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圖：1966年全家福
時代，跌跌撞撞進步了；人民，多多少少致富了；雞鴨魚肉，吃來吃去吃麻木了；九天長假，放得人心渙散百無聊賴一個個都沉醉不知歸路了。
國慶節放這麼長的假，是許多外國朋友都羨慕的。我想政府除了刺激消費的商業企圖之外，也是對人民群眾發一份善心，顯示一下大國氣度——俺們中國銀，9天不干活，照樣有吃有喝！別說9天了，想當年文革初期，全國大串連，不但不干活，而且白吃白喝白玩白住白坐車，成千上萬的少年青年壯年中年，愣是免費旅遊了90天還不止。你想想，那是天天吃不飽飯的國家能做到的嗎？
三年困難時期之後，經過“調鞏充提”，農業連續13年大豐收，工交商貿幾乎一年一個新台階。根據國家統計局現在公佈的經濟統計數字，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經濟領域尚未受到“文革”較大影響，故不計入），工農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7.1%，社會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6.8%，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4.9%。具體到各年，除了67年68年因為大面積停產不干活而有所下降外，其餘各年均為正增長。
關於階段發展指標，1976年與1966年相比，工農業總產值增長79%，社會總產值增長77.4%，國民收入總額（按當年價格計算）增長53%，關於生產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產品產量相比，鋼增長33.5%，原煤增長917%，原油增長499%，發電量增長146%，農用氮、磷、鉀化肥增長117.7%，塑料增長148.2%，棉布增長20.9%，糧食增長33.8%，油料增長61.6%……更不要說兩彈一星、八大油田、雜交水稻、成昆鐵路、長江大橋、長沙馬王堆一號、陝西兵馬俑、農村合作醫療網、還有幾十個世界級的冶金化肥紡織企業……這些，就是我們的父母一輩用激情和汗水給我們打下的賴以改革開放的雄厚基業和讓我們能夠吃喝玩樂的殷實家底。回首新中國艱苦奮鬥的創業史，在那條陽光和風雨交織的大路上，站滿了我們的恩人！
不管父母怎樣打罵過我，怎樣冤枉過我，他們都是我的恩人。我今天能夠成為一個讓好人喜歡、讓壞人和漢奸害怕嫉妒得日夜發抖的平民學者，除了要感謝北大、感謝老師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謝那些共和國的創業者，是他們給了我從肉體到精神最重要的營養。
翻拍了一張老照片，是1966年的國慶，我剛剛兩周歲時，父母帶我，在哈爾濱一家普通的照相館照的。姜昆有一個著名的相聲《如此照相》，說文革時去照相館都要喊毛主席語錄，誇張得未免太離譜了。那是文革中的某一段，少數時髦革命青年的時尚創舉，並非到處普及的“市民公約”。我兩三歲時據說已經“記憶力驚人”，毛主席語錄和“床前明月光”之類都過目不忘，我就只見過我們居民組的劉大娘和西大橋糧店的趙書記，還有和興路百貨大樓賣蛋糕的沈婷姐姐這幾個人，有那麼一陣子，見人就背毛主席語錄，大夥都認為他們“有病”。過了幾個月，他們也不背了。至於照相館，從本質上說，歷來都是隱隱代表著西方文明的“高雅文化場所”，安靜地進去，溫馨地出來，哪裡會有那麼多荒唐搞笑的黑色幽默呢？
小時候照相是稀罕事，我從出生到上大學，所有的照片加起來，可能也沒有我如今出門一次被偷拍的數量多。那時候雖然科學知識普及了，明白照相不會“傷了元氣”，更不會讓洋鬼子把魂兒攝走後晚上來吃小孩兒，但人們仍然是“無事不照相”，把照相一事看得很莊重。現在人們隨便照相、隨便“走光”、隨便上床，把很多有意思的事兒都給整得很沒意思啦。
那時候因為照相少，所以每一次都記憶猶新。那天是文革時期的第一個國慶，雖然不放九天假，但因為恰逢禮拜六，所以放兩天假還是讓人挺高興的。更巧的是，那天如果按照農曆算，八月十七，是我的兩歲大壽。因此母親提議去照相。父親因為對文革有意見，有點不樂意去。他參加的那個組織是保護老幹部的，立場比較保守，被紅衛兵批鬥了幾次，所以老罵紅衛兵是“小兔崽子”。他說不樂意去照相，其實是想去喝酒。父親曾經有一部照相機，在當時夠奢侈的。可是在我出生之前便換酒喝了，他對照相之類遠沒有對喝酒感興趣。但可能看見母親和我都情緒很高，他就靈機一動，跟母親要了兩塊錢，除了照相和加洗用去一塊二之外，他可以貪污八毛錢，足夠買四兩燒酒和一葷一素兩個菜了。
父親胳膊上的赤衛隊袖標和胸前的毛主席像章，都是為了照相戴上的“道具”，他平時是不戴的。但那支鋼筆，真的是他天天別著的。父母寫字都比我漂亮，喜歡記點筆記、抄點資料什麼的。父親廠裡的木匠，寫字都比我現在還要好。我給讀者簽名時，心裡經常說：這臭字真拿不出手啊，對不起啦朋友！
父母照片上的衣服，就是平時的衣服。母親的小花翻領，大概是那年的時髦打扮吧。哈爾濱人很講究穿戴，我的父母算是很不講究的普通工人，但他們從來沒有穿過邋邋遢遢的破衣爛衫，他們60年代就比80年代的北大教授穿得挺括整齊。而我，上了北大，還有幾件衣服是帶補丁的。我一度不大理解我的父母，抗議說全家只有我一個人活在舊社會！父親卻罵道：“你一個熊孩子，講什麼吃穿？老子南征北戰那時候，鞋都沒得穿，我今天享受享受是應該的，你他媽的能跟我比嗎？”就衝父親這種居功自傲的思想，我就覺得紅衛兵批鬥批鬥他是應該的。對事物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要全盤否定或者全盤肯定的習慣，我從很小就養成了。
父母的頭髮是不是當天新理的，我想不起來了。他們都很講個人衛生，特別是父親，在部隊醫院里工作過一段，簡直是個衛生專家。他把理髮當成享受，經常埋怨理髮師給他服務的時間太短了。他最看不慣長頭髮——大姑娘的長辮子除外。我大學時，受資產階級虛無主義思潮影響，留了很長的頭髮。假期回家，父親就罵：“大學生，跟流氓一樣，跟長毛韃子一樣！文化大革命，教育出你們這些不忠不孝的兔崽子！”我又氣又樂，這跟文化大革命有什麼關係呀？父親捱過幾次批鬥，就把一切對人生的不滿，都發洩到文革身上。我由此理解了很多文革中受過委屈的人，為什麼一提文革，就火冒三丈地失去理性了。
至於我手中的花皮球，是母親給我買了不久的玩具。我小時候的玩具，連買的帶自己製造的，那是相當地多啊。要不是後來聽說文革中很多高干高知受了迫害，我和我的小伙伴們，真覺得我們的童年是生活在天堂裡。可惜天堂裡也不太平，我的那些玩具，大多都被劉二他們給偷去了，最心疼的是一把彩色手槍，一摟扳機就嗒嗒嗒噴火，是那時最能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玩具了。
看看這張41年前的國慶照，自然樸素，又端莊大方。有對國家的感情，也有家庭內部的溫馨。構圖的每一個因素，都在訴說著那個時代普通市民的心聲。一個國家剛剛建立短短的17年，一個普通的工人之家，就有這樣的精神風貌。這是在舊中國的工農大眾那裡，所看不到的。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身上的錢和脂肪都越來越多了，我們的玩具和服裝賣到全球的每一個角落了。我們有了彩色照片，有了傻瓜相機，現在更有了想照多少就照多少的數碼相機，照相館大都改成婚紗攝影樓或者少女寫真樓了。但是，我們再也照不出那樣的國慶照了。正如熒屏上的很多八路軍一個個油頭粉面，熒屏上的紅衛兵一個個張牙舞爪，要想恢復歷史的真實，實在是太難了。
據記者從公安部身份證號碼查詢服務中心獲悉，全國有40萬人叫國慶，96萬人叫建國，其中1960年至1969年出生的人名叫建國的最多，超過了29萬。取名是一種自由自願的行為，可見60年代，是這個國家的人民以新中國自豪，自覺熱愛祖國程度最高的時代。另外全國姓國的人有17萬多，其中姓國名慶的有1894人。全國姓十的有1180人，其中9人姓十名一。這些都說明，儘管人民對這個國家有這樣那樣的意見，但從心理上是熱愛這個國家，願意把自己的命運跟國家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的。孔老師今年還招收了一名姓國的研究生——是碰巧，可不是故意炒作啊。
那麼，起碼這些朋友家裡都會保存著各種“國慶照”的。偶爾翻出來看兩眼，即使發黃了，破損了，也自有一股清新健康的英氣，可以滋養我們今天干澀枯萎的靈魂。因為那是父母一輩浩然的正氣，是我們這個國家巍然的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