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到了，不忘國恥的朋友們，自然又會聚到媒體上念叨一番。我作為一個中國的東北人，自然每年也會感慨一番。然而年年念叨，年年感慨，日本卻依然富強，中國則過去是“貧強”，現在是“富弱”，離真正的富強總差著一個“三八大蓋”的射程。
中國很早就有了一種“富強”牌麵粉，我們過去叫“富強粉”，包餃子擀麵條，都很好吃的。然而為什麼“富”跟“強”，總不能統一呢？可能問題就出在“粉”字上。經過魯迅等幾代先覺者的奮鬥，中國人已經不是“一盤散沙”了，已經進步甚遠了。可仍然沒有達到毛澤東所號召的“團結起來”的程度，只是由一盤散沙，進化成了“一袋麵粉”。麵粉雖比沙子要和氣善良些，但自己仍是不樂意團結的，必須經過一番暴力整頓，拿、捏、揉、揣、摔、打、按、壓，這才乖乖地聯爲一體，變得堅韌筋道，剛柔相濟。毛澤東時代據說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其實七八億人口的大多數還是很團結的，親友鄰里同事幹群之間都相當友善的。百十來萬受了委屈的“上等紳士”後來也基本都平了反，繼續騎在人民脖子上作威作福，而且天天大罵毛澤東，隨時準備向美國老爹獻圖獻城，個人生活的幸福前景一片光明。而當今的社會，大小富豪們號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則天天人鬥人，人罵人，人害人，甚至人吃人。富強粉早已絕跡了，我們吃上了朱自清寧肯餓死也拒絕吃的美國麵粉，而原來那些為富強粉種麥子的農民，都湧到礦井下鍛煉肺活量，或者是跑到高樓頂表演跳樓秀了。那撥無恥的歌星唱得多好哇：“咱老百姓，今兒啊今兒啊，真啊真高興！”
不過時代畢竟總還有進步之處。民工只要正常拿到了勞動報酬，也可以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美國麵粉也好日本汽車也罷，只要是平等的貿易往來，總有個“堤內損失堤外補”的時候。人鬥人雖然很兇猛，但一般不開批鬥會了，而是主要利用媒體來含沙射影或血口噴人，一般主要是精神傷害而寬恕肉體。如同魯迅的研究報告所說：最好是驚嚇憂愁死了，“他們沒有殺人的罪名，又償了心願，自然都歡天喜地的發出一種嗚嗚咽咽的笑聲。”因此，當今的媒體從業者很有必要自省：救世還是殺人，往往就在我們的一念之間。
古今的例子都舉不勝舉，就隨便揀一則跟“九一八”相關的吧。 1931年9月18日的晚上，日軍突襲瀋陽北大營，堵著東北軍的被窩槍射刀挑，哀嚎震天，慘不忍聞。偉大的自由民主領袖蔣介石先生密令不許抵抗，乖乖讓出了東三省。而全國人民不知內情，都把責任推到了東北軍統帥張學良的身上。媒體推波助瀾，馬上就有八卦記者繪聲繪色地報導曰，“九一八”那天晚上，張學良正抱著中國第一影后胡蝶小姐跳舞。這還了得！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抵抗將軍”的帽子從此張學良戴了幾乎一輩子，國人大有車裂張學良油炸胡蝶之憤慨。著名文人馬君武很快做詩二首，其一曰：“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塚，哪管東師入瀋陽。”連趙四小姐也罵在裡邊。其二曰：“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阿嬌舞幾回。”寫得彷彿親眼看見一般。客觀地說，詩是好詩——假若背景屬實的話。然而問題就在於，誰看見張少帥跟胡小姐在一起了？
實際上，張學良跟胡蝶，從來沒有見過。 “九一八”當晚，張學良在北平會見宋哲元等抗日將領，後到中和戲院看梅蘭芳的《宇宙鋒》，梅蘭芳後來特別證明說那天晚上“張學良在戲院裡看我演出。”而胡蝶那時還在天津，根本不在北平。有人勸胡蝶控告馬君武誣衊人格，但胡蝶以國家大局為重，不想製造更大的“刺激眼球”新聞，只冷冷說道：“蝶也國民之一份也，雖尚未能以頸血濺仇人，豈能於國難當前之時與守土之責者相與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國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人家也是個演藝界的“超女”，聽聽人家說的這話，某些無良記者和沒腦藝人豈不愧煞？
國家要真正富強，光有麵粉廠鋼鐵廠軍工廠是遠遠不夠的，比這些更重要的是應該擁有強大而充滿良知的媒體。媒體適當搞些風花雪月和丰乳肥臀，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絕不能以此為主流，更不可無中造謠輕易信謠漫天傳謠。麵粉腐敗了，吃壞的是肚子。鋼鐵腐敗了，砍斷的是刀子。而媒體腐敗了，瓦解的是民眾的意志和英雄的豪情，好不容易進化到一袋麵粉的人群，恐怕又要退回到一盤散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