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的時候聽猴子說“我們家”老白又被“欺負”了，在這個節骨眼上，我決不說一句落井下石的話，我決定用回憶安慰她那顆受傷的心。
老白很實在，每次在我要拍案而起的時候，她就掐著我的胳臂並且眼睛直鉤鉤地看著我說：別犯神經了你！然後看著我無比鬱悶地坐回自己椅子裡。她會嘮嘮叨叨地勸你，話裡話外都是“神經呀，你！”其實就算不神經，總被她那麼說也該神經了。當然她不覺得，你要現在問她，她準跟你翻白眼，死不承認。
那是哪一年我忘了，只記得我厭倦了那個報社，厭倦了整天那樣一種姿態對著一些人，一個人，我死活要把自己的辦公桌搬到牆角去，我寧願對著角落裡發臭的垃圾。老白梗著脖子指責我的行為是發神經，因為她覺得你拿工資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忍耐，我說那我不干了行嗎？她說行，有本事你就別乾。後來我真的走了，偷偷走了。
那份報紙現在已經從我生活的城市消失了，偶爾能從床底下裹涼蓆的廢紙裡擇出一張，那個報頭下面曾經壓著我們多少青春、激情、快意、夢想，而今天，留下的僅僅是骯髒的塵土下面我們各自的名字。
那樣一些廢報記錄著我們的光榮與夢想。
老白從蘭州大學新聞系畢業在大連電視台耍了一陣子就跑天津來了，到了廢報社，等待她的是結婚不許要孩子，生孩子不給報銷。之後我也來了，等待我的是沒工資，只有稿費，三個月試用期。也許是對新聞的熱愛讓我們將生死置之度外，我們在漫長的一年中幾乎沒拿什麼錢。我們在城市裡奔跑，不敢停留，因為我們還有夢想，我們想看見更遠的遠方。所以那時候，我們的睡眠很少，騎著一輛自行車，口袋里新印的名片，那個報頭讓我們渾身都是力量。老白當時在青年部，我在記者部，我們很少有碰面的機會，甚至不知道彼此。那幾乎就是一條絕路，拼命的目的只有一個——留下。
我們最終都留下了，報社實行了新規定，不但要寫稿，還要拉廣告、拉訂戶，按提成拿工資。內向的老白是從那時候外向起來的，因為你必須把自己的夢想先拋開，要低三下四地爭取利益，那時候，她的孩子出世了。我的個性是不妥協，所以在眾多路里選擇了寫稿，瘋狂寫稿，平均每夜只睡三個小時。通往理想的路上只有痛苦。
後來我們在媒體的小圈子裡混出了眉目，從疼痛裡走出來的時候我們到了一個部門，一起經受另一個痛苦過程的開始。
我們愛那個紅色的報頭，從初一在那裡發表第一首詩的時候我就開始了自己的熱愛，可沒想到一切來得那麼勉強，因為它並不愛我，不愛我們這些為了它可以拋家舍業的人。我在只有老白在的辦公室大發脾氣，揚言離開，老白說“神經呀，你！”我走了，去了北京一家我一直嚮往的報紙，一個月，寫了很多整版的大稿，直到有一天，老白說“我帶你投靠別的地方吧。”這句話讓我又留在了天津，不是因為新的吸引力，是因為這裡有朋友。
我們什麼苦都吃過，什麼冷眼也都見過，還有什麼是內心承擔不了的呢？經常在一起懷念那些傍晚從七樓向下望的日子，懷念在馬路邊哄著蒼蠅吃一塊五一碗的板面，那時候我們談的最多的是理想。似乎在心裡沒什麼苦的，很多甜蜜來自我們走過來了，我們贏得了比同伴更優秀的耐力和創造力。
我去她剛來天津時的小破屋子呆過，小得開門就要踩沙發，到處扔得都是衣服，她也來過我住的地方，燈都壞了，屋裡只有一盞幽藍色的應警燈，她說那是鬼火，硬是睜著眼睛沒敢睡覺。我們目睹著彼此生活質量的變化，它跟中國大的經濟形勢沒什麼關係，跟我們的生活態度有直接關係。
現在老白不但割了雙眼皮，墊了鼻尖，染了頭髮，開了車，穿了名牌，進了美容院，用了上當的護膚霜，連跑悄悄話這樣的爛節目也開始穿千元以上的衣服了。這挺好的，儘管我看見她就諷刺她，其實只是無法表達內心的欣慰，如果錢能讓我們美麗，讓我們得到快樂，為什麼不呢？所以，要是哪天老白跑去豐胸或增高，我一點都不感到吃驚。
我不希望身邊的朋友不快樂，所以聽到她受了猴子一幫人的“欺負”很是鬱悶，決定以後不跟臭猴子一撥了。嘿嘿：）我們從那個報社過來還有什麼扛不過去的，你不帶老白玩，我帶她玩去。切，有什麼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