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獨得簽證
我真不願將好朋友“斷腿巴利”扔在開羅，自己去闖利比亞，這與我為朋友兩肋插刀的信條不符。利比亞駐開羅使館幾次警告我離美帝遠點，我上司也嚴令我不要再惹是生非。當我怀揣利比亞入境簽證，與分社英文記者潤哥爬上開往利比亞的長途汽車時，我還在為沒能幫“斷腿巴利”弄到利比亞簽證而自責。
我第一次聽說“斷腿巴利”還是海灣戰爭正酣之際，當時我正單槍匹馬地從“飛毛腿” 橫飛的以色列繞道塞浦路斯、埃及、約旦重返巴格達。我的北大老校友、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鄭達庸一見面就交給我一封信，還關照道：“這可是美國來的！”能在烽火連天的巴格達看到扔炸彈的美國人的來信，本身就挺幽默。信是美國攝影家、因拍攝艾滋病成為世界新聞攝影大賽金牌得主的阿龍·瑞寧格來的，他對我“剛在紐約出版了熊貓畫冊就半途而廢地參加海灣戰爭”大的不滿。阿龍在信中列數戰爭的幾大罪惡，勸我離戰爭越遠越好。知道我為人固執，他還連篇累犢地舉了一大堆例子，其中就有他的好友《時代》周刊攝影記者巴利，在貝魯特打斷了一條腿。阿龍力誡我要珍惜小命，最好還是回秦嶺去尋找大熊貓，或是重返可可西里探險隊繼續我的世界屋脊探險，可就是別碰該死的戰爭。最後，他託我有機會路過開羅時，千萬別忘去看一眼“可憐的斷腿巴利”。
可足足拖到1992年4月8日，在開羅採訪阿盟外長緊急會議，我才碰上胸口別著Time徽章、頭戴牛仔帽、一瘸一拐的“斷腿巴利”。我走過去說：“打擾了，我猜你就是斷腿巴利， 我是新華社的攝影記者、阿龍的朋友。”巴利斜起眼睛用西部片中才有的姿勢從下到上打量我一番之後，才猛拍了一下我的左肩，用中文說：“知道，阿龍說你總穿紅色的。”我正驚訝他怎麼會中文，他竟像我為我的北大自豪一樣，炫耀道：“我在哈佛學過中文。”
年石油收入為上百億美元的利比亞處於阿拉伯世界核心位置，面積遼闊，國土比三個法國還大。可由於人口不到400萬，政治上無法與東鄰埃及相比。卡扎菲上台後主張阿拉伯團結統一，為此他先與薩達特的埃及聯合，接著同敘利亞、蘇丹聯合，可都告失敗。此後他轉向馬格里布非洲，先後同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簽訂條約，可實際上仍是一紙空文。由此卡扎菲對聯合阿拉伯國家感到失望，把伊斯蘭前途放到黑非洲的薩赫勒國家身上，企圖建立乍得、尼日爾、馬里、毛里塔尼亞和利比亞的聯合合眾國。怨恨西方霸權國家的同時，卡扎菲更對阿拉伯國家的長期分裂十惱火，同時世界上許多國家都覺得自己有理由對利比亞表示不滿。 1984、1986年裡根兩次派空軍襲擊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殃及許多平民，但世界上站出來為卡扎菲說句公道話的國家不多。現在，英美法等西方國家藉口1988年蘇格蘭洛克比墜毀的一架泛美航空公司飛機是利比亞特務做了手腳，命令卡扎菲交出涉嫌的有關人員，卡扎菲置之不理。聯合國安理會為此通過了748號決議案，由於卡扎菲拒不執行聯合國決議，聯合國從1992年4月15日起對利比亞實行空中封鎖。連利比亞的鄰國突尼斯、埃及也準備加入對卡扎菲的製裁，這令自視為民族解放運動領袖的卡扎菲大惑不解，萬分沮喪。根據這位大漠英雄的一貫表現，我堅信他一定會不失時機地宣示立場，他不僅擁有無可抑制的表現慾望， 而且具有這方面的天賦。
隨著4月15日安理會制裁利比亞的748號決議生效日的迫近，各國記者紛紛躍躍欲試，伺機進入利比亞，可利比亞卻遲遲不肯給外國記者入境簽證，引得各國記者成群結隊地圍著利比亞駐開羅使館打轉，還彼此猜忌著，生怕對手搶了先。斷腿巴利拖著那條在貝魯特被打斷的右腿，開著“七九”式美軍吉普，一日三遍地往利比亞使館跑。由於空中封鎖，民航中斷，即使有簽證，也很難穿越幾千公里的撒哈拉沙漠，到達利比亞。為此，斷腿巴利正組織一支吉普車隊，準備結夥遠征。由於有阿龍。瑞寧格的推薦,我開著我的三菱---山貓加入了巴利一夥。巴利用力拍著我的三菱，大喊：“瞧！鴨子有輛好車，這車可得過巴黎---達喀爾拉力賽第一名。我們要一直開到的黎波里！”
可直到4月12日中午，利比亞駐開羅使館卻只給新華社一家發了簽證，饞得幾十名老外大眼瞪小眼。斷腿巴利可憐巴巴地擠在人群裡，竭力裝出一副瀟灑樣，可話到嘴邊卻帶了哭腔：“鴨子，一個人當心點！”
穿越撒哈拉的兩天兩夜
聯合國安理會關於空中封鎖利比亞的748號決議令我和英文記者潤哥吃盡苦頭。由於沒有航班，我們不得不從陸路輾轉到邊界，再假道托布魯克、班加西，緊貼著撒哈拉沙漠的邊緣一直向西。分社社長斷然拒絕了我駕車穿越撒哈的計劃，因為同行的潤哥不諳駕駛，我一人在沙漠中連續開車缺乏安全保障。
嗅著沙漠的氣息，我彷佛又回到海灣戰爭中的伊拉克，正夥同巴格達使館的弟兄們驅車橫穿伊拉克沙漠。可眼前二十人擠在臭烘烘的公共汽車裡，既無昔日轟炸的刺激，也沒有自己開吉普可隨心所欲的浪漫，一想到要熬過48小時才能到目的地，我恨不得一口氣憋死。我這人嗜吉普車如命，當年我在駕校學的是吉普、秦嶺林海追熊貓坐的是吉普、青藏高原探險開的是吉普、海灣戰爭中往返巴格達---安曼是吉普。我喜歡開吉普探尋無人涉足的小徑、體會妙不可言的冒險樂趣，在乾涸的河道的浮沙上露宿，讓滾燙的流沙埋過赤裸的軀體，洗去長途駕駛的疲憊，只有令人窒息的喀新風（沙漠熱風）才能使我體會母親懷抱的溫馨。
出亞歷山大西行113公里，即著名的阿拉曼戰役舊址。
50年前的這個季節，德國最年輕的陸軍元帥隆美爾從利比亞向東直線推進2000公里，進逼蘇伊士運河，與英軍大戰於阿拉曼。我們的大巴士正沿著當年隆美爾且戰且退的海岸公路行進，路兩側成群的無名戰士墓沉重肅穆，令我從槍口冷鋼得出無限遐想，冥冥寒夜中隱約聽到隆美爾北非軍團的熄燈號聲。
終於熬到彤雲散盡、旭日東昇，大巴士在蛇腹形鐵絲網間穿行，不知不覺正通過邊境。留下潤哥“看堆”，我一人肩扛手提相機、放大機、傳真機去報關，看到兩位長官無休止地下國際象棋，我忍不住建議中校用皇后去吃對方的馬，由此引發一場魚死網破的廝殺，了卻殘局。
進入利比亞境內，並未遇到海關、邊防站之類的任何阻攔，因為利比亞民眾國把所有阿拉伯國家視為自己兄弟，故無國界。沿海濱公路西行，碧波萬頃、彩霞滿天，連綿不斷的橄欖林、金黃的草場。白頂的農舍、婉蜒其間的水渠和一望無際的紫花地丁，宛若列賓油畫中的俄羅斯。唯有每逢路口，高高豎立的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的畫像才提醒你眼前就是利比亞。路旁的路標和交通標牌已被白油漆塗抹得看不出所以然，據說是防備以色列特種部隊和美國入侵。
中午，我和潤哥鑽進撒哈拉沙漠邊緣一家無名小店，徒手吃了只比野麻雀大不了多少的阿拉伯烤雞，連吃兩大盤鹽水煮蠶豆，總算填滿了肚子。
下午兩點半，大巴士緩緩駛入班加西，乘客奉命在一處遍布垃圾的廣場下車。我和潤哥以及另外五位要去的黎波里的乘客被集中起來，一位穿皮夾克的大收走了我們的護照和車錢，答應為我們七人安排一輛小車繼續走完剩下的1100公里路程。可三個小時過去了，我們還蹲在大垃圾堆旁望著往來車輛蕩起的遮天蔽日的塵埃。
終於盼來一個長著一雙料桃般火眼、穿著件臟得無法辨認本色的長袍的胖子，他自稱是內務部管查驗簽證的。胖子端起我們的護照瞪著火眼琢磨良久，又緊貼到我們臉前，逐一辨認我們的的面孔，逼視得我跟著他一起迎風流淚。
我們被塞進一輛豐田工具車，原說只坐7個人，可此時竟塞進來17個。我那條困受傷萎縮的右腿不得不蜷到粗壯的左腿下尋求保護，膝上握著傳真機和裝了尼康F3及6個鏡頭的器材包，由此開始了下一段1000多公里的旅程。
夜幕降臨沙漠，汽車又莫名其妙地沒油了，沿途所有加油站全關了門，以紀念美國轟炸利比亞六週年。 1986年4月15日，美國空襲阿齊齊亞兵營，致使包括卡扎菲養女在內的41名利比亞人喪生，從此，每年4月15日，利比亞全國海陸空交通、通訊全部關閉以示悼念。
雖然剛晚上9點，可撒哈拉大沙漠的夜風已利刃刺骨。
我只穿了條單褲和一件紅背心，白天挺風光，可此時真羨慕阿拉伯兄弟的長袍和裹在身上的羊毛毯。與17名乘客同車共濟，我絞盡腦汁變換著大腿小腿的位置，調整坐姿，將身體倚靠到別人身上，以爭取盡量大一點的生存空間，從腥羶汗臭的毛毯上分享一絲一毫的溫暖。潤哥耐不住性子，持護照找到加油站，聲稱自己是卡扎菲上校的客人，可人家連眼皮都沒抬：“那讓卡扎菲接你好了！”
終於熬到午夜12點，幾百輛車蜂擁著擠進恢復營業的加油站，碰撞怒罵之聲不絕於耳。我們車上由於有17條好漢，搶油泵的、堵別人車的、大打出手的、叫罵助威的各顯其能，自然搶在最前面加滿了油，得意洋洋上了路。
經過打架、發動機漏油之類天災人禍停停走走，到4月15日下午兩點，我們經過45小時的長途遠征終於駛進的黎波里，我和潤哥滿臉泥垢，眼窩發青，兩腿發軟，鑽出汽車幾乎跌倒。
我拍制裁下的利比亞
早就听說利比亞是個不許隨便拍照的國家，但想不到比我在海灣戰爭中經歷的伊拉克更甚。我的一位朋友曾因身背相機在的黎波里街頭倘徉而被勒令交出膠卷，理由是“儘管你現在沒拍，可誰知道你剛才拍了什麼”。為了防備美國、以色列入侵，的黎波里街頭所有的交通路牌全塗上了白漆，讓人分不清東西南北。我們在安理會空中封鎖利比亞的748號決議生效之日抵達的黎波里，深感烏雲壓城的氣氛。
清晨，我與潤哥及由突尼斯趕來的阿文記者小拱驅車趕赴的黎波里機場，採訪空中封鎖頭一天的反應。為避免保安人員注意，我將掛在脖子上的尼康F3緊貼到肚皮上，裝出漫不經心的樣子，暗中偷拍了張機場外景。走進機場候機大廳，國際候機廳冷冷清清，所有的航班起降顯示牌全是空白。利比亞航空公司飛往羅馬、開羅、蘇伊士的航班全被攔截。到問詢處打聽能否乘飛機回開羅，回答是：“要么坐般到馬耳他轉飛機，要么開車到突尼斯吉爾巴島換船。”
我發現一位穿阿拉伯傳統服裝的婦女帶著兩個孩子呆坐在候機廳一角，便湊上前去搭訕，稱讚孩子長得美。博得好感後，端起裝24毫米廣角的尼康F3連拍了兩張。可還沒等相機馬達嘯音散去，一隻熊掌般的大手抓住了我的左肩，連拉帶拽地將我推進牆邊的一扇小門，我只看到潤哥和小拱兩張扭曲的白臉一閃便消失在門口。
我被兩個彪形大漢按在牆上，脖子上的相機已被奪去，任我拼命蹦跳掙扎，放聲用阿文大喊：“我是中國記者！”可就是無人理睬。我像條被釘在門板上的鱔魚，明知反抗無用可還是不停地掙扎。直到過了一刻鐘，一位西裝男子走進來歸還我相機，我才安靜下來。相機完整無損，可里面的膠卷已被曝光。我被簡明扼要地告知：“立即離開機場。”
返回我居住的中國大使館，一肚子怨氣沒處撒。我的老闆、新華社攝影部主任說過的一句話總在我耳邊炸響：“永遠別跟我解釋為什麼沒拍到、為什麼沒拍好。我只問你要新華社傳真照片。”
次日清晨，阿文記者小拱說利比亞新聞部要求攝影記者馬上到海門飯店集合。我撒腿就往樓外跑，不小心正踏在一根廢鋼筋上，只感到右腿一麻。低頭看時，斷鋼筋刺穿彪馬運動鞋幫，直抵右腳腕，血流如注。我從攝影包上扯下一段膠布，先纏腳後纏鞋，單腿蹦著上了車，小拱問扎得怎麼樣，我硬挺著說沒事。
急急忙忙趕到海門飯店，可什麼人也沒有。大堂裡小個子路透社攝影記者哈米正一人半躺在沙發上，我問他是否拍了什麼好照片，他說拍個屁。哈米是突尼斯人，說一口漂亮的阿拉伯語和法語，他說我可以無償使用他設在海門飯店1345房間的暗室。哈米曾要求拍攝機場、海港和使館區，可答復是沒有討論的餘地。他朝我撇嘴、聳肩、瞪眼：“咱們幹什麼來了？”當他聽說我昨天在機場被曝光後哈哈大笑：“把膠卷裁短些，每卷五張。”
一直耗到中午，新聞部的一位官員才將我和開羅電視台駐利比亞的記者塞進一輛舊奔馳，直駛一個不知名的自由市場。這個市場足有一個足球場大，攤上擺著菜花、生菜、洋蔥、 土豆、西紅柿和比拳頭還大的大蒜頭等蔬菜。由於貨多人少，商品顯得格外豐富。我對站在身旁的陪同說：“封鎖沒給利比亞人民造成困難。”他挺胸點頭連稱：“正是”。這時，一個老頭子風風火火地撲過來：“中國人，中國襯衫好，洗完了沒褶子。”邊說邊伸出利比亞傳統馬甲下的白的確良襯衣底邊讓我摸。引得一幫外國記者圍著我看熱鬧，其中一個小鬍子喊我“新華”，我見他眼熟，可怎麼也想不起來在那兒見過他。可這傢伙還讓我使勁想，直到我痛苦了半天，仍毫無希望才一語道破：“在巴格達，你用過我的底片傳真機。”我這才恍然大悟，他是法新社的攝影記者拉比。海灣戰爭結束後，我們曾一起採訪過伊拉克政府軍鎮壓庫爾德叛亂，想不到今天在利比亞又久別重逢。
拉比的熱情絲毫不減當年，拉拉扯扯地把我引薦給美聯社攝影記者尤瑟夫，還有我早上剛認識的路透社的哈米。
男人們聚在一起，其破壞力量按幾何級數增長。以追逐熱點新聞為生命、頻頻與死神接吻的攝影記者尤好爭強鬥狠。
當下眾人起著哄要求多拍些地方，法新社拉比被推舉為代表去與利比亞人交涉，但任憑他巧舌如簧，還是毫無結果。
我預料這幫好漢們已經黔驢技窮，於是獨自返回中國大使館另闢蹊徑。司機王小立見我空手而歸、神色黯然，問我是否願意陪他去各國使館送文件，說不定能“逮”個一張半張的，我想也沒想就跟他上了車。
我們直奔俄羅斯使館，三輛被砸毀的外交車還歪在俄羅斯使館門前，這是10天前抗議俄國支持空中封鎖利比亞的人們的“傑作”。我隔著車窗哆哆嗦嗦地連按兩張，王小立瞥了神色慌張的我一眼，壯著膽說：“沒事兒。”
我們徑直開進委內瑞拉使館院內，一群荷槍實彈的保安人員立即將我們的大奔馳圍在核心，嚇得我趕忙把相機夾在膝蓋底下。 10天前，當安理會通過空中封鎖利比亞的748號決議時，委內瑞拉碰巧是本屆安理會主席，由此激怒了一批利比亞人，他們一把火燒了委內瑞拉使館。
離開委內瑞拉使館，眼前是雄偉的老王宮，我忍不住對準老王宮拍了一張，相機還沒放下來，斜刺裡衝出一輛奔馳280，一下子把我們的车别到路邊，車裡跳出兩個穿軍便裝的大漢直撲我們的車。我挺緊張，準備隨時交出相機，可王小立讓我別動。只見他隔著車窗朝外面打手勢，急得外面的軍人猶如魚缸外面的貓，圍著我們連連打轉，直到記下汽車的牌號，才說了聲“OK”放我們走。
到孟加拉使館送完文件，我們打算去買些點心，正撞上使館會計開著小豐田迎面而來， 他隔著馬路朝我們大喊：“唐老鴨，你跪那裡去了？快去機場，卡扎菲等著見你！大使都快急死了！”
“卡扎菲的專機在等你”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王小立已經一打方向盤躍上了公路。我將信將疑的問：“卡扎菲上校會見我？卡扎菲上校？”王小立斬釘截鐵：“大使還能涮你！”大奔馳閃爍著雙蹦燈以170公里的時速沖出的黎波里，加大油門的嘯音如同F--14 戰鬥機的火箭助推器一般轟鳴。我說：“哥們，我身上的膠捲全是五張一卷的，能不能回家取倆膠卷？”
衝進靜悄悄的機場大門，穿過空蕩蕩的停車場。守候在貴賓室門口的幾位利比亞官員正向我們招手：“是中國使館的嗎？”我來不及回答，抱著攝影包緊跟著他們衝進貴賓室。王大使一把抓住我：“鴨子可來了，我總不能老扣著專機不讓飛呀！”一架蘇制安一24馬達轟鳴著停在空蕩蕩的停機坪上，這就是卡扎菲的座機。我們六人依次登上專機，想不到飛機上已有兩位姑娘，一位金發碧眼，一位捲髮黑皮膚。
坐在我對面的黑人姑娘一言不發，托腮的右手虎口有一塊銅錢大的刀疤，她身著紫色連衣裙，腳登坡跟黑皮鞋，不論問什麼，只是報之以訓練有素的友好笑顏。我讓小拱用阿文問她能否拍照，她說“聽真主的”，小拱解釋說這等於婉言拒絕，並讓我把相機裝回包裡，堆在行李上，因為這漂亮的黑姑娘“神情緊張”。我幾次試探著將手伸向相機，但可恨的潤哥不停地捏我胳膊，讓我別因小失大。
我轉而琢磨起那位白皮膚姑娘。從我的位置側角度看過去，是一張標準的雅典美女的剪影。隆準、捲而奇長的睫毛、灰藍色的大眼睛，眼窩深陷弄不清有多少雙眼皮，皓齒如編貝，白天鵝般長脖子上掛著條精細的項鍊。一身退色的藍月（B1ueMoon）牌牛仔裝，纖細的小手輕巧地搭在我面前的扶手上。秀發四處飄灑，幾乎打到我臉上，清香四溢。我上前“套磁”，她自稱叫“佳米拉·穆罕默德”，是的黎波里大學地理系的碩士生，對農業有相當豐富的知識，追根尋源問我中國三北防護林的長度、寬度，是複合林還是單一樹種、是針葉還是闊葉、是灌木還是喬木……可望著她那緊繃繃、滿是腱子肉的小腿，我怎麼也不信她是個女學生。我用右肘搗了一下潤哥：“我敢打賭，她準是個女保縹。”說得他將信將疑。聊起19 86年4月15日美國藉口西柏林夜總會爆炸案轟炸利比亞、可事後調查此事與利比亞無關時，佳米拉拍案而起：“41個利比亞人白死了，美國憑什麼？”話題又扯回農業：“我們渴望中國的農業技術，中國蔬菜在這兒長得特別好。”我問佳米拉：“你不想去美國學農業嗎？”她斬釘截鐵地回答：“不！美國把我的同學全趕回來了，英國也不會給簽證，說我們全是恐怖分子！”我們問道：“那你為什麼不去中國留學？”佳米拉兩手一拍：“空中封鎖，我去不了呀！”我打開筆記本，打算記下這段有趣的對話，可利比亞禮賓官示意我收起紙筆。
下午1點25分，我們的總統專機經過一小時的飛行，緩緩降落在班加西機場。 30年前，這裡曾是美國在非洲最大的海空基地，可現在的機場靜悄悄，唯有我們的小飛機蜻蜓般地滑跑。機場盡頭樹叢中，恍惚可見塗有沙漠迷彩的米格--23和蘇一22雄赳赳地仰望長空。我們的總統專機在一個小車隊前停穩，三輛奔馳300SEL和兩輛麵包車早已守候在這裡。我們六人分乘三輛大奔馳浩浩蕩盪衝出機場，以140公里的時速飛奔，我低頭看了眼手錶又抬頭看了看太陽，我們正朝西南方向急駛。
我們被送進一座名叫Aozou的五星級飯店住下，大堂內出售的竟有福建出的“福達”彩卷。我伸出舌頭舔了一下浴室自來水龍頭，意外地發現這裡的水竟然不咸，美得我扒光服痛快地洗了個澡。在此之前，我的頭髮被的黎波里的鹹水洗得根根直立，一舔上嘴唇猶如舔老鹹菜一般。可是沒等我洗完，屋裡的電話就響了：“你好，馬上到樓下集合。”
卡扎菲對我說：“你能賣100萬。”
大奔馳駛出Aozou旅館呼嘯而去，根據太陽方向我們正駛向東北，我見潤哥緊張地抓住汽車扶手、青筋暴露，我自己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15分鐘後，我們駛過一座豎有“移止通行”標誌的大木橋，在一堵綠牆外停下。從我們的開道車上走下一個官員，與大牆下的門衛嘀咕了有兩分鐘，我們的汽車才緩緩駛人，沿簡易沙漠公路緩緩而行，一掃剛才橫衝直撞的雄風。四野是狂風勁草，大有藏龍臥虎之勢。
草叢中有“豐田巡洋艦”“尼桑巡邏兵”“三菱大山貓”各色吉普，許多戴牛仔帽、提AK一M步槍的身影閃爍其間。再向前是一輛奔馳牌8噸油罐車、雙聯23毫米高炮和土黃色炮衣掩蓋著的防空武器。我們奉命停車，等候警衛人員用步話機通知下一站，討論是否放行。大約又折騰了半個鐘頭，我們終於來到一塊陽光燦爛的開闊地，兩輛長40米、載重50噸的巨型奔馳牌移動房屋拖車停在草叢中，附近是成群的綿羊和深棕色的駱駝。我早就听說卡扎菲到南斯拉夫參加不結盟會議時就帶了一大群駱駝，因為每天他都得喝駱駝奶。青出於藍，卡扎菲上校的兒子賽福·伊斯拉姆去奧地利留學隨身帶著佛利德、巴爾尼兩隻老虎。我們走出汽車，跟著持槍警衛趟著沒腳麵的枯草往前走，路盡頭有一個風向標，腳下顯然是一條輕型飛機跑道。
我們三個記者被引進一座四面鑲有鋁合金門窗的小屋休息，真想不到在烈日炎炎的利比亞大沙漠中竟能喝上美帝生產的冰鎮百事可樂。從早上到現在我只吃了一碗稀粥和兩個“袖珍饅頭”，此時餓得我恨不能擠進駱駝群中吃草。
下午4點整，我們穿過羊群，被引進一座開口向東的大帳篷，我一眼就看見了坐北朝南坐在大皮沙發上的“九·一”革命領袖卡扎菲上校。 50年前的1942年，卡扎菲出生在利比亞費贊省錫爾特地區一個卡達發族人家，21歲進班加西軍事學院，25歲留學英國學習軍事，27歲組建自由軍官組織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亞共和國。卡扎菲在他的《綠皮書》 中提出了所謂的既反對資本主義、也反對共產主義的“世界第三理論”，並以此為論據對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進行改革。由於出身游牧民族，他主張沒有等級的部落社會自然公平。喜歡住在帳篷里遠離豪華住宅，喜歡騎駱駝。他推行部落文化和伊斯蘭教的混合物， 禁止飲酒和過分娛樂。現在，由於他拒絕交出1988年在蘇格蘭洛克比上空爆炸的泛美航空公司疑犯而與世隔絕。在我眼中卡扎菲是力主阿拉伯團結的有遠見的政治家，革命英雄、民族社會主義改革家。可在西方眼中，他是無惡不作的恐怖之首。我在電視上多少次看見過他的姿容，可眼前卻是近在咫尺。
卡扎菲上校靜坐在棕色大皮沙發里，兩肘支在一張兩米長、一米寬的白漆木桌上，正在認真地看文件，鼻尖上架著一副金絲邊的羅登斯德花鏡，這位戲劇性的領導人一掃軍人作風，變成了戴眼鏡的學者，令我想起了托爾斯泰。我正想衝上去拍照，一隻大手猛抓住我的右肩，一位便裝男子附在我耳邊低語道：“你只許拍五張。另外，不許拍帳篷以外的事物，更不許拍上校周圍的人。”我這時才注意到卡扎菲兩米遠處一位老頭正在用木炭煮紅茶。再過去是位至少有1米90高高的彪形大漢，登傘兵靴，穿皮茄克，濃眉大眼，頭上纏著貝都因人的包頭。令我想起。三國演義中的馬超、馬岱。
人們很難說卡扎菲在想什麼，更無法預測他下一步將做什麼。在短短幾分鐘裡，他時而面無表情凝視遠方，時而仰天大笑或勃然大怒聲討美帝暴行。我畢恭畢敬地走上前、像在可可西里拍野牛那樣單膝點地，以避免因過分緊張而造成的抖動。看到我聚焦，像所有上慣了鏡頭的大人物一樣，卡扎菲欠起身子披正了鑲金邊的阿拉伯長袍，用力吸了一口氣，這一吸彷彿將帳篷中的氧氣吸了個一干二淨。
他見我只拍了兩三張就停了下來，就再次整理衣服，見我仍不動，就用緩慢的英語朝我問：“AnyProblem（有麻煩）？”他那裡知道他手下的人給我的命令是“只准拍五張”。我哆哆嗦嗦地拍完這五張，倒退著退出大帳篷，蹲坐在地毯邊緣，貪婪地註視著大帳內的卡扎菲上校。他真像一位沙漠君主，身體後仰，靠在棕色大皮沙發上，昂首挺胸，以至在相機取景器中佔大量面積的是他那驕傲的下巴和獅子般的鼻子。這種情況我只在1988年1月採訪阿蘭·德隆時遇過，可阿蘭·德隆霸道做作膚淺，帶著一種演員特有的誇張的豪氣。而卡扎菲上校昂首闊視卻帶有貝都因游牧部落自然的大漠氣息。像愷撒大帝迷信紅色一樣，卡扎菲上校穿著一件大紅的鱷魚牌（LACOSTE）運動衣，外罩一件銀灰色紗制阿拉伯長袍，袍的兩襟鑲了簡樸的金邊。伴隨著緩慢的手勢，上校時而英語、時而阿拉伯語侃侃而談。在我眼中，卡扎菲上校是位受過良好教育、骨子里高貴儒雅、邏輯性強。
能熟練運用阿文、英文表達自己政治意圖的政治家，由於民族和地理特點，帶著迷人的傳奇色彩。凝視著他高昂的頭和輪廓分明的嘴唇，我想起身披紅色戰袍的愷撒大帝正對侍從口授他的《高盧戰記》。
不知不覺已過了45分鐘，卡扎菲似乎注意到始終蹲坐在帳篷邊緣、懷抱相機如痴如醉和他一樣穿大紅上衣的我。
上校朝我招手、示意我過去，並用英語說：“IfyouwantYoutakeanypicturehere（如果你想拍，你可以隨意拍）。”我像一束緊繃的彈簧一躍而起，其感覺類似大赦了的囚徒。
採訪結束，我走上前用英語問卡扎菲上校能否與他合影，他寬宏地仰天大笑，拉住我讓我緊靠在他左邊，我的右手與卡扎菲上校的左手十指交叉，緊緊握在一起。我就勢掏出筆記本請上校為我簽名，上校從桌上摸起一支大紅“斑馬”簽字筆，揮灑出一片紅色的阿文：“ 謹表敬意。穆阿邁爾·卡扎菲。”
他用左手將簽名遞給我，用右手拍著我的肩膀用英語說：“你可以賣100萬。”言罷又哈哈大笑，我亦跟著開懷大笑起來。
卡扎菲上校將我們送出帳篷，中午與我們同機而來的黑皮膚少女正和其他五位同樣的黑皮膚少女一起坐在草坪上，見我們走出來，便一起哈哈大笑，我搶上前挽住她的胳膊合了張影。放眼四望，我在尋找另一位同機而來的金發旅伴，可惜枯草莽莽，一無所有。就在我們鑽進大奔馳離去之際，我突然發現她正站在夕陽里，滿頭金發隨著撒哈拉的狂風上下飛舞， 還是那身退色的牛仔套裝，只是上衣脫去，露出柳腰間銀光閃爍的手槍來。可陪同製止我照相，我一萬個不願意地將相機塞回包裡。
黃昏，我們的總統專機從班加西機場直衝藍天。我平躺在專機惟一的一張沙發床上，想像卡扎菲上校躺在這裡的情景，耳邊迴盪著紅袍愷撒的一句名言：“我來了，我看見了，我贏了！”窗外是波濤洶湧的錫爾特灣，遠方，殘陽如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