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變？我們實需要視野更廣闊一點的理論。需要更具體一些安排措施。真正的文學藝術豐收基礎在這裡。對於衰老了的生命，希望即或已不大。對於更多的新生少壯的生命，如何使之健康發育成長，還是值得研究。且不妨作種種不同試驗。要客觀一些。必須明白讓一切不同品種的果木長得一樣高，結出果子一種味道，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放棄了這種不客觀不現實的打算。必須明白機器不同性能，才能發揮機器性能。必須更深刻一些明白生命，才可望更有效的使用生命。文學藝術創造的工藝過程，有它的一般性，能用社會強大力量控制，甚至於到另一時能用電子計算機產生（音樂可能最先出現），也有它的特殊性，不適宜用同一方法，更不是“揠苗助長”方法所能完成。事實上社會生產發展比較健全時，也沒有必要這樣作。聽其過分輕浮，固然會消極影響到社會生活的健康，可是過度嚴肅的要求，有時甚至於在字裡行間要求一個政治家也作不到的謹慎嚴肅。儘管社會本身，還正由於政治約束失靈形成普遍墮落，即在藝術若干部門中，也還正在封建意識毒素中散發其惡臭，唯獨在文學作品中卻過分加重他的社會影響、教育責任，而忽略他的娛樂效果（特別是對於一個小說作家的這種要求)。過分加重他的道德觀念責任，而忽略產生創造一個文學作品的必不可少的情感動力。因之每一個作者寫他的作品時，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有時還是某種少數特權人物或多數人文中重點線，是專案人員用紅筆留在原稿上的痕跡。下同。 “能懂愛聽”的阿諛效果。他樂意這麼做。他完了。他不樂意，也完了。前者他實在不容易寫出有獨創性獨創藝術風格的作品，後者他寫不下去，同樣，他消失了，或把生命消失於一般化，或什麼也寫不出。他即或不是個懶人，還是作成一個懶人的結局。他即或敢想敢干，不可能想出什麼幹出什麼。這不能怪客觀環境，還應當怪他自己。因為話說回來，還是“思想”有問題，在創作方法上不易適應環境要求。即“能”寫，他還是可說“不會”寫。難得有用的生命，難得有用的社會條件，難得有用的機會，只能白白看著錯過。這也就是有些人在另外一種工作上，表現得還不太壞，然而在他真正希望終身從事的業務上，他把生命浪費了。真可謂“辜負明時盛世”。然而他無可奈何。不怪外在環境，只怪自己，因為內外種種制約，他只有完事。他掙扎，卻無濟於事。他著急，除了自己無可奈何，不會影響任何一方面。他的存在太渺小了，一切必服從於一個大的存在、發展。凡有利於這一點的，即活得有意義些，無助於這一點的，雖存在，無多意義。他明白個人的渺小，還比較對頭。他妄自尊大，如還妄想以為能用文字創造經典，又或以為即或不能創造當代經典，也還可以寫出一點如過去人寫過的，如像《史記》，三曹詩，陶、杜、白詩，蘇東坡詞，曹雪芹小說，實在更無根基。時代已不同。他又幸又不幸，是恰恰生在這個人類歷史變動最大的時代，而又恰恰生在這一個點上，是個需要信仰單純、行為一致的時代。
在某一時歷史情況下，有個奇特現象：有權力的十分畏懼“不同於己”的思想。因為這種種不同於己的思想，都能影響到他的權力的繼續佔有，或用來得到權力的另一思想發展。有思想的卻必須服從於一定權力之下，或妥協於權力，或甚至於放棄思想，才可望存在。如把一切本來屬於情感，可用種種不同方式吸收轉化的方法去盡，一例都歸納到政治意識上去，結果必然問題就相當麻煩，因為必不可免將人簡化成為敵與友。有時候甚至於會發展到和我相熟即友，和我陌生即敵。這和社會事實是不符合的。人與人的關係簡單化了，必然會形成一種不健康的隔閡、猜忌、消耗。事實上社會進步到一定程度，必然發展是分工。也就是分散思想到各種具體研究工作、生產工作以及有創造性的尖端發明和結構宏偉包容萬象的文學藝術中去。只要求為國家總的方向服務，不勉強要求為形式上的或名詞上的一律。讓生命從各個方面充分吸收世界文化成就的營養，也能從新的創造上豐富世界文化成就的內容。讓一切創造力得到正常的不同的發展和應用。讓各種新的成就彼此促進和融和，形成國家更大的向前動力。讓人和人之間相處的更合理。讓人不再用個人權力或集體權力壓迫其他不同情感觀念反映方法。這是必然的。社會發展到一定進步時，會有這種情形產生的。但是目前可不是時候。什麼時候？大致是政權完全穩定，社會生產又發展到多數人都覺得知識重於權力，追求知識比權力更迫切專注，支配整個國家，也是征服自然的知識，不再是支配人的權力時。我們會不會有這一天？應當有的。因為國家基本目的，就正是追求這種終極高尚理想的實現。有舊的一切意識形態的阻礙存在，權力才形成種種。主要阻礙是外在的。但是也還不可免有的來自本身。一種對人不全面的估計，一種對事不明確的估計，一種對“思想”影響二字不同角度的估計，一種對知識分子缺少□□原稿缺二字。的估計。十分用心，卻難得其中。本來不太麻煩的問題，作來卻成為麻煩。認為權力重要又總擔心思想起作用。
事實上如把知識分子見於文字、形於語言的一部分錶現，當作一種“抒情”看待，問題就簡單多了。因為其實本質不過是一種抒情。特別是對生產對鬥爭知識並不多的知識分子，說什麼寫什麼差不多都像是即景抒情，如為人既少權勢野心、又少榮譽野心的“書呆子”式知識分子，這種抒情氣氛，從生理學或心理學說來，也是一種自我調整，和夢囈差不多少，對外實起不了什麼作用的。隨同年紀不同，差不多在每一個階段都必不可免有些壓積情緒待排泄，待疏理。從國家來說，也可以注意利用，轉移到某方面，因為儘管是情緒，也依舊可說是種物質力量。但是也可以不理，明白這是社會過渡期必然的產物，或明白這是一種最通常現象，也就過去了。因為說轉化，工作也並不簡單，特別是一種硬性的方式，性格較脆弱的只能形成一種消沉，對國家不經濟。世故一些的則發展而成阿諛。阿諛之有害於個人，則如城北徐公故事，無益於人。阿諛之有害於國事，則更明顯易見。古稱“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諤諤”。諾諾者日有增，而諤諤者日有減，有些事不可免作不好，走不通。好的措施也有時變壞了。
一切事物形成有他的歷史原因和物質背景，目前種種問題現象，也必然有個原因背景。這裡包括半世紀的社會變動，上千萬人的死亡，幾億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願望的基本變化，而且還和整個世界的問題密切相關。從這裡看，就會看出許多事情的“必然”。觀念計劃在支配一切，於是有時支配到不必要支配的方面，轉而增加了些麻煩。控制益緊，不免生氣轉促。淮南子早即說過，恐怖使人心發狂，《內經》有憂能傷心記載，又曾子有“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語。周初反商政，漢初重黃老，同是歷史家所承認在發展生產方面努力，而且得到一定成果。時代已不同，人還不大變。 ……偉大文學藝術影響人，總是引起愛和崇敬感情，決不使人恐懼憂慮。古代文學藝術足以稱為人類共同文化財富也在於此。事實上，在舊戲裡我們認為百花齊放的原因得到較多發現較好收成的問題，也可望從小說中得到，或者還更多得到積極效果，我們卻不知為什麼那麼怕它。舊戲中充滿封建迷信意識，極少有人擔心他會中毒。舊小說也這樣，但是卻不免會要影響到一些人的新作品的內容和風格。近三十年的小說，卻在青年讀者中已十分陌生，甚至於在新的作家心目中也十分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