一吻決定了他們今後注定要生生死死在一起，再也分不開了。後來的苦難離他們那個幸福的晚上還很遠，他們看不到它的影子，也嗅不到它的氣息。兩個純情的中國青年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在一片平靜的藍天下，發誓相愛。他們帶著對未來的美好憧憬，唱著開始了後來近半個世紀的風雨人生……
在印度短暫而甜蜜的歲月一眨眼就過完了，接著而來的是中國遠征軍的全面反攻：光復密支那。佔領曼德勒。中緬公路被打通。盟軍攻克仰光。沒多久，《波茨坦公告》發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隨著日本的投降，1945年夏秋之交，駐印軍新一軍帶著全套美式裝備班師回國。
司徒效達和方碧薇都可以不回國的。方碧薇一家都在印度，是華僑，父親還是新德里有名的僑領，方碧薇是在印度參軍的。當時，方碧薇的父親已直接找過新一軍軍長孫立人，要他們倆留下來結婚並定居印度新德里。然而，司徒效達不同意。方碧薇為了司徒效達，也為了她勝利了的祖國，回絕了父親已作好了的安排，隨軍醫院的軍醫護士們跳上美式十輪大卡，踏上了緬甸的國土，經中緬公路回了國。
車隊駛抵怒江邊，遠遠看到祖國的鋼鐵惠通橋時，司徒效達和方碧薇都哭了，這種對祖國的感情是任何語言都道不出的。後來，當許多苦難向他們襲來時，正是那怒江，那惠通橋，給了他們以活下去的勇氣和力量。他們從沒有因為1945年跨過惠通橋而後悔。
回國以後就是學生軍的複員。大學生活重又開始了。司徒效達在聯大繼續他的中國文學專業，方碧薇則考取了中央大學。這一來，原定回國完婚的計劃推遲了4年。而在這4年中，中國大地又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奪取了全國政權，一個新時代開始了。
司徒效達和方碧薇是帶著無限欣喜歡迎這個新時代的，為了這個新時代的到來，他們都在共產黨員學生的領導下，參加過反飢餓，反內戰的示威遊行。當中國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的消息傳來時，他們和那些黨員學生們一起跳躍歡呼。他們並不明白這個正迎面向他們走來的新時代將給他們帶來什麼。他們天真地認為，祖國從此以後將永遠擺脫災難的深淵，他們可以好好乾一番無愧于後人的事業了。渡江戰役勝利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大批吸收青年知識分子入伍，他們帶著這種美好的夢想，在南京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被分配到華東軍政大學當文化教員。
應該說1949年的5月還是美好的，這份美好一直延續到1956年的春天。在這段日子裡，他們是軍政大學文化速成班的老師和課外輔導員，那些用槍桿子打出了這個新時代的將軍們卻是他們的學生。按年齡，這些學生們幾乎個個能做他們的父親，然而，這些父輩學生們對他們都非常尊敬。今天回憶起來，司徒效達還認為，這些父輩學生是他一生中教過的最好的學生。那時候，政府和社會都是尊重知識文化和文化人的。那些急於摘掉文盲帽子的將軍們人前背後都稱他和方碧薇老師，連小鬼都不能喊。記得有個山東籍的副師長和方碧薇開玩笑，在課堂上喊她小鬼，就受了批評，還在黨小組會上做了檢討。
後來發生的一切卻糟透了。 1956年春天，整編和授銜開始，司徒效達和方碧薇雙雙從部隊轉業下來，脫下軍裝，從南京來到本市東方中學教書。到東方中學沒多久，便趕上大鳴大放，司徒效達和方碧薇奉命鳴放，就學校的教學問題提了些中肯意見——具體是些什麼意見，現在已記不清了，可那份真誠和中肯卻是記得清的，他們儘管已脫下了軍裝，骨子裡還把自己看作軍隊中的文化人，在東方中學的同事中談起軍政大學的生活和工作，還不免有幾分傲氣。恰是因為那份真誠中肯，和摻雜其中的傲氣，司徒效達和方碧薇先後被打成右派，司徒效達是1957年頭一批劃右的，是極右，方碧薇則是1958年補劃的。
校黨支部書記在全校教職工大會上說，這叫老賬新賬一齊算。說他們原就是混進革命隊伍中的反動分子，上大學時就參加了三青團，其後又在重慶加入最反動的青年軍，為蔣家王朝賣命……
事情就是這麼滑稽，一腔報國的熱血在這新時代裡竟會變成一盆污水！
司徒效達和方碧薇都不願生活在污水中。在方碧薇的支持下，司徒效達從1958年初就開始四處申訴，然而，正因為申訴，又落了個“頑固堅持反動立場”的罪名，當年底被收審，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處5年徒刑。
生活道路從此變得滿是荊棘，被強制改造的過程開始了。司徒效達在勞改農場接受改造，方碧薇戴著右派帽子在單位接受改造。歷史問題和右派言論像兩條巨大的鎖鏈將他們牢牢套住，使他們再也擺脫不了無邊的苦海。在後來的歷次運動中，他們都免不了被批倒鬥臭的命運。
刑滿釋放後，司徒效達曾以自嘲的口吻和方碧薇說過：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講，無產者失去的只是鎖鏈，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我們正相反，我們得到的只是鎖鏈，失去的恰是整個世界。”
方碧薇卻說：
“世界並沒有失去，只是世界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好……”
司徒效達苦笑道：
“其實對你來說，世界可以變得比想像的還要好。當年在印度你是有多種選擇的。你可以和追求你的某個盟軍軍官結婚，這樣，你今天可能就定居美國或英國了。你也可以不跟我回國，留在新德里父母身邊，繼承父母的事業和家業……”
方碧薇淡淡地道：
“真那樣，也許我會有另一種後悔。”
“後悔什麼？”
“後悔失去了祖國和你。”楞了片刻，方碧薇又說：“人生可能的選擇會有無數種，真正完成的人生只能是一種，當年我們共同選擇了跨過惠通橋，今天我就決不後悔！”
方碧薇就是在那種情況下，也沒喪失對生活的信心，這讓司徒效達為之感動。這感動一直延續到今天，就是在哀樂迴旋的追悼會上，司徒效達還不由自主地憶起過她的這段話。站在方碧薇遺體旁，司徒效達耳邊一直響著她那自信自尊的聲音……
老伴不悔的一生完結了，她驕傲的生命已化作了永恆。她無疑是對的，不管是在1945年的印度，還是在那困難痛苦的日子裡，她的生命從未失重，從某種意義上講，她甚至還是他生活和精神的雙重支柱。如果沒有她，他的人生將是不可思議的，他可能會死在1961年飢餓的勞改隊，也可能死在“文化大革命”的紅色恐怖中……
司徒效達思緒紛亂，昏花的雙眼濕潤了，面前的電視畫面因此變得更加模糊，他覺著很乏，很累，遂從沙發上站起來，想關掉電視。可不知咋的，手伸出去卻沒按開關鍵，倒按了頻道鍵，也不知是哪個頻道。這個鬧不清的頻道在播《渴望》這部電視劇，老伴看了一遍還要看，最後一遍是在彌留之際躺在病床上看的，只看到第十五集就去了。現在電視裡播的大約是四十幾集。
劇中的悲歡離合尚未了結，老伴卻不在了，司徒效達心裡一酸，淚水從臉上滾落下來……
正傷心時，有人敲門。
門敲了許久，司徒效達才揩去臉上的淚水，開了門。
門外站著一個戴眼鏡的年輕人，司徒效達覺著臉很熟，卻想不起是誰了。這一陣子他的記憶力總是很壞，有些熟人的名字就在嘴邊，偏叫不出；還有些常到他們家來的學生他也會認錯。
年輕人口口聲聲叫著老校長，進了屋。
司徒效達精神恍惚，一邊給年輕人倒著茶，一邊還在想，這小伙子是誰？是他從前的學生，還是方碧薇的學生？看樣子，這小伙子不像他的學生，他從1978年起就不代課了，先做教導主任，後來又當了副校長、校長。
小伙子發現了司徒效達的恍惚，怪拘謹地坐在沙發上，對司徒效達說：
“老校長，我是方老師的學生，過去常到你們家來的，我的第一篇散文，還是老校長您給我改後發表的呢！”
司徒效達還是記不起。
小伙子又說：
“那篇散文叫《墓草青青》，是方老師推薦給您看的，您看後很喜歡，找我談過，還熬了一整夜，給我修改……”
司徒效達問：
“這是哪一年的事？”
“1979年3月。這篇散文發在省報副刊上，開頭那段話幾乎都是您添的，不知您還記得麼？”小伙子輕輕背誦起來：
歲月沖走了我的童年，童年的記憶卻印在我的心中。母親離我遠去，母親早生的白髮卻永遠在我面前飄蕩。墓地上的草歲歲枯榮，多少時光流逝了，我的心卻……
司徒效達記起來了：
“你是鄧……鄧代軍同學！現在在報社當記者？”
“是編輯。”
“好，好。當記者，當編輯都好，都好……”
司徒效達追憶著：
“做學生時你就有出息，我當時對你們方老師說過，這個小鄧將來能做作家。你那篇文章發出來後很轟動呢，就是我們省裡的麼！你們方老師拿著報紙四處送人，比……比她自己寫的還……高興……”
鄧代軍很動感情地道：
“我再也忘不了方老師的。許多同學也忘不了她。方老師的追悼會我們能聯繫上的同學都來了。也是巧，就在大前天，我搬到您樓上來了，在503，聽說您就住這座樓，便來看看您。”
司徒效達想了想：
“503住的不是軍區哪個乾部的兒子麼？好像姓張吧？人家的房子咋會讓給你？”
鄧代軍道：
“房子是張副司令兒子、媳婦的。不過他們一個出國留學了，一個在深圳做生意，又在深圳買了房子，這邊呢，沒人，就把這套房子先借給我住了。這也是等價交換，我在給張副司令寫回憶錄呢！”
司徒效達點點頭：
“是呀，如今都興這個！”
鄧代軍臉紅了下，說：
“老校長，我……我是開句玩笑，其實，就是不借給我房子，回憶錄我還是要寫的。幫張副司令寫完回憶錄，我還可以用這些素材寫小說”。
司徒效達沒再做聲，他覺著自己無權指責鄧代軍，世界既然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好，那麼，我們就不能以理想主義的藉口去指責一個年輕人的選擇，不管這選擇是十分自私還是部分自私的。
鄧代軍卻又說：
“老校長，您也該寫寫回憶錄，您學識淵博，一生經歷又這麼豐富，若是寫下來，對自己是個總結，對後人也是有啟迪意義的。”
司徒效達搖搖頭道：
“有什麼意義呀？我和你們方老師都是這個時代最平凡的人了，不像你要寫的那個張副司令。”
“不能這麼說，世界正是由最平凡、最普通的人為主體構成的，因而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便是這些平凡、普通人的人生際遇。這不是我的話，老校長，這是您的話，是您在12年前給我改稿的那個晚上和我說的，後來，我就再也沒忘記。”
司徒效達一怔：
“我？我說過這話麼？”
“您說過。是就我的《墓草青青》說的。”
也許是說過的。司徒效達想，那時候正是他和方碧薇人生第二個春天的開始，他可能說過比這還要深刻的話呢！小鄧的《墓草青青》正是因為記述了一個普通母親在那動盪政治歲月中的苦難，才打動了他和方碧薇的心，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讚賞這篇作品是為小鄧，也是為自己。
不知不覺又想起了老伴，就彷彿看到老伴拿著小鄧的作文本在對他宣讀。那時這座樓房還沒蓋，這裡還是一片大雜院，他們住在一間20平方左右帶地板的屋子裡，老伴一邊讀小鄧的作文，一邊在屋裡來回走動，破舊的地板在腳下咯咯發響……
司徒效達眼圈紅了，長嘆一聲轉移了話題：
“想想人的一生也有意思，許多具有決定意義的變化都是突然發生的。記得1946年在重慶，我父親突然去世了，從接到電報那一瞬開始，我才意識到自己是大人了。到川北老家奔喪，母親和弟弟妹妹什麼事都問我，我……真惶惑呢，可我不敢在臉面上露出來。我知道，從那時開始，我是一家之主嘍，我得鎮定，得有主張……”
鄧代軍深有感觸地說：
“是這樣，我母親去世時，我也覺著自己大了……”
司徒效達繼續道：
“第二次變化就是前幾天了。退下來幾年，我都沒感到自己老，你們方老師一走，我……才突然感到自己老了，一下子就不行了。我……老想起從前的事，沒日沒夜地想，就彷佛人已去了，只有魂魄在這裡浮動……”
鄧代軍點點頭：
“老校長，這我能理解。這要有個適應過程的，過些日子會好些。這段時間我常在樓上，會經常米看您。”
司徒效達搖搖頭道：
“不必了，你們都很忙。”
說到這裡，兩人都無話了，司徒效達和鄧代軍就在那兒靜靜地坐著。窗外，月影在厚厚的雲層中飄移，屋裡的電子鐘在叭噠、叭噠地響。樓下不知哪家突然放起了錄音機，聲音很大，把這夜晚的沉靜打破了……
是一首早幾年的流行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