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的時候，偶然讀到羅馬人西塞羅，他講了一句話，讓我大吃一驚。他說，世界上沒有什麼會像人那樣，彼此之間如此相像。他認為，究根究底的話，人與人之間，就跟一個人自己和自己那麼相似。我本能的反應就是：這怎麼可能，人和人之間差別太大了。 後來發現，西塞羅是在試著探討人的“自然本原”的狀態。也就是說，他要削去人在社會中長出來的枝枝椏椏，追踪到亞當夏娃純樸地站在伊甸園裡，還沒有墮落之前的狀態。可是，這種對人本性的追根溯源，又有什麼意義呢？原來，這位兩千年前的羅馬律師和政治家，是在試圖從人的自然狀態，找出人類社會的自然法觀。 我們現在離開伊甸園已經很久很久了。經歷過無法無天的社會，建立“法治社會”就是一個無限美好的嚮往。可是，什麼是“法治”？ “法”裡面，有沒有陷阱？我們開始崇拜法律，法律就變成戴著桂冠的文字。一個條律出來，不管有沒有道理，只要說是“法律”，大家肅然起敬，或者戰戰兢兢。好像一段文字只要頂上“法律”這兩個字，沒理也有理了，不從也得從。

這好像有點問題。這個問題，兩千年前的西塞羅就在考慮了。那個時候，羅馬人已經有了人類的初始民主，民主決定的法律，總不錯了吧？西塞羅想想覺得還是不對。他說，君王、法官一個人說了算的法律，當然可能是錯的，那麼，假如“人民的命令”就是“設定公正”的話，那麼，假如大眾投票通過一項法律說，現在可以搶劫了，難道就真的能出去搶東西了嗎，搶了就是符合正義了嗎？西塞羅琢磨著，人應該有一種“本性”的東西，它不會“屈從愚氓者的意見和命令”。那麼什麼是“本性”呢？結果，這老頭兒就找到如伊甸園裡那種人的最初狀態中去了。 一旦進了伊甸園，我發現西塞羅還是很有道理。仔細打量的話，人和人之間，真的就有非常近似的那一部分。只要這麼一想就明白了：所有的人，都有一些絕對不願意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比如說，只要是個正常人，就沒人願意自己被殺被搶的，沒人願意別人騎在自己頭上作威作福的，沒人願意無辜地就被關起來等等。這才是人“自然本原”的狀態。人要維護自己這樣的生存狀態，就是維護人的“自然權利”，這權利與生俱來。就剛才那簡單的幾個“不願意”，已經隱含了生命的權利、平等的權利、人身自由的權利等等。維護自然權利的法，就是自然法。

所以另一個比西塞羅還要早的羅馬老頭兒狄摩西尼說，“每一種法律都是一種發現”。法律不是胡編亂造、隨心所欲的，正義的法律是對自然法的發現。 所以西塞羅在兩千年前已經認定，法律不是什麼人隨便說了算的，就算憲法也不是什麼立法機構通過了就算數的。 它的後面，必須還要有“自然法”。鑑定是不是符合自然法，其實很簡單。這就回到了“人和人之間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這句話。所以，我們只要把立法的人放進去試試，就知道這“法”正義不正義了。比如說，你打算立法，規定說，某人沒犯罪，執法機構就能把他給抓起來。那麼，最簡單的測試辦法就是，對立法的那傢伙說，假如你沒犯罪，人家就能把你給抓起來，你覺得可以嗎？假如你覺得別人不可以這樣對待你，你的立法就肯定“不正義”。

自然法是一切法律的一桿秤。用它來衡量法律，就是現代人說的“司法複審”的依據。這樣，法律才不是隨心所欲的東西，才讓人口服心服。 我突然想，當人們發現，人與人之間是如此相似的時候，不僅是法律基礎，許多其他問題似乎也迎刃而解。比如說，本質如此相同的人類，說是沒有共同價值觀，反倒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每個民族的文化，固然有一些特別的東西，可是也終有一些核心部分，是人類共同的。我們哀嘆，我們的傳統文化曾被激進的“革命”文化打倒，現在，我們又面臨西方文化蜂擁而入，作為一個特定民族的子孫，我們道德的依據在哪裡？有人要重新開掘千年的中華古文化，有人要推崇外來的文化。我想，不論一種文化來自哪裡，假如能夠最後站住的那一個部分，一定是與人的“自然狀態”和諧的那一個部分。比如美國《公民讀本》中，教育孩子們養成民主性格的內容，就與中國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與人”相同。我們與其費心爭吵，把不同文化對立起來，還不如回到伊甸園、回到人類的原初狀態，看看我們作為“人”，有些什麼共同之處。然後在不同的文化中，先找到我們共同的基本理想，比如說，公平、平等、自由；在不同的文化中，堅持我們共同的起碼品質，比如說，誠實、誠懇、寬容和愛。

我們不要忘記西塞羅老頭兒的看法，在像伊甸園這樣的地方，我們都是同樣的亞當和夏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