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蘇冠蘭與葉玉菡結婚。新婚夫婦都已四十一歲。新郎眉髮灰白，新娘倒是染髮並化了淡妝。證婚人黎濯玉教授。主婚人魯寧將軍。在玄武湖畔舉行了盛大婚禮，兩百位賓客前來祝賀。十六歲的金星姬特地向學校請假，從北京專程趕來向新婚夫婦獻花。魯寧讓她講話。她含著淚水，只說了兩句：“我熱烈祝賀親愛的爸爸媽媽終成眷屬，喜結良緣！我要像他們一樣，成為今天這個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
婚禮臨近結束時，茅政委悄聲道：“我說魯寧同志啊，今天的九個致詞者，這小姑娘講得最好！”
“這就叫月圓花好——”魯寧笑答，“'月圓'指新郎新娘終成眷屬，'花好'指他們結婚時就有這麼大的女兒了。”
茅政委直蹺大拇指：“喲，你講得更好！”
不久，魯寧轉業調北京，到國家衛生部任職。阿羅隨之赴京，在中華護士學會當秘書。
一九五二年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蘇冠蘭參加了齊魯大學藥學係並入南京藥學專科學校，以及南京藥專改為金陵藥學院的工作。也就是這一年，美國為挽回朝鮮戰場上的不利形勢而發動了細菌戰，派飛機對朝鮮北部主要城鎮和我國東北重要城市瀋陽、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錦州、山海關和丹東等地以及鐵路沿線使用細菌武器進行攻擊達三千多次，“炸彈”中裝滿能傳播鼠疫等惡性傳染病的老鼠跳蚤蒼蠅和垃圾穢物。葉玉菡臨危受命，披掛上陣，前往東北，協同各國科學家考察，指導當地軍民大規模消毒滅害，粉碎了細菌戰。
一九五三年，蘇冠蘭教授奉調首都，任中央衛生研究院藥學系副土任、研究員；葉玉菡則回到久違的協和醫學院，在微生物學科當實驗導師。
一九五四年，魯寧任國家衛生部副部長。一九五六年，中央衛生研究院改中國醫學科學院，魯寧兼任院黨委書記。與此同時，藥學系改實驗藥物研究所，蘇冠蘭教授任副所長。葉玉菡本來體弱多病，參加衛生部昆明生物製品研究所的脊灰疫苗鑑定工作回到北京後住進了醫院，出院後終於不得不回家休養，操持家務，但仍是《病毒學報》編委，偶然外出參加學術會議，自稱當起了“旁聽生”。
大家都以為，蘇冠蘭夫婦也以為，這麼大年歲，不會有生育能力了，生了孩子“質量”也不會好。但是，意外，葉玉菡在東北工作期間發現自己懷孕了！妊娠感覺和各項指徵正常，這使她喜出望外，這也成了上級促令她返回南京的主要原因。終於，一九五二年底，蘇冠蘭夫婦的女兒蘇甜在南京出世；兒子蘇圓則是一九五四年夏在北京出生的，兩個孩子都很健康聰明。夫婦倆高興，金星姬也樂得直拍手，一放假就往父母那裡跑。有了小妹妹小弟弟，家中可熱鬧了。魯寧說：“小星星，你說你的爸爸媽媽是今天這個世界上最好的人——是的，這就叫好人終有好報！”小星星一九五三年從工農速成中學畢業。一九五七年大學畢業後，分配在中國醫學科學院實驗藥物研究所。蘇冠蘭對她說：“今後我們是同志，是同事，是上下級了。別把親屬關係帶到單位去，別再叫'爸爸'，至少在所裡不能那麼叫。”
“那，叫什麼呢？”
“叫，像大家一樣叫'蘇副所長'，哦，不，叫'蘇老師'吧。”
“怎麼叫媽媽呢？”
“還是叫媽媽！”
一九五四年的一天，藥學系副主任蘇冠蘭被安排接待中國新聞社記者採訪，介紹新中國藥物學研究的最新進展。那記者來了，是個矮胖子，禿頂，戴一副淺度近視眼鏡，看上去有點面熟。蘇副主任拿起介紹函再看一遍，發現還真是個老熟人——朱爾同。
從一九三四年朱爾同被齊魯大學開除，轉眼已是整整二十年了！兩人激動萬分，緊緊握手，久久擁抱，好不容易才控制住情緒，坐下來細談。談的也不是“新中國藥物學研究的最新進展”，而是二十年來各自的經歷。朱爾同當時被迫離開濟南，到上海進了一所藝術專科學校，又遠赴法國留學。一九五一年回國，在中國新聞社當美術編輯兼攝影記者。
朱爾同說，他哥哥朱予同現在是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蘇冠蘭則告訴朱爾同，已與葉玉菡結成夫妻，還有了孩子。朱爾同使勁拍拍老同學的肩膀：“可恭可賀，你找了一個世界上最好的女人！”緊接著悄聲問，“老蘇，你命運中另一個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呢？”
蘇冠蘭的臉色忽然變了，朱爾同趕緊轉換話題。
朱爾同活躍能幹。他在前門外深巷中物色到一座老四合院，這裡非常靜僻，但出門不遠就是熱鬧繁華的前門大街，辦什麼都方便。兩家一起買下了這處宅院，做了鄰居。院內原有幾株“西府海棠”，兩家又各自養了一些盆花，蘇家養的多是蘭草，春蘭、蕙蘭、建蘭、墨蘭和杜鵑蘭等等，都有。
一九五五年的一天，蘇姍娜出差途經北京，在哥嫂家小住之後要回昆明。蘇冠蘭把妹妹送到前門車站。列車快要開動了，姍姍從車窗中伸出手來，與哥哥久久相握；猶豫了好一陣之後，她終於問道：“你跟嫂嫂的關係，到底怎麼樣了啊？”
“放心吧，姍姍。”蘇冠蘭閉上發熱的兩眼，“現在的你哥哥和你嫂嫂，是相依為命了！”
什麼叫“相依為命”？就是兩人融合為一體，誰也離不了誰；就是都紮根在對方的生命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如果兩人之中的一個幸福另一個也會快樂，如果兩人之中一個逝去另一個也無法長久存活——是的，這就是蘇冠蘭與葉玉菡夫婦關係的真實寫照。
但是，蘇冠蘭終於意識到了，“相依為命”這種說法更多地意味著良心和責任，意味著道德和忠誠，而並不一定意味著……愛情。蘇冠蘭清楚地知道，他從來沒有忘記自己命運中另一個“世界上最好的女人”。相反，隨著時間推移，他對瓊姐的牽掛和思念越來越綿長、深沉和強烈。新中國成立後，無數留學歐美的科學家毅然放棄了富裕的生活和優越的工作條件，衝破阻撓，歷盡艱險，踏上萬里歸途。蘇冠蘭忐忑不安地關注著這方面的一切動態。可是年復一年，留學歐美的科學家們一個個歸來了，卻始終不見瓊姐的身影，甚至得不到她的絲毫信息。莫非真如父親所說，瓊姐在美國結婚後，跟丈夫到海濱過起了逍遙日子，而他蘇冠蘭卻只落得個“終被無情棄”？
蘇冠蘭曾經認為父親的“邏輯”是嚴密的。但他漸漸意識到，自己的“邏輯”卻太欠嚴密：有什麼事實、什麼證據能證明父親說的是真話啊？
蘇冠蘭久居北京，卻從來不去頤和園，因為瓊姐當年在東宮門苦苦等了他三天！同在科學界，蘇冠蘭卻避免在任何場合遇見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凌雲竹，因為老教授是他與瓊姐當年相識相愛的見證人……他時時刻刻小心翼翼地避免觸動靈魂上的傷疤，深怕回首往事，更不敢往下想。他將過去年代中瓊姐給他的書信和照片捆紮成幾十包，裝滿了一口大皮箱，從不觸動；算是把只有自己能體味的苦痛和迷惘，默默壓在心底。
只有他“自己能體味”嗎？不，還有玉菡。那滿滿一皮箱書信和照片，妻子不僅知道，還多次精心整理和重新包紮，在箱子裡放進乾燥劑。
教授記得當年對瓊姐說過的話：我又有了一個親人，這個親人就是你！
沒能終成眷屬，總還是親人吧。 “每逢佳節倍思親”。特別是傳統的春節除夕，吃團圓飯，守歲，放禮花，看焰火，滿天炮聲隆隆，奇彩繽紛，神州大地千家萬戶欣喜若狂。每逢這種時候，蘇冠蘭往往徹夜不眠，神情恍惚，獨自在書房沙發上閉目沉思。
每逢這種不眠之夜，玉菡何嘗能入睡。她保持沉默，從不打擾丈夫，只是每隔一兩小時進屋看看，為丈夫續水或添衣，在無聲中表達了她的體貼和理解，也在無聲中顯示出她大海般的寬厚和溫存……
蘇冠蘭教授間或離開北京，到各地參加學術會議，也訪問過蘇聯和東歐，但時間都很短。直到一九五八年秋，他才第一次久離北京，以中國醫藥專家組組長身份和“考察訪問”名義赴越南民主共和國工作。前後參加專家組的有三十餘位同志，其他人只在越南待十幾天或幾十天，最多兩三個月即返回中國，惟獨組長蘇冠蘭教授待了整整一年。此期間他不僅沒有回過一次國，連越南首都河內也只去了三四次。每次去都是為了工作，且都要按照“外交禮節”穿全套西服，系領帶，大汗淋漓，很不舒服。他寧肯與同事在深山密林中跋涉，雖然那裡沒有城鎮，沒有郵政，沒有道路和交通工具，甚至沒有人煙。那裡只有獸跡和蛇蟲叮咬，人變得又黑又瘦，滿身傷痕；連給玉函寫封信都很困難，寫了也沒法投寄，能寄時則信封上寫著中國廣西南寧“第一〇九三號信箱”……
越南打了多年的仗，可能還要打。作戰會造成部隊減員。但在這個熱帶國家，瘧疾能造成更嚴重的減員。於是向中國要求大量提供抗瘧藥物，中國則一如既往慷慨支援，同時也想到了就地取材提取抗瘧藥物——即使在戰爭結束之後，這對越南也是大有好處的。蘇冠蘭教授抗戰期間從南方蒿類中提取抗瘧藥的經歷和貢獻一直沒被忘記，現在更重新受到重視，於是由他帶隊前往越南。
專家組成功了！在越南終於找到了可供提取高效抗瘧藥的野生蒿類。就地培訓人才、建起藥廠之後，歸心似箭的蘇冠蘭教授和專家組最後的其他六位成員乘火車回到南寧，又轉乘飛機返回北京。
對蘇冠蘭而言，在國外長時期的艱難跋涉和繁重工作有個最低限度的好處，即可以用極度疲勞沖淡精神上的苦痛——但是，真沒想到，剛回北京傷疤就被撕開了！
剛剛過去的這個不眠之夜中，蘇冠蘭千百遍地思索：瓊姐還活著，而且回到了祖國。她當年怎樣失踪的，今天怎樣回來的？昨天黃昏，她是怎麼來到前門外那條小巷深處的？杳無音訊的十三年中，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啊？瓊姐，你回到了祖國，回到了北京，你正在北京的什麼地方啊？
昨夜，玉菡噙著淚水喃喃道：瓊姐與你分別幾十年了，今天好不容易來到我們家門口。可是，你竟然躲著不露面，不見她。你知道嗎，她會受到多麼深重的傷害！
蘇冠蘭當時回答：過去的事情，就讓它永遠過去吧……
教授終於知道了：過去的事情並沒有“永遠過去”，也不會“永遠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