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九七九年七月第一版的“後記”結尾處寫道：這部作品寫得很不像樣，“希望能允許我在今後的歲月裡，如果還有機會，把這部粗糙的作品修改得稍趨完美一點”。
這是真心話。所以，後來的二十七年裡雖然有多家出版單位與我聯繫，表達了重印、再版或收進各種“文庫”的計劃或期望，均被我謝絕。原因就是它寫得不好。每次我都說“等新版本寫出來再說吧”。
還好，命運使我“還有機會”。如果從蒐集和研究材料算起，恐怕有二十年了；而實際寫作是從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九日開始的，至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共歷時兩年零五個月；現在，這個“新版本”呈獻在大家面前。二十七年是一段足夠漫長的歲月，很多東西丟失了，很多事物遺忘了；但是，當時兩三千封熱情的讀者來信中，有幾封信中提出的批評意見我卻一直牢記在心。這次在新版本中都改正了。新版本肯定還會有很多缺點和毛病，有“硬傷”；我也仍然期盼讀者的批評指正，準備在重印或再版時改正。
但本書有的寫法卻並非“硬傷”。譬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一家發行量巨大的電影期刊發表了署名“一群留美中國學者”，題為《電影〈第二次握手〉在美國放映引起哄堂大笑》的“來信”，被多家報紙競相轉載。 “哄堂大笑”的首要原因，說是據這群“留美中國學者”所知，“美國當年研製第一顆原子彈的'曼哈頓工程'，沒有任何中國人參加”——即使沒有任何中國人參加吧，這就值得“哄堂大笑”了？
幾年後，八十年代中後期，一位參加過新中國核武器理論設計的著名物理學家發表文章說，濃墨重彩，影響很大，可惜作品中的重大事件完全不符合史實，如說丁洁瓊當年曾參加研製美國第一顆原子彈，而事實上並無任何中國人參加過該項工程云云。
又幾年後，九十年代前期，日本友好人士片山義郎歷時數年譯出的屢遭日本出版商拒絕，理由也是書中寫了一位中國女科學家參與研製美國第一顆原子彈，而實際上沒有這樣的事——上面，反復出現的“第一顆”說法不確切，應稱“第一批”原子彈。這第一批原子彈共三顆，一顆用於試驗，兩顆用於轟炸日本。
我把美國人托馬斯·索維爾著《美國的民族問題》一書中關於“一位華裔美國女物理學家（應為'留美中國女物理學家'）參加過美國研製第一顆原子彈的'曼哈頓工程'”的材料寄給片山義郎，並在附信中寫道：“日本出版商仍然不會出版日譯本的。這不是史實問題，而是'感情'問題。因為原子彈炸在日本人頭上，成了某些日本人的'奇恥大辱'，傷害了這些人的'民族感情'。而他們從來不想想自己對中國人民、亞洲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犯下了怎樣的滔天罪行！”
從日本人到很多中國人，特別是那些上流中國人都不知道也不相信有一位中國女科學家曾經對“曼哈頓工程”做出過貢獻，這引我深思，也使我感到悲哀。事實上，早在一九八四年我看到美國人托馬斯·索維爾書中的材料之前，即一九六三年二月我第一次到北京時，就在獲悉原始素材的同時，通過非常特殊的渠道得知了一位留美中國女物理學家當年參加“曼哈頓工程”的事實——而沒有她，就沒有後來的“丁洁瓊”，沒有後來被稱為“影響過一代人”的。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我在北京與著名物理學家何澤慧院士相會時，隨她前來的李惕碚院士就問我：“當年我看過手抄本，書裡寫到的雲南高山站使我大為驚訝！我在那里工作了十年。我想，這書是什麼人寫的呀？當時連物理學界都極少有人知道高山站啊……”
丁洁瓊也好，高山站也好，本書中涉及和沒有涉及到的許多人物和史實，只要你有興趣，有感情，就能獲知，就能創作，就能昇華。關鍵是對任何一位中國作家乃至對任何一個中國人來說，切不可妄自菲薄自輕自賤，要對我們民族的無窮智慧充滿信賴和熱愛！
著名醫學家吳階平院士以詳盡的材料向我指證了“老協和”的史實。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李惕碚院士和霍安祥教授熱情回首了雲南高山站。山東省作家協會有令俊同志提供了大量關於濟南的史地材料。還有其他一些單位和朋友關心並幫助了本書的寫作，我感謝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