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辦法把故事說完。我沒辦法真的告訴你，“我們”，是由一群什麼樣的人組成。
譬如，我還沒來得及跟你說，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創立以後，有很多很多十七、八歲的馬來西亞年輕人——很多高中生，帶著對祖國的熱愛和憧憬，不願意在馬來西亞為英國人服兵役，成群地“離家出走”，投奔了中國。
六十年後，我在吉隆坡見到他們的老師們。說起這些學生，白髮蒼蒼的老師們有無限的心疼。在四九年以後持續數十年不曾斷過的政治狂暴裡，這些大孩子們頭上插著“華僑”的標籤，死的死、關的關，受盡摧殘。有辦法逃走的，很多歷盡艱辛輾轉到了香港。馬來西亞在一九五七年獨立建國，這些當年為了愛另一個“國”而出走的人，變成沒有公民身分的人，無法回家。
在繁華的香港街頭，你其實可以看到他們：那個排隊領政府救濟的老人，那個在醫院排隊領藥的老人，那個獨自在維多利亞公園走路、然後挑了一張長椅緩緩坐下的老人……
他默默無聲隱沒在人潮裡，你經過他謙卑的身影，絕對猜不到他十八歲時曾經做過怎樣的抉擇，命運又怎樣對待了他。
我還沒來得及跟你說，一九四九年兩岸割離之後，台灣人的故事並不全然是馬祖人、金門人和烏坵人的故事，雖然馬祖、金門、烏坵，屬於中華民國的領土。
馬祖、金門、烏坵，都是緊貼著大陸福建海岸線的島嶼，乾脆地說，這三個屬於台灣的島嶼群，離大陸很近，離台灣很遠！如果你對這些島嶼的位置還是沒概念，那麼這樣說吧，馬祖在福州對面，金門在廈門對面，而烏坵，用力跳過去你就到了湄州島，媽祖的家鄉。金、馬和烏坵人與對岸大陸居民的關係，就如同香港和九龍，如同淡水和八里，是同一個生活圈裡的鄉親，中間的水，就是他們穿梭來往的大馬路。
從前，我聽說，在金馬，有人跳上小舢舨，媽媽要他去買一打醬油，他上午過去，下午就回不來了，五十年後才得以回來，到媽媽墳頭上香。
我以為是誇大其詞，一直到我見到了呂愛治。
從金門搭船，一小時就到了廈門。我在一個廈門的老人贍養院裡找到呂愛治。愛治坐在床上和我說話，一直張大嘴露出天真的笑容。一九四九年之前，她和丈夫已經有兩個成年的兒子，三個男人上船打漁，愛治就用一根扁擔挑著兩簍金門的海帶和小魚，每天過海到廈門去賣。有一天─—她說不出是哪一天，她真的上午出門，下午就回不來了。
“你那時幾歲？”我問她。
她掐著手指，算不出來。旁邊的看護替她答复：“愛治是一九零三年出生的。”，那麼一九四九年，她已經四十六歲。今年，她一百零六歲。
“愛治，你回去過金門嗎？”
九十六歲那年，她回去過，但是，兩個兒子失散不知下落；丈夫早已過世。原來的家，還在原來的地基上，垮成一堆廢墟，她只認得門前兩塊大石頭。
她咯咯笑了起來，很開心的樣子：“那兩塊石頭沒人要拿。”
離開愛治的房間，經過贍養院的長廊，看見牆壁上貼著住院老人的個人資料。愛治的那一張，就在正中間，我湊近一點看仔細，吃了一驚—─愛治被送到這個贍養院的時間，是一九五四年，那麼她已經孤孤單單地在這老人院裡，滯留了五十五年。
我也來不及告訴你許媽媽的故事了。從馬祖坐船到對岸的黃岐，只要半小時。走在黃岐的老街上，有時空錯亂的感覺：這個台灣人從小就認為是可怕的“匪區”的地方，不就和小時候台灣的漁村一模一樣嗎？
在老街上見到了許媽媽。他們說，許媽媽是基隆的小姐，一九四八年嫁給了一個福州人，跟著新婚丈夫回黃岐見一下公婆，卻從此就回不了家。六十年了，不曾回過台灣。
許媽媽一口福州話，閩南語已經不太會說。我問她，“那你還會唱什麼台灣歌嗎？”
基隆的姑娘點點頭。
她有點害羞地開口唱。
我側耳聽——她唱的，竟然是日語。
問她這是什麼歌，她說，是台灣歌呀，就是學校裡教的“國歌”。
我明白了。她唱的是蔡新宗、柯景星那一代孩子每天早上唱的日本國歌“君之代”。對她而言，這就是“台灣歌”。
我更沒法讓你好好認識烏坵的林文彩了。
阿彩是福建莆田的漁家子弟，很多親人在湄州島。一九五一年，十三歲的阿彩跟著家人一共五艘船，運大蒜到廈門去的途中，被台灣的“反共救國軍”機帆船包圍，五條船連人帶貨搶了過來。
你說，啊，“反共救國軍”是什麼？就是一九四九年的內戰混亂中，國共一路打到閩浙沿海，然後英雄和草寇就走到一路來了：有志氣的游擊隊、失散了的正規軍、不服輸的情報員、無處可去的流氓、鋌而走險的海盜，全部匯聚到反共的大旗下，以這些沿海島嶼為根據地，組成了游擊隊，突襲對岸。
在收編為正規的“反共救國軍”之前，這些游擊隊沒有薪餉，所有的補給必須靠陸上突襲和海上搶劫。 “什麼都搶，外國的也搶。”林文彩說。
一艘英國貨輪經過台灣海峽，游擊隊劫船，就像電影裡的海盜鏡頭一樣，機帆船偷偷靠近，矯健的隊員攀爬上甲板、潛入船長室，手槍對著船長的太陽穴，這條船就被劫持了。貨輪押到馬祖，卸下所有的貨物後，放行。
“好多吃的東西，船上還有很多架飛力浦牌的腳踏車。”
林文彩不好意思說的是，搶了那一票以後，很多金門的部隊都分配到一輛嶄新的腳踏車！
阿彩家族五艘船上的人被分類處置：太老的，給一條船送回去。年輕力壯的，押到金門馬上當兵。太小的，譬如林文彩，就留在烏坵，當游擊隊。游擊隊裡官比兵多。你可以自己給自己任命為大、中、小隊長——反正，你能到對岸抓多少“兵”，你就是多大的“官”。
“十三歲就被抓來啦？”
“對，”林文彩說，“到烏坵，連個遮風遮雨的地方都沒有，吃的也不夠，每天都很餓，又想家，每天哭一直哭。”
“然後，”我問他，“那—─你是不是哭完了，一轉身，就到對岸去抓別的小孩呢？”
“那當然。”他說。
“可是，”我一邊設想那狀況，一邊問，“對岸就是你的家人和親戚；你等於是回家去抓你親戚和鄰居的小孩？”
“對啊，”七十三歲的阿彩直率地看著我，“吃誰的飯，就當誰的兵嘛。你十三歲你能怎樣！”
游擊隊經常突襲。有時候，因為需要醫療，會把對岸村子裡整個診所搶回來，除了藥品和設備之外，醫師和護士，一併帶回。
阿彩的游擊隊在突襲對岸的時候，也正是幾千個年輕人從香港被送到塞班島去接受空投訓練的時候。美國中情局在馬祖建了據點之後，游擊隊成為正式的反共救國軍，由美國支持。一九五五年，這些游擊隊開始有了正式的編制，有了薪餉，停止了海盜掠奪。
在上千次的突襲中，犧牲的游擊隊員不計其數。 “反共救國軍特別勇敢。有一次，一百零五個人出去，”林文彩回憶說，“死一百零五個人。”
當年穿個短褲、腰間插把刀就敢游泳去冒死犯難的反共救國軍，在時光的流轉中，大多已凋零，還在的，也都步履蹣跚了。十幾年來，老人家們一直在陳情、上訴，他們說，犧牲了那麼多人，也罷了，我們只要求國家依照規定償還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年之間欠我們的薪餉。
這是一筆一九四九的債，沒有人理會，因為人們多半不了解他們的歷史，凡不了解的，就不在乎。
林文彩在十三歲那年被綁到烏坵變成游擊隊以後，第一次回家，已經是一九八九年。父親被鬥死，兄弟已亡故，剩下一個老媽媽，見到阿彩，哭倒在地上。
那二十海浬外的湄州島，天氣好的時候，肉眼看得到。但是林文彩一九八九年，從烏坵要回到湄州，不是個簡單的旅程。
首先，他必須搭船到高雄；船，一個月才有一班。
從高雄，他搭火車到桃園機場。火車行程，大概四小時。
從桃園機場，他飛到香港。
從香港機場，他飛往福州。
到了福州以後，他叫了車，開兩個多小時，到莆田。從莆田到湄州島，他還要走陸路和水路，再加兩個小時。
每一個轉站都需要等候的時間，換算下來，從烏坵到湄州大概是二十四個小時。林文彩如果從烏坵直接跳上舢舨噗突噗突開到湄州，只需要半個小時，但是他這麼做，是要觸犯國家安全法的。如果運氣不好他沒趕上烏坵到高雄的船，他需要的花的時間就是一個月再加二十四小時。
這麼算也不對，事實上，阿彩走這二十海浬回家的路，花了整整四十年。
烏坵，到二零零九年的今天，還是台灣的“前線”。每十天，才有一班船。在台灣海峽的洶湧大浪中，我踏上烏坵的岩石。整個島，挖空了，地底下全是戰壕。地面上，舉目所及，盡是碉堡，滿山都是防傘兵降落的裝置，連觀音廟和媽祖廟都塗上了陸戰隊的草綠迷彩，被重重鐵絲網圍繞。
粉紅金紫的夕陽從大陸那邊下沈，可以看見對岸的漁船點點，在黃昏的海面淒迷如畫。但是，不要被那美麗所騙。這一邊，所有的大砲都對著漁船的方向。對面的海岸線，有上千枚的飛彈，對準這邊。
因為是戰地，烏坵沒有燈火。夜來臨的時候，滿天星斗如醉。在徹底無光的荒野上行走，你的眼睛，反而很快就清澈了，看見山色朦朧、海水如鏡。
但是我沒走多遠就被追了回來；照顧我的士兵擔心，黑夜中站哨的衛兵跟我要“口令”，答不出來時，後果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