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英文水準很不壞，至今還記得大約10個單詞，其中一個就是Clack，短而尖銳的碰撞聲。我也記得那篇課文：有個男孩坐火車，耳邊聽到Clack，他就冒失地嚷嚷起來，“各位，前方有危險的說！”別人都要求他，閉上你的嘴！可是他還是聽到Clack，繼續說個不停，大家又讓他收聲。如是者三，終於有人說，太煩了，要不把火車停下，讓他看看諸事平安好了。火車停了，鐵軌果然出了問題。我想這個故事說的是關於危險的警告有多麼重要，而傾聽一個人微言輕的聲音又是多麼難。
我不能誇張地說這個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對我的新聞記者生涯有益。我只是發現，90%的新聞都是這個故事的變種。不同的是，那些新聞裡的“火車”都翻了。我看到蟻力神、沙蘭鎮水災是這樣，膠濟鐵路事件更是翻版。這些新聞的核心事實是什麼呢？真的是火車傾覆死傷枕藉嗎？當然不是，它是這個：曾有一個Clack男孩，但他沒有機會讓人聽到他的危言。
如今我不再是一個記者了。某種程度上說，我已厭倦於那些大同小異的故事。當我看到“躲貓貓”，我可不覺得幽默，我能想像到我去採訪的話，人們會告訴我“這是一個體制問題”。我能想到我會煩得要死。
生活就是一個體制，你走在路上會遇到不許闖紅燈的體制，睡覺時會遇到不能跟別人的女朋友一起睡的體制。我傾向於認為體製本身就是糟糕的，但它是一種必要的糟糕。真正的問題其實在於我們有一些不必要的糟糕，卻被認為是必要的。問題也在於，這種執念是如此令人嫌惡，以至於Clack男孩們發現自己的警告行動就像西緒弗斯推石頭上山一樣無意義，於是嘟噥了一句“去你大爺的”便絕塵而去。
我經常看到一些BBS，它們很不出色，它們存在的意義就是讓我產生“懶得跟你們說話”的念頭。在那裡，聰明人都不愛說話，蠢貨們卻滔滔不絕，我們就會說，啊，這BBS有一個體制問題。倘若它還有能力讓聰明人學壞，讓笨蛋們失去希望，那麼它就是一個嚴重的體制問題。如果這個體制登峰造極，就會讓聰明人得到邪惡的快樂，卻總是憂心忡忡，寢食難安。這種事可不僅發生在BBS上，當年隋煬帝就總是擔心被人奪了性命，時常撫頭自問，“好頭顱，誰當斫之？”這顆頭後來就果然被斫了去，這就是一個社會不能集納智慧，只好集納暴力。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分辨堂而皇之的話中哪些是違心之論，哪些是欺世之談。
因此我得重新界定採訪時聽到的那句“這是一個體制問題”。如果是受欺凌者哭哭啼啼，“體制啊，沒辦法！”那麼他是一個犬儒主義者。可是如果被採訪者是個地方上的小頭頭，貌似達觀地也同樣表態，那麼我就只好認定他是個推脫責任的壞蛋。食君之祿，忠君之事。老百姓有句話說得好：在這個狗食盆子裡吃食的沒你嗎？狗糧有限你覥著臉淨挑貴的吃，夫復何言呢？
如今我們都生活在一個可以眺望遠方的世界裡，終於知道了人的機會和權利均等是好體制的基石。這個時代的困難也不再是晚清式的了，那時人們彷彿是在黑屋子裡射箭，永遠沒有中靶的可能。現在我們看見靶就在那裡，要是戴副眼鏡，我們還能看見紅心，它的名字就叫現代文明。如今的全部問題只是知易行難。何為行呢？何以行呢？其實沒多麼複雜，我看首先是當你感到有什麼不妥之時就管他娘的，嚷嚷那麼一句先。我們需要那些Clack男孩。
可是饒是時代進步了，我們這裡仍然甚少這類孩子，多的是滿懷感慨的傢伙。何謂“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呢？我看就是人們度過了挫敗的一生，發現平生所見皆是虛誕—在典型的中國式心靈中，我們會把衰老與智慧、消極與優美、愛好秩序與因循麻木混為一談。當年宋人打不過金人就自嘲“金人有狼牙棒，我有天靈蓋！”如今我們積極多了，凡事跟別人比著來。迪拜有高樓，上海也有；新加坡有大機場，北京也有；華盛頓有白宮，安徽也有。可是人家有保護社會的報警者，有修正案，我們還只有白髮漁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