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離開歐洲的時候，安德烈十四歲。當我結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時間過日子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一百八十四公分高，有了駕照，可以進出酒吧，是高校學生了。臉上早沒有了可愛的“嬰兒肥”，線條棱角分明，眼神寧靜深沉，透著一種獨立的距離，手裡拿著紅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點“冷”地看著你。 我極不適應──我可愛的安安，哪裡去了？那個讓我擁抱、讓我親吻、讓我牽手、讓我牽腸掛肚、頭髮有點汗味的小男孩，哪裡去了？ 我走近他，他退後；我要跟他談天，他說，談什麼？我企求地追問，他說，我不是你可愛的安安了，我是我。 我想和他說話，但是一開口，發現，即使他願意，我也不知說什麼好，因為，十八歲的兒子，已經是一個我不認識的人。他在想什麼？他怎麼看事情？他在乎什麼，不在乎什麼？他喜歡什麼討厭什麼，他為什麼這樣做那樣做，什麼使他尷尬什麼使他狂熱，我的價值觀和他的價值觀距離有多遠……我一無所知。

他在德國，我在香港。電話上的對話，只能這樣： 你好嗎？ 好啊。 學校如何？ 沒問題。 …… 假期中會面時，他願意將所有的時間給他的朋友，和我對坐於晚餐桌時，卻默默無語，眼睛，盯著手機，手指，忙著傳訊。 我知道他愛我，但是，愛，不等於喜歡，愛，不等於認識。愛，其實是很多不喜歡、不認識、不溝通的藉口。因為有愛，所以正常的溝通彷彿可以不必了。 不，我不要掉進這個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沒有關係，但是我可以認識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認識這個人。 我要認識這個十八歲的人。 於是我問他，願不願意和我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寫一個專欄。條件是，一旦答應，就絕不能半途而廢。 他答應了。我還不敢相信，多次追問，真的嗎？你知道不是鬧著玩的，截稿期到了，天打雷劈都得寫的。

我沒想到出書，也沒想到有沒有讀者，我只有一個念頭：透過這個方式，我或許可以進入一個十八歲的人的世界。 因此，當讀者的信從世界各地湧入的時候，我確實嚇了一跳。有一天，在台北一家書店排隊付賬的時候，一個中年男人走過來跟我握手，用低沉的聲音說，“如果不是你的文章，我和我兒子會形同陌路，因為我們不知道怎麼和對方說話。”他的神情嚴肅，眼中有忍住的淚光。 很多父母和他一樣，把文章影印給兒女讀，然後在晚餐桌上一家人打開話題。美國和加拿大的父母們來信，希望取得我們通信的英文版，以便他們在英語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們能與他們分享。那做兒女的，往往自己已是三四十歲的人了，跟父母無法溝通；雖然心中有愛，但是愛，凍結在經年累月的沉默里，好像藏著一個疼痛的傷口，沒有紗布可綁。

這麼多的信件，來自不同的年齡層，我才知道，多少父母和兒女同處一室卻無話可談，他們深愛彼此卻互不相識，他們嚮往接觸卻找不到橋樑，渴望表達 卻沒有語言。我們的通信，彷彿黑夜海上的旗語，被其他漂流不安、尋找港灣的船看見了。 寫作的過程，非常辛苦。安德烈和我說漢語，但是他不識中文。所以我們每一篇文章都要經過這幾道程序： 一、安德烈以英文寫信給我。他最好的文字是德文，我最好的文字是中文，於是我們往前各跨一步，半途相會──用英文。 二、我將之譯成中文。在翻譯的過程中，必須和他透過越洋電話討論：這個詞是什麼意思？為何用這個詞而不用那個詞？這個詞的德文是哪個？如果第二段放在最後，是不是主題更清楚？我有沒有誤會你的意思？中文的讀者可能無法理解你這一個論點，可否更細地解釋？

三、我用英文寫回信，傳給安德烈看，以便他作答。 四、我將我的英文信重新用中文寫一遍──只能重寫，不能翻譯，翻譯便壞。 四道程序裡，我們有很多的討論和辯論。我常批評他文風草率，“不夠具體”，他常不耐我吹毛求疵，太重細節。在寫作的過程裡，我們人生哲學的差異被凸顯了：他把寫作當“玩”，我把寫作當“事”。我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態度，也出現對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認真；我有八分的認真，二分的知性懷疑。他對我嘲笑有加，我對他認真研究。 認識一個十八歲的人，你得從頭學起。你得放空自己。 專欄寫了足足三年，中間有多次的拖稿，但總算堅持到有始有終。寫信給他的年輕讀者有時會問他：“你怎麼可能跟自己的母親這樣溝通？怎麼可能？”安德烈就四兩撥千金地回信，“老兄，因為要賺稿費。”

我至今不知他當初為何會答應，心中也著實覺得不可思議他竟然真的寫了 三年。我們是兩代人，中間隔個三十年。我們也是兩國人，中間隔個東西文化。我們原來也可能在他十八歲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樣各自蕩開，從此天涯淡泊，但是我們做了不同的嘗試──我努力了，他也回報以同等的努力。我認識了人生里第一個十八歲的人，他也第一次認識了自己的母親。 日後的人生旅程，當然還是要漂萍離散──人生哪有恆長的廝守？但是三年的海上旗語，如星辰凝望，如月色滿懷，我還奢求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