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日夜的吃，正月初一的穿。”不但大魚大肉的飯菜好，粽子年糕的點心多，還有橘子荸薺，甘蔗金蛋，又有橘子花生可以消閒；穿著紅紅綠綠的新衣服，小孩子過年，本來高高興興，是可以快樂的。但我自幼，每到過年，總感覺到遺恨，就因為是言論不自由。在做小孩子的時候，生著嘴巴，常是弄些吃吃固然要緊，隨便談談，也是很需要的。一到過年時節，說話就時刻受人干涉：平常說慣的話不能照樣再說，什麼殺，什麼死，這一類字樣不能提到，連聲音相像的也要避忌。還要說起好聽的話來，什麼長生果，什麼八寶菜；藕要叫做偶偶湊湊，熟的叫做有富。明明是一個人死了，在平常是說得很痛快的，死了，說死了就是；到了過年時節，像中的《祝福》上所寫，要改口說作“老了”。這實在是虛偽，我不佩服；何況不慣。因此隨時存戒心，不敢隨便發言，故意做啞子。可是生著嘴巴總要活動，被人干涉不免懊惱。肚子飽了以後，有得吃不再感覺到怎樣；說話不能自由，這可要不得。所以，以前一到將要過年的時候，現在回想到幼時過年的情形，於高興覺得快活之中，也是覺得有點可恨的。
於言論不自由以外，幼時過年，我還有覺得可恨的，就是照例去拜乾娘的歲。我怕拜歲，元旦可以故意起身得遲，一起身就跑到街上去看花紙，撥糖。要我向人伏地跪拜固然不甘心，人家向我伏地跪拜也不願意接受；當時年紀雖然還小，可是成人的侄子侄媳婦得向我伏地跪拜，覺得受不了。拜乾娘的歲是我一個人的事，挑選日子，特地僱得船搖到十里路遠的城裡去，是躲避不了的。送去兩壇小京莊的老酒，一擔四盒，一對提盒，蓮子白糖，桂圓全雞。
乾娘白麵團團的很和氣，總給我預備著花炮，糖菩薩。糖菩薩我所愛；但拜一拜是不來的。
到了乾娘的面前，我照例躲到帶我去的大姊的老奶母的布裙後面。叫聲乾娘更不願意，我總這樣想著，既然和我的父親沒有關係，何必叫她做娘呢。實在她並沒有到我家來過；無非因為我的大哥夭亡，怕得我也養不大，所以結下這一份乾親，因為乾娘是兒女成行的。迷信和虛偽的禮節，成了我幼時過年可恨的第二點。
辛亥光復，民國成立，改用陽曆過年，當時我在城裡的中等學校讀書；學校裡依照陽曆放假，家庭中仍照陰曆過年。為著提倡陽曆的過年，學校裡於陰曆過年時嚴格維持上課。青年心理維新，對於社會習俗的守舊覺得可恨，記得有一年的陰曆元旦適值星期日；星期六的下午回家還有埠船，第二天沒有開行的埠船，我和一個同學一直步行到校。人在學校裡上課，家中的年貨吃不著，也覺得可恨。
晚婚的我，初在中等學校裡教書時，寒暑假仍然住學校裡。嘗見寺院中和尚貼著“念佛過年”的字條，以為“做小說過年”也是一法。可是一般親戚朋友，有家眷的，以為無家過年太冷靜，爭來邀約過年，我竟被認作可憐人，弄得連做小說過年也不成，這就使我覺得過年的另一可恨了。
抗戰時避難閩西閩北；福建的永安雖然新建了省會，卻保守著過年的舊俗。這並非只是依然注重陰曆的過年；所謂舊俗是到了除夕這一天，街上冷清清，連豬腳爪都買不到一隻。
有些人家，先生陽曆過年，太太陰曆過年。我家照例陽曆也不過年，陰曆也不過年。可是日常的菜蔬總得備一點；過陰曆年要好幾天買不到東西，要多預備一點；怕得不新鮮，照故鄉的習慣，打算到除夕去買。那裡知道太遲了；這一年接連好些日子，沒有葷菜進口。人家過年，我家過了難；豈不可恨？
後來轉到深山的鄉間；農村的風氣樸厚，左鄰右居要好；一到年底；有的送大蒜來，有的送糕粽來，有的送自做的豆腐來；房東送魚來；無慮沒得吃。可是到了元旦，自然是陰曆的，為難的事就來到；許多女鄰居，三寸金蓮穿著繡花鞋，提著錫茶壺，拿著茶盆來敬一杯冰糖茶，算是要好，盛意難違，卻之不恭；當初我托故預先避開，結果要她們多走幾趟，或者老是坐著等候，只好勉強喝幾杯，我名之曰恨茶。為著在深山的村莊過年，我已喝了不少的恨茶。
如今孩子已經有點大了，社會的習俗依然，也正如的《祝福》上所寫，“舊曆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不管戰事怎樣激烈，一到年邊，照例隨時可以聽到爆竹聲；因此孩子也要玩弄些花炮。過年的花炮火藥氣應該是香的，戰場上火藥氣可很臭。戰爭中的過年的花炮火藥氣不知是臭是香。不能說是不臭不香；即使認作亦臭亦香，也很要不到；總是一種可恨之氣呀！
原載1949年1月1日第16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