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
讀你的信，感覺挺複雜。想起跟你父親在美國初識的時候，聽他談自己的旅行。 18歲的他，也是和一兩個留著長發、穿著破牛仔褲的朋友，從德國一路hitchhike橫過整個歐洲，到土耳其和希臘。那是歐洲的1968年，學生運動興起、嬉皮文化煥發的時代。
他提到在語言不通的國度裡，發生車禍後的一團混亂；提到在西班牙設法勾引天主教堂裡做彌撒的女孩；提到在一毛錢都沒有的狀況下，如何到希臘的農家裡騙到一頓飯；提到在稻草堆裡睡覺，看捷克的夜空裡滿天沉沉的星斗。
那時我3歲，剛從台灣到美國，很震驚為什麼歐洲的青年人和我們的“玩”，就是一圈人圍起來，唱歌、跳舞，玩大風吹或者躲濛濛，一起拍手或一起跺腳，做整齊劃一的動作。幼兒園的孩子們做的遊戲，大學生一樣起勁地做。 “群育”的概念藏在我們的“玩”後頭，教我們從集體行動中尋找安全和快樂。
所以主要還不是物質匱乏的問題；一個歐洲青年和一個台灣青年，當時最主要的差別在於前者的個人思維和後者的集體思維。脫離集體是一件可怕的、令人不安的事情。更何況，我們被教導，讀書求學固然是為了國家的強盛，“玩”，也同樣是在達成一個集體的意志。
然而你爸爸那一代青年，是天生的自由自在嗎？他們的父母，你的祖父母那一代人，不就在德國法西斯的集體意識裡過日子的嗎？也就是說，你爸爸和我所源出的背景其實是相像的。
我記得一個西柏林來的青年說，“一九六八年的一代”很多人會有意識地拒絕在陽台上種植父母那一代人喜歡的玫瑰、牡丹、大朵杜鵑等等，反而比較願意
去種植中國的竹子，而非歐洲本土的竹子，就隱隱象徵了對玫瑰花的反叛。 “性、藥、搖滾樂”是在那樣一個背景下喊出來的渴望。
“一九六八年的一代”，做了父母，做了教師，仍然是反權威的父母和主張鬆散、反對努力奮發的教師，我的安德烈就是在這樣的教育氣氛中長大。你的“懶散”，你的“拒絕追求第一名”哲學、你的自由宣言和對於“凡俗的快樂”的肯定，是其來有自的。如果說你父親那一代的“玩”還是一種小心翼翼的嘗試，你們的“玩”就已經是一種自然生態了。
我反對嗎？我這“複雜深沉、假裡假氣”從來沒學會“玩”的知識分子要對你道德勸說，教訓你說蟋蟀和工蟻的故事嗎？做母親的我要不要告訴你，在全球化的競爭中，兒子，你一定要追求“第一名”，否則無法立足？
我不想這麼說，安德烈。
譬如你說你特別看重你和朋友同儕相廝守相消磨的時光。我不反對。人生，其實像一條從寬闊的平原走進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結夥而行，歡樂地前推後擠、相濡以沫；一旦進入森林，草叢和荊棘擋路，各人專心走各人的路，尋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擠擠的群體情感，那無憂無慮無猜忌的同儕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離開這段純潔而明亮的階段，路其實可能愈走愈孤獨。你將被家庭羈絆，被責任捆綁，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複雜和矛盾壓抑，你往叢林深處走去，愈走愈深，不復再有陽光似的伙伴。到了熟透的年齡，即使在群眾的懷抱中，你都可能覺得寂寞無比。
“少年輕狂”，安德烈，是可以的。至於“玩”，你知道嗎，我覺得不懂得“玩”，是一種蠻嚴重的缺點。怎麼說呢？席慕蓉阿姨“記得嗎？那個又寫詩又畫畫的蒙古公主”曾經說，如果一個孩子在他的生活裡沒接觸過大自然，譬如摸過樹的皮、
踩過乾脆的落葉，她就沒辦法教他美術。因為，他沒第一手接觸過美。
中國有一個我非常欣賞的作者，叫沈從文，他的文學魅力，我覺得，來自他小時逃學，到街上看殺豬屠狗、打鐵磨刀的小販，看革命軍殺人、農民頭顱滾地的人生百態。在街上撒野給予他的成熟和智能，可能遠超過課堂裡的背誦。
你小的時候，我常帶你去劇場看戲，去公園裡餵鴨子，在廚房裡揉麵團，到野地裡玩泥巴、採野花、抓蚱蜢、放風箏，在花園裡養薄荷、種黃瓜，去萊茵河騎單車遠行。現在你大了，自己去走巴塞羅納，看建築，看雕塑。安德烈，我和席慕蓉的看法是一致的：上一百堂美學的課，不如讓孩子自己在大自然裡行走一天；教一百個鐘點的建築設計，不如讓學生去觸摸幾個古老的城市；講一百次文學寫作的技巧，不如讓寫作者在市場裡頭弄髒自己的褲腳。玩，可以說是天地之間學問的根本。
那麼，我是否一點兒也不擔心我的兒子將來變成冬天的蟋蟀，一事無成？騙鬼啊？我當然擔心。但我擔心的不是你職業的貴賤、金錢的多寡、地位的高低，而是，你的工作能給你多少自由？ “性、藥、搖滾樂”是少年清狂時的自由概念，一種反叛的手勢；走進人生的叢林之後，自由卻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時間在閃避道路上的荊棘。
可是你18歲了，那麼自己為自己負責吧。忘了說，MM18歲的時候常常逃課，每天在談戀愛，沒讀什麼書呢。而且，她以為全世界的國家都是四面環海，走不出去的。
MM
2004年11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