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說話少折騰少生硬干涉才符合大道自然運行的規律，也才留下了大道自行運動的最好的空間。
風刮得太猛，往往不到一個早晨就停下來了。雨下得太大，也很難連下一個白天。誰把它們停下了呢？天與地。天與地都不能用力太過太久，何況咱們人類呢？
所以說，你如果力求按大道辦事，你也就要或一定會與大道相一致。你力求按大德辦事，你也就要或一定會與大德相一致。你行事失去了道與德，那麼錯失也就與你相一致。你與大道一致，大道也就樂於得其所哉——運轉於最佳狀態。你與大德相一致，大德也就樂於得其所哉——發揮於最佳狀態。你與錯失相一致，錯失也就樂於得其所哉——懲罰你於應有應得的狀態。
他們（那些與錯失一致而背離了大道大德的人，尤其是統治者）缺乏公信力，老百姓信不過他們。
從這一章可以看出中國式的毋為己甚、適可而止、留有餘地直至中庸之道的內容。不要用力過猛，不要用力殆盡，不要人為地鬧哄咋呼，不要動輒暴風驟雨，要悠著勁來，要有長勁，這是老子的忠告。
中國古代少有權力製衡、社會制衡的傳統與觀念，但是中國人特別體會得到在時間的縱軸上的平衡：叫做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叫做物極必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叫做否極泰來，時來運轉；叫做陰陽協調，一陰一陽謂之道；叫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所以我們較早發生了中庸思想，不走極端，免得若干年後再往另一面偏。同時中國人也較早就主張和諧與平衡，陰陽協調，各得其所。老子以狂風暴雨為例說明天地做事也不是一味走極端走單一方向，人類行事更要考慮到諸多方面，不可強行推動，不可一意孤行，不可逆天逆民而動，不可趕盡殺絕，不可將事做絕。
中國的古代，儒家提倡的是通過道德、禮法來製衡權力地位，失去了道德禮法也就失去了權力的合法性，不按理法辦事也就失去了管理的合法與有效性。
老子則是企圖通過哲學，通過大道的宣示與理解來克服苛刻煩瑣勉強主觀失度的苛政與蠢行。可惜的是，老子講的這些仍然是偏於理想化的。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這也是中國人的尚同思維方式之一例。你靠攏認同A，A就喜歡你；你喜歡B，B就認同你靠攏你。既然A→A"，那麼A"就一定→A。其實這樣的逆定理未必成立。你自以為是靠攏道與德，但事實證明道與德並未與你親近合一，你追求道與德，偏偏有人認為你無道缺德，這樣的事也是可能發生的。
老子式的道德治天下的範例太少了。春秋戰國也好，其後的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民國也好，至今並沒有哪個政權哪個個人是僅僅靠虛靜無為柔弱退讓取得了成功的。知識分子的求道學道的成效更不明顯。你自以為愛道求道，但是道未必向你現出笑臉，而是嘲笑並懲罰你的書呆子氣，這樣的例子比同於道而道亦樂得之的例子更多，比如魏晉名士們的悲劇命運，比如近現代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的命運。
當然，同樣也沒有哪個政權哪個個人是僅僅靠生拉硬拽、強迫命令、狂風暴雨就能做到國泰民安事業有成的。革命高潮奪取政權時期，大講反對中庸，反對費厄潑賴，提倡完全徹底乾淨地消滅敵人，號召“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高爾基），是有它的歷史特色與時代
背景的，是有它的規律性的。革命勝利了革命的人民取得了政權了，必然會有新的考慮。
這裡還有一個幫助與啟發。從飄風驟雨的例子中，我們可以討論一個社會生活或我們的事業的高潮化與正常化的命題。奪取政權的革命，是有高潮的，是在高潮中取勝的。對於這種高潮的自豪的記憶，這種高潮化的歷史慣性，會鼓勵我們總是想在不斷湧現的高潮中跨步躍進。但是建設新社會，尤其是經濟建設，不可能總是人為地採取掀起高潮、延續高潮的辦法。改革開放前，經濟與社會政治生活中我們數度呼風喚雨，掀起高潮，付出了太多的代價。比如名著《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比如反右完了就唱上了“掀起了社會主義建設高潮”，比如“大躍進”，比如“文革”。而我們現在很少講什麼掀起高潮，而是講可持續發展了。
偏偏現在有些迷戀於老經驗的人認為是進入了“革命的低潮”。他們如果能夠多少聽取一下老子的見解，不是沒有幫助的。
更正確的選擇是做到有為與無為、道德與實力、雄辯與慎言、虛靜與強健、妥協與堅持、委曲求全與直道無畏、適可而止與鍥而不捨的互濟互補互通互動。老子的片面的深刻性，仍然是極有意義的精神資源之一種。
相對地說，老子反復強調身全、無尤、身先、無死地（見後），給人以過分重視自我保護而缺少獻身捨身的精神了。這就看你怎樣去理解怎樣去汲取了。不要忘了老子也有另外一方面的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些都是後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