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二月，不滿十九歲的我第一次到北京；回到長沙後，根據所得素材寫下短篇小說《浪花》。我發現這篇小說受到人們的喜愛，手稿流傳出去便無法收回，只得一遍遍地寫。每次重寫實際上也是改寫，由短篇漸成中篇，標題也先後改為《香山葉正紅》和《歸來》。作品通過一個纏綿幾十年的愛情故事，熱情讚美知識分子，鼓吹科學技術的重要性，突出歌頌周恩來總理。 作品是作者思想立場的反映，《歸來》也不例外。當時還很年輕的我頑強地保持著獨立思考，有意跟甚囂塵上的極“左”勢力對著幹。 “文革”開始後，我仍在一遍遍地寫，“對著幹”的意味更加強烈。 “文革”造成的政治肅殺和文藝荒蕪，促使人們更加傾向於《歸來》所宣揚的政治理念和所渲染的情感世界。於是，“文革”高潮中寫成的一九七〇年稿開始在全國以手抄本形式流傳，後來被稱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特殊的文學現象”；其中一本失去封面的傳到了北京，被那裡的熱心讀者取名，並開始以這個新書名向全國“輻射”。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二日，“四人幫”成員姚文元從“內參”上看到傳抄的反映，指名要了一本去看，並於十月十四日“指示”：“這是一本很壞的東西”，“不是一般的壞書”，“實際上是搞修正主義，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要查一下作者是誰，是怎麼搞出來的？必要時可以請公安部門幫助查”。 當時的姚文元雖然位居政治局委員和意識形態總管，卻並未直接掌握“專政工具”；所以，還得“請公安部門幫助查”。 “公安部門”立即聞風而動，竭力效命，從北京查到湖南。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我在“插隊落戶”的湖南省瀏陽縣大圍山區被捕，當天即解至長沙的省“革委會”公安局看守所。七天后的一月十四日第一次提審結束時，預審員宣布我的罪狀是“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這句黑話直指作品對周恩來總理的歌頌，說明“公安部門”對姚文元的旨意心領神會。罪惡如此嚴重，又“流毒全國”，我因此被“內定”死刑。

一九七六年的中國經歷了劇烈震盪。一月週總理逝世後，張春橋有個“殺人”計劃；在湖南，則加快了殺害作者、進而徹底剿滅這部作品的步伐。一九七六年七月，省公安局向省高級人民法院起訴。這是個內定的“殺案”，到法院只是走走過場。值此關鍵時刻，遇上了正直的承辦法官李海初。他細讀手稿後深受感動，決定暗中保護這部作品及其作者；他不動聲色，將案子扣在手中無限期拖延，拖了兩年多，一直拖到一九七八年。 《中國青年報》於一九七八年十月復刊，女編輯顧志成回報社文藝部工作。她從湖北青年工人李謙的來信中發現很多團員和青年因閱讀、傳抄而挨批鬥受處分，他們極力讚揚並要求正式出版這個手抄本。在中國青年報社和中國青年出版社的支持下，顧志成開始調查，從北京市公安局得知作者還被關押在湖南。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胡耀邦出任中組部部長；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任中央秘書長；此前幾天，他還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當選政治局委員和中紀委第三書記。他在這些職位上大力撥亂反正，大批平反冤假錯案，開創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新局面。胡耀邦曾長期擔任團中央第一書記，因此，中國青年報社和中國青年出版社很多同志都認識他、尊敬他和熱愛他。兩社研究了的幾個“版本”，認定這是一本好書，決定尋找作者並出版這部作品。為此，派顧志成和中青社女編輯鄺夏渝前往湖南。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顧、鄺從北京飛抵長沙。 省法院的李海初友好地接待並切實幫助了她倆。十二月三十一日，李海初到長沙機場為顧志成和鄺夏渝送行。他知道此案的特殊背景，憂心忡忡：“這案子在湖南可能永遠解決不了……”顧志成答：“湖南解決不了，我們回北京解決！”李疑慮道“北京……有希望嗎？”顧口氣堅定：“你等著好消息吧！”

顧志成和鄺夏渝在湖南調查期間，胡耀邦已經開始關注此案。他給中國青年出版社社長胡德華打電話，要求就此案寫個“內參”，待他做出批示後兩社即可以通知湖南方面結案放人。一九七九年一月九日，中國青年報社在內參《青運情況》上發了《〈歸來〉是本好小說·作者張揚應平反出獄》。十二日上午，李海初在案卷中記錄了顧志成的北京來電：“回北京後，向領導報告了我們來湖南的情況，並立即印了一個內部情況報告了中央主席、副主席及有關部門……報告中明確提出了張揚案是冤案。現已經中央同意這樣認定，並通知湖南按冤案處理。最近兩天湖南會接到中央指示。” 顧志成電話中說到的“內部情況”，即指中國青年報社的《青運情況》；她一再提到的“中央”，即指胡耀邦；“中央同意這樣認定”，即指胡耀邦的批示。胡耀邦甚至考慮到我是個“知青”，批示指出要把我的戶口遷回長沙並安排工作。

考慮到湖南某些人可能會堅持的頑固態度，中國青年出版社於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又給胡耀邦寫了個報告。胡耀邦一月二十日讀了這個報告後，在一月二十二日給胡徳華寫了一封信： 事實上，我已經在一月十八日平反出獄了。我在獄中身患重病。醫生說，如果晚出獄一個月，必死無疑！ 我很快到了北京，住進結核病院時，已奄奄一息。但某些人仍不放過我，於一九七九年四月寫了一封長達八千字的誣告信，呈送葉劍英、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鄧穎超和胡耀邦等中央領導。在這種情況下，中宣部一位副部長出面，於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令中國青年出版社停止的出版，令北京電影製片廠停止同名電影的拍攝，令中國青年報社派人到中宣部“匯報”。 當時的中國青年出版社文學編輯室主任王維玲，是平反這場戰役主要的發動者和指揮員之一。胡耀邦叫他去“談了好幾個小時”，仔細詢問的內容和作者的情況；然後指示他組織力量，認真調查研究，針對那八千字誣告信寫一份充分擺亊實講道理的材料……

中宣部當時設在中南海。由中宣部安排，“原告”公安部黨組與“被告”中國青年報社和中國青年出版社雙方派出人員在懷仁堂會議室進行了一次“拼刺刀”式的論戰。雙方都擺出全部亊實和證據，一個個地激辯，從午後論戰到深夜。吃了宵夜，要繼續辯論時，才發現“原告”方全部人馬已悄悄撤了——至此，中國青年報社和中國青年出版社再度“勝訴”，及其作者第二次“平反”了！針對辯論結果，胡耀邦迅即做出相關批示。 從一九七〇年起，在國家和民族的艱難歲月裡，曾以手抄本形式傳遍全國，使千百万讀者“在冷漠的寒夜裡，得到瞬刻的溫暖”（丁玲語）。 在胡耀邦的直接關懷下兩次平反的，一九七九年七月終於以二十五萬字的長篇小說形式正式出版，兩三年內總發行量即達四百三十萬冊，至今居新時期以來當代長篇小說印數之首；另有朝、蒙、維、哈薩克四種少數民族文譯本出版。小說被譽為“建國以來第一部正面描繪知識分子形象的作品”和“第一部描繪週總理光輝形象的文學作品”；小說對科學技術重要性的鼓吹和對純真愛情的描繪，被認為是對“文革”時期極左勢力“一種針鋒相對的突破”。一位作家曾經這樣說：“它寫在知識分子不被當人看的年代。它第一次宣告了知識分子不但是人，而且是非常可敬可愛的人——就憑這一點，它也不會被歷史忘記。”一九九九年，入選“感動共和國的五十本書”；很多媒體和讀者稱這部書“影響了一代人”，或“感動過整整一個時代的中國人”（鳳凰衛視專題節目語）。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從手抄本到正式出版，在漫長歲月裡所受到的來自人民群眾的熱烈喜愛和歡迎，一直在檢驗和證實著胡耀邦非凡的人格、氣魄和遠見。 胡耀邦當年讀了正式出版的後對一位同志說：“看來張揚讀過不少書。你告訴他：好好乾。” 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我在長沙看望了“下台”（胡耀邦語）後的胡耀邦。我與他只有過這“一面之交”。告辭時，我握著他的手一字一頓道：“請你相信，人民是愛你的！” 三個多月後胡耀邦與世長辭。歷史那麼快就證明了我的話，證明了億萬中國人對胡耀邦的深情熱愛。 歷經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重新創作的終於脫稿。我希望它能夠再度感動今天這個時代的中國人，希望它向全人類展示我們民族的美麗與尊嚴。我們全家要一起去江西共青城，去看耀邦，去把新書獻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