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各有一番風景

我沒有做過考證，不知道當年第一個把英國的“輝格黨”、“托利黨”，美國的“共和黨”、“民主黨”翻譯成中文的是誰，不過我可以猜想，這一個“黨”字，一定費了一番斟酌。因為在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過洋人的這種“政黨”。用這個“黨”字，可能是無更合適的詞可以套用而採用音譯的方式，也可能多數不通洋文的國人更不知其為何物。一個“黨”字勉為其用，從此種下百年中國政治家誤解西洋政治的根子。 中國人從來就有“黨”——“鄉黨”、“朋黨”、“會黨”。一群人聚在一起，或聲氣相投，或利害相顧，民眾之結黨，相當於劉關張桃園結義，喝雞血酒，拜把子結兄弟。 有這樣的“黨”，反映了個人在社會上的不安全、沒著落，結成一夥才好做事情。這樣的“黨”必定是內斂的，進則有門檻，須得經過考驗，過火，插過刀，一旦進來就是自家兄弟，有難同當，有福同享，所以也就有了“結黨營私”的說法。

社會都是這樣走過來的。東西文化也曾有它的相似性。 在社會演進的進程中，個人都遭遇過殘酷的競爭。為了更容易地生存，歐洲也有類似的“拉幫結派”記錄，從行業的幫會到黑社會組織，幾乎遍布世界的共濟會就是其中之一。共濟會也傳到美國，在美國一度實力雄厚。不僅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是共濟會成員，美國獨立戰爭還曾得到共濟會的有力支持。 正由於看到過幫派，也看到幫派可能產生的危險性，美國的立國先賢們在政黨問題上特別警惕。認為拉幫結派之風氣一開，禍害難以估量。因此，美國立國之初，是沒有政黨的。托馬斯·杰弗遜當時說，如果必須和一個黨一起才能進天堂，我寧可永遠不進去。喬治·華盛頓將軍在獨立戰爭一結束，就解散了軍隊。退伍軍官們組成個辛辛那提俱樂部，公推華盛頓為名譽主席。

1787年5月華盛頓動身去費城開制憲會議，特地託病避開俱樂部活動，將軍不想讓人們看到他身邊有個親近的小圈子。 美國憲法之父詹姆斯·麥迪遜認為，政治之所以經常敗壞人性，和人們在政治中拉幫結派有關。他認為，單獨的個人都有一定的道德要求。獨立的個人，須對自己的行為主張負責，更容易有道德心。但是，當一些人結成宗派，就會人為製造虛幻正義，把個人的自私，在虛幻正義下掩蓋起來，互相提供行為正當性的保證。所以，小宗派的道德水準，通常低於個人道德。單個好人，會在拉幫結派中放任自己的私心，甚至做出壞事來。 費城制憲會議，開創了在一個幅員遼闊而分散的大國，建立聯邦制共和國的先例。互相衝突的利益得以調和，針鋒相對的觀點得以妥協，為此後的美國放下了第一塊制度基石，被後世稱為“上帝親自乾預的會議”。究其成功之原因，其中必有一條：到會代表不拉幫結派，而是一些有獨立意志和思想的政治家個人在參與製度的設計。費城制憲會議是一次秘密會議，為的是不讓外界了解會議分歧，不讓各地勢力影響操控代表。會議規定代表們個人投票不做記錄，以便使他們可以無顧慮地改變觀點，不受自己先前觀點的約束。在費城制憲會議上，大州與小州有矛盾，南方與北方有矛盾，港口與內陸有矛盾，但是這些代表卻沒有以一己之觀點結成派別死黨。觀點變來變去，矛盾分化瓦解，才達到最終的妥協。然而，當幾年後的聯邦政府競選正式開場後，現實證明了完全以個人身份參與民主政治活動是不可能的，尤其對於少數，你必須集合起來，才能爭得表達機會。於是美國的政黨開始形成。

正因為對幫派思路有過排斥和反思，故而在二百多年前美國出現政黨的時候，已經遵循的是現代政黨的概念了。那是什麼樣的概念呢？美國政治理論上是多黨制，可實際上能上台的只有兩大黨。照美國人的說法，凡是投共和黨的票，你就是共和黨人，打算投民主黨票的，你就是民主黨人。也就是說，大部分的人，你只要去投票，那麼你不是民主黨人就是共和黨人，或者是某小黨的“黨人”。那麼，這樣的“黨人”是不是該黨“黨員”呢？ 我曾向美國朋友問過這個“中國問題”，得到的是一張困惑的臉——沒聽懂是什麼意思。他們沒有東方意義的“組織”觀念。民主黨、共和黨之間沒有門檻圍牆，是否為“該黨成員”的問題就沒有意義。在大選中，你同意它的訴求，贊成它的治國方策，投該黨一票，你就是它的“黨人”，無需申請批准。明天你若改變觀點，不投此黨一票了，你就不再是它的“黨人”。改變主意和進進出出都是當然權利。

美國政黨是議會的產物，是憲政的產物。這種政治體制下的政黨，就是相同政治觀點的人，集合在一起，以便更有力地表達自己的觀點，爭取自己的觀點能夠取得大多數人的認同，從而通過選舉得以實踐。在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上，提出重要妥協方案的羅傑·謝爾曼說，“如果你是少數，爭取多多發言；如果你是多數，專心一意投票”。原來並無奧妙，如此而已。 但即便如此，在競爭競選的刺激下，人在扎堆之後的弊病還是會自然流露。政治黨派中的私心膨脹，在競選中將正面闡述觀點的“多多發言”，變成對競選對手的負面攻擊，這些都在美國政黨活動的一開始就出現了。兩百年前，以托馬斯·杰弗遜為首的共和黨人，和以約翰·亞當斯為首的聯邦黨人，不僅分歧浮出水面，而且爭鬥激烈。在理論上依然厭惡政黨爭鬥的托馬斯·杰弗遜，不僅集合共和黨人，登上政治舞台，而且不乏私下的小動作。他在1800年大選中擊敗聯邦黨人的亞當斯，當選為總統。在就職演說中，杰弗遜發出呼籲：“我們都是共和黨人，我們也都是聯邦黨人。”可是仍然無法改變這樣的歷史事實：那年的總統大選演變成個人惡意中傷，成為美國歷屆大選中最負面的一個例子。立國先賢尚不能免俗，州一級的競選則更甚，以致有了我們都熟悉的馬克·吐溫的諷刺名篇。

雖然我們看到，理論和反省並不能就堅實地阻擋實踐中的踩線越界。可是，不同的理論出發點和有沒有反省意識，得出的結果卻是不同的。若認定“黨”即為“幫派”的擴大翻版，那麼，對內爭鬥除奸、以求一致，對外老謀深算以及虛虛實實、兵法三十六計就可視作正常。而在現代政黨政治體制下，循著憲法規定的分權制衡體制，有政治道德的定位，有追求個人自由意志的價值觀，有歷史記錄為公眾提供的反省資料，民眾有將政治討論公開深入的習慣，如此等等，一個國家就有能力逐步克服自身在政黨政治中表現的人性惡習。 美國的政黨產生於議會制度建立起來之後，而不是之前，從一開始就是議會黨，而不是暴力鬥爭的黨。兩百年過去了。美國搞了五十幾次大選，五十幾次中期選舉，無數次的地方投票和公決，不管是否能真正做到，但他們推崇的是開放的政黨政治，對拉幫結派保持高度警惕，以負面競選為恥辱，以兵不厭詐的用計用謀為恥辱。這是美國的民主制度能夠正常運作的重要條件。

美國人在2004年正值大選之際，“民主黨”、“共和黨”的競選戰備，成了每天報紙上的重頭新聞。布什總統的局面，很像八年前的克林頓總統，雖然有明顯的種種麻煩，卻在本黨內是無爭議的候選人。而民主黨在戈爾宣布不參與競選之後，就呈現群龍無首的局面。一開始美國人甚至在流傳這樣的笑話：“一半的民主黨人都是候選人，可是沒人能記住其中的任何一個名字。”也就是說，沒有一個重量級的候選人。所以，在克拉克將軍突然宣布參選的時候，以其在軍方亮麗的履歷，曾讓民主黨人精神一振。 可是，相比其他候選人，克拉克將軍還有一個很特殊的情況，他的黨派立場似乎數度改變。在美國，個人的投票傾向是隱私，自己不宣布，根本無從查起。可是克拉克自己承認，他曾至少投票選過兩個共和黨的總統：尼克松和里根。

有人還說他選過小布什總統的父親、也是共和黨的老布什總統，克拉克對此也沒有否認。他雖然宣稱，後來他投了民主黨的克林頓和戈爾的票。但是在此之後，他又有過贊同某些布什總統政策的講話。此時，他堂而皇之地出來宣布要競選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正表現了這種政治輕鬆的一面。沒有聽到一個共和黨人出來罵他是“叛徒”。因為民眾認為，假如共和黨有人出來開罵的話，失分的將不是克拉克，而是共和黨——大家已經習慣：改變政治觀點，不僅是人的基本權利，還是美國的尋常風景。 倒是有民主黨人出來提出疑問的，質疑的並不是他能不能改變黨派立場，而是他是不是真的改變。也就是懷疑克拉克是看到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位置已被布什穩佔，因而謊稱觀點改變，以投機手段，試圖在大局未定的民主黨獲取競爭總統的機會。也就是說，假如他是真心“棄此黨而投彼黨”

的話，民主、共和兩黨，美國上上下下，都認定這是天經地義、不足為奇的事情。 經過一番競選，民主黨候選人方定下大局。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到，民主黨候選人之間，除了陳述政見的“正面競選”，也有不少被稱為“負面競選”的“廝殺”部分，那就是相互檢查和提出對方在過去的問題。但是，這必須講究分寸，警惕私人攻擊，不搞人身攻擊。一方提出問題，另一方公佈材料，頗有章法。這也是因為在美國政治文化中，惡性攻擊的負面競選已經被民眾所不齒。因此，在涉及“負面競選”範疇的時候，各方反而非常謹慎。以免“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這在兩黨競選中也是同樣。例如民主黨發現，布什年輕時，在加入得州航空國民兵期間，有一段缺席記錄，因而指責他曾經開小差。布什總統立即下令，公開自己的全部軍中記錄，聲明那段時間裡，自己是被暫時調往阿拉巴馬服役。在這樣的過程中，首先要排除的是爭吵開罵；民眾也很平靜，他們已經習慣於靜待事實出來說話。

兩百年來，美國政壇之所以沒有成為政客的天下，美國民眾對拉幫結派保持警惕，是一個重要原因。在這樣的政治結構以及經歷長期演進的有序競選中，民眾的情緒也相當平穩。共和黨、民主黨，對一個普通老百姓來說，都不過是一套觀點，就像飯店裡的套餐一樣，從伊拉克戰爭、國際政治，到稅收政策、經濟方針；從醫療改革、社會福利，到槍支管制、禁絕毒品，以至同性戀婚姻、合法墮胎等等。每個人有自己最關注的價值觀，每個人有涉及自己利益最深的關切點。有些人最關心戰爭和國際政治，另一些人最關心宗教道德、社會風氣。美國的家庭、朋友之間的政治觀點不同十分常見。可是，幾乎沒有什麼情緒過度亢奮、泛政治化的現象。因為政治競選雖然重要，對美國人來說，仍然只是生活改變的一個分量有限的籌碼。大家知道，在大局不變的情況下，選舉之餘，人人還有自己需要承擔的一份社會職責。這份職責的分量，並不更輕。

不難看到，以選舉為核心的民主政治相當脆弱，風險極大。民主選舉承認私利，承認表達和爭取私利是正當的。而政黨的上台下台，取決於選票。選票不承認質量高下，只承認數量多寡。道德被潛隱於後，不管什麼人，都變成了“一”—— 一張選票。如此一來，選舉制度本身，必是對機會主義政客的極大誘惑，因為這也是政客露頭的舞台、滋生政客的溫床。在選舉制度下，任何政治家都不能迴避的問題是：什麼是必須堅持的原則？什麼是可以放棄的枝節？什麼是自己從政的理念？什麼是臨時策略性的權宜之計，退一步放棄一點只不過是為了實現長遠的理想。 凡以一次選舉結果為惟一目標的政客，必定拉幫結派、事分內外，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統一行動。行動統一了，才有戰鬥力，才便於操縱輿論，誘騙民意。政客和政治家不同的是，政客是以成敗為導向的，而不是以大眾利益、大眾意願、國家之長治久安為理念。政客競選，不論過程的善惡，只講手段之結果。 這樣看下來，我們中國傳統的民間“黨”和“黨人”與英國的“輝格”、“托利”，美國的“民主黨”、“共和黨”的不同就更清楚了，他們不是西洋政治中的所謂party。 “黨”和“黨人”，聽起來就有嗖嗖的金屬聲，令人想到金戈鐵馬、翻雲覆雨、恩報相傳，以至“打天下者坐天下”。 而大洋那邊的“party”，則紅綠彩旗、氣球騰空，競選的喧囂甚囂塵上，來時熱熱鬧鬧，選完一哄而散。真是各有一番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