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旭、王一凡、崔英傑三位同學，是清華與工藝美院合併後第一屆繪畫系本科生，世紀末入學，今年畢業。不巧今春非典肆虐，他們被遣散回家，沒有在本校得到畢業匯報的展覽機會。現在中央美院展覽廳慷慨舉辦他們與另幾位青年的畫展，他們一定很感激、很開心。
我與這幾位同學算不上師生關係，因為我與他們差不多同年“入學”：在現今教條充斥的藝術教育體制內，他們學會畫畫，我學會怎樣混——說來慚愧，在他們四年本科學業期間，按照量化排課法，我只給這幾位同學上過四周課。他們的繪畫課程少得可憐，時間都被外語、政治、電腦、論文之類所謂“文化必修課”排滿了，換成是我，必定逃學。可是這幾位調皮聰明的傢伙居然在混亂不堪的課業中，畫出了畢業創作，而且數量不少，我很吃驚，也很開心。
他們的年齡大約與我女兒相當，成長在圖像時代，對我出國前的創作，不太介意，反倒對我近期利用圖像的拙劣塗抹，有所感應。我不記得給他們講過什麼道理，卻不知怎麼一來，他們各自起了奇怪的念頭，找到一堆圖像或照片，在畫布上畫起來——楊旭支使著名的中外女星每人端一枚圖片傻笑，使流行文化在繪畫創作中以滑稽的方式嚴肅起來；王一凡畫了十來個正在痛哭的苦臉，而只有圖像才能捕捉並表達人性這真實的一瞬。崔英傑索性一時放棄架上繪畫，以類似多媒體藝術的姿態組合過於紛雜的當代圖像訊息，這些訊息既是夢象，也是告白，既是公眾的，也是私人的。他們都迷戀油畫，但他們憑直覺在非繪畫的圖像中找到繪畫的素材，創作的快感。不論這些作品能導引他們走得多遠，可喜的是，他們不再沿襲並重複上幾代油畫家單一的繪畫思維。
可是他們仨僅只本科學歷。在藝術成為行業，行業只看學歷的今天，一位藝術青年的才能、敏感、活力、天性，不值分文。待這批畫卸下牆頭，他們回家面臨的問題不是藝術，而是飯碗，飯碗的問題，又取決於學歷。如果“考研”、“考博”，一路考下去，很可能到而立之歲，甚至不惑之年，都將虛擲在投考、落榜、再投考，以及無窮無盡的學歷遊戲中。
這三位同學是不是天才?我不知道，但他們絕不是蠢才。毫無疑義的是，他們青春大好，諸位看見，他們剛找到自己的思路，正畫得好高興，怎麼辦呢，你把凡·高畢加索叫過來，他們也不知道怎麼辦：他們根本就沒有上過什麼藝術學院。我僅將微茫可憐的一點點希望暫且寄託於他們的調皮與聰明。以我所知，有那麼一類調皮聰明的青年，走上正道後，臉上的神情會莊重起來，並逐漸培育自己的信念和勇氣。
2003年12月8日
楊一江同志是我任教後首次招收到的兩位博士生之一。今年夏季，他的博士學位論文經重重審批與答辯，終獲通過，准予畢業了。
楊一江來自云南，論文的題旨自亦關於雲南。論文的七位審讀教授分別給予可觀的評分，稱其材料豐富，立論亦屬新穎，比較保留的意見，是“理論性”似嫌不夠。我是這篇論文無可抵賴的“導師”，在評審過程中理應迴避，不擬辯說。現在，這篇論文的出版不再是為了審閱或上報，而是直接面對讀者，開始了論文自己的命運。我謹願就此涉及的其他問題，稍作議論。
我所謂的“問題”，十分簡單：什麼是美術學博士生？什麼是考量並檢測美術學博士生的令人信服的標準？美術學博士生與史論專業博士生的異同如何界分？誰來界分？最後，誰有資格當美術學博士生導師？
我以為自己沒有這份資格。四年前，當我被任命為博士生導師時，對以上問題一無所知，我甚至不明白“美術學”是什麼意思。至於博士生的學歷資格、外語能力，以及必須完成一篇據說不能少於八萬字的論文，則是教育部規定——數年來，沒有人告訴我應該
怎樣“指導”美術學博士生，我也無法請教、諮詢任何相關的權威或資料——假設真有這樣的權威或資料的話——至今，我對以上問題仍然一無所知。
俗話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久在江湖，以為情形正好相反：“人在體制，身不由己”——楊一江僅小我幾歲，原本同是1978年來北京上學的後“文革”藝術學生。這三年相處，我發現，我與他不過是同輩與同行在同一間教室聊天說話的關係，我們的有知與無知，幾乎相等。固然，我得勉強裝成“導師”模樣，走進走出，而一旦真要給予他“博導”式的教益，我所能有的，只是一點可憐的私見，與所謂“博士論文”的“學術性”、“理論性”等等至高無上的要求是否契合，我既不知道，也無從知道。
因此，倘若楊一江這篇論文果然缺乏“理論性”，責任不在他，完全在我：那是我在他書寫論文之初就給予他的認真“勸告”——或曰“誤導”——以下，如實引述我在畢業生表格“導師評語”一欄填寫的詞語，俾便申明我對這篇論文的責任：
本人對美術學博士論文僅要求做到三點：
1.研究個案。
2.資料充分。
3.文字清通。
此外，盡可能與自己的成長背景與創作實踐相契合。盡可能以藝術實踐者而非職業理論家的身份與思路書寫論文。
鑑於國中理論文本長期而普遍的風習：繁瑣、教條、空泛，言不及義，滯悶腫大，並極度缺乏個案以及個案的深入探究，是故本人對論文的要求與標準“寧低勿高”、“寧實勿虛”、寧取“個案”之“偏”而“小”，勿求“理論”之“大”而“全”，重事實，輕觀點，重問題，輕結論，寧可審慎準確地“呈現事相”，避免大而無當的“理論闡述”。若個案設立允當，“理論價值”便在其中，若用心調理材料，“理論觀點”自在其中。
美術專業博士生論文不存在“最高標準”。由本人所謂“最低標準”觀之，楊一江同志的論文平實可觀，達到、並超過本人的期待。
以上書面詞語的填寫自亦“身不由己”之一例，其實翻譯成大白話，意思很簡單：同志！別給理論嚇著——口齒清楚說實話，就是一篇好文章。至於是不是“博士論文”，那是國家大事國家管，我管不了，楊一江更管不了。
三年來，我幾乎不曾過問他手下這篇論文。其間他幾次給我其中的篇章，要我把關，現在我可以對他說實話，兼以道歉：我根本沒有讀——我向來主張對於學生的畢業作品，別去打攪他。畫是自己的畫，文章是自己在寫，冷暖得失，還有比自己更清楚的嗎？至於查核錯別字，斟酌若干詞語，議論相干或不相干的書籍與文論，自是難免，但我不以為這是在指導，無非同行間平日在畫室、飯桌或馬路上的閒聊。
待到全篇完成，將要上報之際，無可推脫，我必須過目了，於是花三整天時間，我逐字讀完了這篇論文——承楊一江同學老實聽話，他竟不幸信從了我的私人而業餘的勸告：個案研究、材料充實、文字清通，並且“重事實，輕觀點，重問題，輕結論，寧可審慎準確地呈現事相，避免大而無當的理論闡述”。
是的，這篇論文果然看不出多少“理論”，但我卻跟著論文走了一趟遙遠的雲南，穿越當地美術數十年曆史，了解到許多此前毫不知情的事物，且由雲南這一當年相對於“中央文藝政策”的“化外之地”，重新認知了我們國家數十年來的“文藝版圖”——例如雲南曾被獲准免於推行內地的土改政策，例如蘇聯油畫影響在雲南的付之闕如，例如歷次文藝運動的震盪在邊遠地區的次第減弱，而云南藝術家其實總想追尋“中央”脈跡而追尋不及……於是有當年“申社”相對肆意的間隙空間，於是有云南繪畫如影相隨的所謂“靈幻意識”或“地方色彩”，等等等等。
這就是我所謂的“事相”與“事實”：我發現，有關雲南繪畫的問題——而不是理論——楊一江是我的導師。
這篇論文有沒有缺點呢？有的:我以為還是太像一篇學院論文，既不敢越軌，更不敢縱意而談。然而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大家知道，是國家要求畫家成為“博士”，條件，是博士論文必須符合國家製定的“規格”——而不是探究真的“理論”——我終於恍然：“美術學博士論文”其實與“理論”無涉，而是學院官場中一項不折不扣的事相與事實。面對此一無可商量、不容置疑的行政教條，楊一江如同當今所有博士生一樣，除了看清事相、面對事實，此外，他們豈敢自作主張——這一文本在詳細交代云南繪畫“何以如此”的同時，彷彿鏡面，也忠實照見了當今的博士論文“何以如此”。
所謂“理論性”怎麼辦呢？如上所說，這是沒辦法找人理論、也無處去理論的。
我衷心感謝諸位具名與不具名的審閱教授，感謝清華校方的最高評審機構：在他們高抬貴手之際，既通過了楊一江的學位論文，也通過了這篇論文的偽導師——我看見，在“理論”的崇高名義下，在“美術學博士論文”這一師出有名的無頭公案中，各位教授與學生均認真作出了對於當今藝術教育種種事相與事實的確認。
2004年7月23日
諸位院領導大鑒：
我在學校任教的續簽合同（2002年—2005年），到明年元月15日將屆期終。據合同規定，如一方有變動意向，應在到期前九十天知會對方。經過慎重考慮，我決定在合同到期之日，結束我在本院的教學。
以下是對此決定的說明：
我之請辭，非關待遇問題，亦非人事相處的困擾，而是至今不能認同現行人文藝術教育體制。當我對體制背後的國情漸有更深的認知，最妥善的辦法，乃以主動退出為宜。
五年期間，我的教學處處被動而勉強，而光陰無情，業務荒廢，我亟盼回到畫架前獨自工作，繼續做個體藝術家。
我深知，這一決定出於我對體制的不適應，及不願適應。國家的進步在於：個人可以在某一事物上抱持不同的立場。我的離去，將中止對教學造成的浪費。
目前，第四研究室兩位2001屆博士生剛畢業，尚有2002屆與2003屆在讀博士生各一名，2005年、2006年畢業。另外，今年招進本研究室第一批研究生共四名，2007年畢業。我的請辭，與這六這份報告是否收入在此，頗費躊躇，尤對本院及清華，深感不宜，更抱愧于當年出面邀請我任教的袁運甫、劉巨德、杜大愷三位老師——然人之去留，外界喜作揣測議論，以致訛傳，於公於私，均非妥善，不如既有其事，明白為好——報告書於10月遞交後，院方校方即予約談挽留，情辭懇切，而本研究室六位學生，尚待就學兩年餘，於2007年才能悉數畢業，本人的教學名份與手續諸事，不可虛懸。經協商，近日與院方再續教學合約兩年，其間，繼續承擔本研究室教學及春秋兩季各系大課，不再招生，不再兼本科教學，迄至2007年，遂願離職。僅此向院方校方的諒解與誠意，脫帽致謝。
名學生的學業有所衝突，如何解決，願在我退出的前提下，與領導協商可行方式，恪盡己任。
茲付附件之一，是去年北京外辦轉請本院外辦要我書寫的述職報告，經已呈交，因所涉不包括今年，故略作補充。附件之二《教條與功利》，是前年應本院研究所教改會議要求所寫，因寫在紐約休假期間，回國過了交稿期，迄未呈交，今原稿附上。附件之三《我對本院'學術評價體系報告'的意見》——這三份附件坦率陳述了我對教育體制與本院教學的質疑，謹願諸位對我請辭的理由有所了解。另有附件之四（近五年來學術活動的粗略報告）及附件之五（關於遺留問題），希請垂顧。
此報告，將同時呈交清華校方、外辦、人事辦各一份。我的職銜、工作、居留及醫療等證件，合同到期時將會上交，俾便註銷。目前借住的團結湖教工宿舍，其入住性質始終未獲解釋（參看附件之五），何時搬離，聽候指示。
再次衷心感謝學院對我的重用與信賴。我與自己的職稱實難匹配，深感慚愧。五年教學是我彌足珍貴的人生經驗，雖以請辭告終，但我對本院與教學的感情，恐怕比諸位所能了解的更深。
預先感謝院校領導予以批准。
此致
敬禮！
陳丹青
2004年10月15日
（2000年—2004年）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第四研究室
緣起
1999年歲闌，袁運甫老師、劉巨德老師給我越洋電話，告知工藝美院與清華大學合併，並代表院領導熱誠邀請我回國加盟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同時轉致老前輩張仃先生與吳冠中先生的歡迎之意。
2000年2月正式報到，清華園陳書記、美院王院長、張書記，及諸位副院長熱情接待，清華外辦陳紅老師，院外辦張主任、苗老師一周內攜我辦妥外籍人員駐京手續。此後人事關係歸屬外辦與人事處，年薪五萬，教學啟動費三十萬。
同時，學院在外事辦公室與我簽署了2000至2002年兩年任期的合約。 2002年春合同到期，續簽2002至2005年合約三年。
教學狀況
院校合併，是清華自1952年“院系調整”以來，全面恢復人文藝術學科的重要舉措。清華美院的成立，一時為八大高等美術學院所矚目。
到任不久，學院宣布開設美術專業博士生課程，此舉不但在國內美術教育是屬首創，在世界範圍同類專業中亦屬罕見。為此，學院於3月間成立四所純藝術教學研究室，分別由吳冠中、張仃、袁運甫諸位元老領銜，本人則主持第四研究室。吳、張、袁三位先生德高望重，育人無數。我初涉教學，尚無寸功，而學院予以破格，委此重任，唯慚愧銜命，鄭重其事。
本研究室研究方向，初定“當代架上繪畫研究”，前年易為“當代架上繪畫與圖像文化比較研究”。
5月，全國首屆藝術學院博士生招生在本院舉行，是本人第一次招生經驗。二十四位各地考生中，五名入圍，然因外語不過關而擱置。院方為支持本人首次招生計，經研究生院陳院長同意，以博士課程訪問學者名義，招入五位學生。
2001年，五位訪問學者完成博士論文選題，為轉為正式博士生，外語考試再度失敗，結業離校。
是年第二次博士生考試，全國共二十二名考生，正式錄取兩名博士生、訪問學者兩名。同年，首次接受研究生報考，約八人，無一通過兩課考試。
2002年，第三次博士生考試，二十名考生，正式錄取一名，並訪問學者三名。第二次研究生報考，約十九人，一名以業務最高分（90分）入圍，因外語政治各差一分，經向院校申請通融無效，未予錄取。
2003年，第四次博士生考試，考生十八名，正式錄取一名。第三次研究生報考，全國十九名考生，上年度同一考生仍以最高分入圍，再次因外語分數不過關，未能錄取。
截至目前，本研究室共兩名博士生畢業，兩名博士生在讀，2004年首次招入四名研究生。
本科生教學，則本人負責繪畫系各屆每學期素描課、油畫人體課各四周。另由教務處安排每學期開講四堂大課，每堂四小時，各系各專業同學均可選聽，每講滿員。 2001年至2004年，講題分別如下：
“歐美當代藝術比較”
“繪畫、影像與西方觀看傳統”
“架上繪畫與設計藝術的關係”
“世界範圍反現代化思潮與文化守成主義”
“藝術史與傳播史的關係”
“藝術贊助史與藝術功能史”
教學方法
人文藝術學科既有的學術行政化，越管越嚴，教學品質越來越可疑，此一體系雖便於管理，但與“人”，與“文化”，處處發生尖銳而深刻的衝突。
我不相信現行考試制度，不相信教學大綱，不相信目前的排課方式，不相信藝術學生的品質能以“課時”與“學分”算計——但我不得不服從規定——釋放個性，回到直覺，摒斥教條，遵循藝術規律，曾經是民國、“文革”前、改革開放初期等階段藝術教育取得顯著成果的歷史經驗。然而有目共睹：這些傳統與經驗在今日藝術教學中已經全面喪失。
我個人無法改變這一事實，唯在本研究室教學中，以“個案處理”的原則，根據每位同學個人情況的總和與細微的表現，在教學中務使知識面盡可能擴大，教學點盡可能具體。
這樣的教學難以體現在教案文本上，難以在工作總結中表述，在我奉命填寫的所有表格中，完全無法體現我的教學思想與教學後果。
藝術教學是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是具體而微、隨時隨地在每位學生、每個階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尋求當下的溝通、指涉、領悟。這一隨機的過程——而不是預定的程序——重視體驗與經驗，問題與可能性，激發好奇心與熱情，並以此檢驗學生的智能與品性：它開放給未知，落實為個人。
學院教育不是向上負責，而是對藝術、對學生個人負責。不幸的是，當今學院教育的通則與本質，是向上負責。
嚴格地說，我與每位學生不是師生關係，不是上下級關係，不是有知與無知的關係，而是盡可能真實面對藝術的雙方。這“雙方”以無休止的追問精神，探討畫布上、觀念上、感覺上，以至心理上的種種問題。那是一種共同實踐，彼此辯難的互動過程，它體現為不斷的交談，尋求啟示，提出問題，不求定論，有如禪家的公案，修行的細節。
它絕對不是量化的。分數、獎項、規章、表格，不是它的目的。它因人、因事、因問題而異。它追求教學的真實性，而不是程序化，它落實為個人品質的提升，而不是考試分數。因此，它在當前的教學體制中是困難的，孤立的，不討好的，無法被教條證實，難以體現為可比的成果。
遠溯希臘時期蘇格拉底式教育與詭辯派教育的衝突，前者重視知識與品格，後者重視權力與實用。可悲的是，目前文科教育的種種政策限定，決定了人文藝術教學赤裸裸的形式主義與功利主義。
我與現行教育體制抱有深刻的歧異。在人文藝術學科，人才是無法培養的，沒有人能夠誇耀並保證在學院中培養出真正的藝術家，但學院教育應該，也能夠達到這樣一種起碼的要求，即確立一位藝術學生葆蓄終生的品格，這品格，就是前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大師陳寅恪寫在七十年前的名句：“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招生與教學感想
自2000年任教以來，我的教學實踐及社會活動，大致有正面與負面兩類感觸，茲據實陳述如下：
正面——清華“長江計劃”，是新世紀中國教育改革的措施之一，魄力大，投入重，期望高。特聘教授多數是外籍華裔，屬改革開放後出國的中壯年專業人員，眼界開闊，知識結構大幅度更新，又大致是“文革”一代，兼具使命感、責任感、歷史感，及民族情懷，歸國投效，遠溯二十年前留學大潮，近收改革開放之效，今推想此舉，此其時也。
清華與工美合併，則體現國家在高等院校扶助拓展人文藝術、瞻望國際文化大勢的良苦用心。
就我個例而言，去國近二十載，國中文化形勢與文化環境，誠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在藝術創作及學術研究中，過去的政治箝制、狹隘的美學觀、單元的創作格局，大幅度改變。院方對我的教學不予干涉，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及時支持。而同事、同行與不同專業間的充分尊重，彼此寬容，以至對新學院教學規劃的共同熱情，都使我切實感受到改革開放在文藝領域及藝術學院內的深刻變化。
負面—在教學實踐中，我的困擾與無奈，來自國家現行教育體制及種種教條。其癥結，大致如下：
應試文化的深刻積弊，已有社會的長期共識，不多說。而考試制度中，尤以人文藝術學科的外語考試、政治考試，嚴重滯礙並扭曲藝術教育的品質與性質。前者無視人文藝術學科的教育規律與成才規律，既徒具形式，又有效地削弱藝術學生起碼的中文水準，觀諸歷屆落選博士碩士考生試卷，此舉已在事實上持續造成考生文化素質的直線下降。後者公然違背馬克思主義及鄧小平思想，對於清華大學兩大傳統，即“行勝於言”及陳寅恪提出的“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更是深刻的諷刺。
以上意見，我曾數次以書面及口頭方式，對院領導和清華書記、校長坦率直陳。以“兩課”分數作為首要取捨標準，學術尊嚴蕩然，人文藝術及其教育不可能具備起碼的前提，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實屬妄談。
由於此一政策的長期施行，人文藝術教育表面繁榮（如擴招、創收、增加學術科目、重視論文等等）而實則退步（如教師、學生素質持續減低，教學品質與學院信譽持續貶值），“有知識沒文化”，“有技能沒常識”，“有專業沒思想”，是目前藝術學生普遍狀況，事實上，新世紀藝術學生的整體水準，甚至不如“文革”時期。
而人文藝術教育的量化管理，集中反映出學術行政化帶來的後患。此亦北大近期決意實施改革的總背景，然而治標不治本：不施行，現狀難以突破，施行，則勢必重複歷次治標不治本的改革，形成更為盤根錯節的畸形教育結構。
本人不是教育學專家，以上感觸，來自教學第一線的實踐，而院中同事，俱抱同感。鑑於中國國情，鑑於人口基數與社會現實，現行政策有其不得不然之處，但人文與藝術將長期蒙受其弊。本人唯自知不能改變現狀於萬一，故聊作紙上空談，在教學工作中，則恪盡己能，維持現狀而已。
總結
我在學院的教學是有價值的，我因此認識到國家在改革開放後的新局面與新問題。我對教育體制的持續批評，出於對人文狀況的操切之心。我不願混飯吃，也不知道怎樣違背自己的性格。
這所學院讓我感到親切。我喜愛70年代出生的在校學生，他們甚至比我的孩子還年輕。我堅信他們是塑造未來的一代，因為青春理應勝過體制。
我對自己的教學，仍是“慚愧”二字。我在課外的大量時間無保留開放給本研究室，本系，以至其他專業的學生，並從中獲益匪淺。
我有幸作為一位本院的教師，在專業以外更廣泛的領域表達我對文化的認知，我知道，外界認同我乃因學院的聘用。這聘用的理由，或許因為我在域外的眼界，但我確定，這理由，還因為我雖然不是一位中國公民，但我是中國人。
中國人重世故。我的世故僅限於禮貌的層面，但我至今沒有學會在表格上，或按照教條指定的方式，陳述“成績”：那是對體制的確認，而不是對學術道德及其規律的確認。我今服務於這所學院的價值，以及我微乎其微的服務本身，遠不如這所學院選擇我的價值：這選擇證實了國家的良性變化，在這變化的戲劇性環節中，我願意充任一件可被暫時利用的小小的標本。
2003年10月寫成，2004年10月補正
歸國教學三年，承院方與同儕善待扶持，本人雖不勝任而能相處愉快。今國家富強，大環境空前良好，唯教育現狀與大環境差異甚鉅。走訪南北各校，兼以教學四期，初識國中當代藝術教育套路，其間有所為，有所難為，希望大，問題亦大，是故，每在會議桌上直陳所想，意見峻急，念院方雅量，以禮聽之。今遵囑書面議論教學端緒，試以“考試政策”為面，“本院教學”為點，陳述教育事業前所未有的“功利主義”與“教條主義”——我自知以下意見無非空談，故僅謂之為“感觸”而已。
春夏之交，永善老師與我被叫到校部開會，是清華前書記賀女士懇切聽取人文藝術學院意見陳述。我僅提一條：“兩課”考試制傷害人文藝術教育甚鉅，不廢不改，“人文藝術”一詞，形同虛設。我對賀書記說：清華的傳統與精神，一則，是中央草坪“行勝於言”碑，一則，乃王國維自沉紀念碑後陳寅恪所撰“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是也。今全國大學生必須人人過關的所謂“政治考試”，是對清華歷史的莫大諷刺與背逆。
“政治考試”置人格品德於不顧，其後果，僅述極端個案，即發生清華高才生以化學藥水攻擊動物園狗熊奇案。此案雖屬例外，然為清華九十年所無有。該生學業優良，必通過“政治考試”，但不知怎樣“做人”——“教育”而一至於此，尚復何言。
據《北京青年報》載，國家決定以西城區小學做試點，廢除“政治”課（據此而知，連小學生也要學“政治”），改以“品德”取試見教，此正本清源之舉，善莫大矣。大學考試怎麼辦？具體意見，
我已在本院“教學前瞻”會議發言稿有所闡述。要之，大學是葆蓄人文傳統，承續文化命脈的場所，此乃常識。故政治考試不廢，中國人文藝術教育無非擺設，休想躋身世界一流大學。
再就是人文藝術學科的外語考試制。去年我已在上海《藝術世界》為文細數其謬，痛陳其弊，若學院同意，願再發表。要言之：一、藝術學生掌握外語有益國際交流者，純屬神話。二、今日大學生國文水準每況愈下，思之令人驚心，今欲起救，追之晚矣。蓋國文者，國之文化命脈所繫，國文不通，學生知識水準、文化修養、人格品質必混沌衰蔽，國文不良，則外語也必不良，此亦常識而已，我考試政策而竟公然罔顧之。
但我深知“國情”淵源，非如此，難以維持局面，故“兩課”緊箍咒的實質，乃是“權力”，不是“知識”，更不是“教育”。茲將當今教育體制種種表面文章與嚴格措施刪繁就簡，不過四句話：
將小孩當大人管，將大人當小孩管。
簡單的事情複雜化，複雜的事情簡單化。
三年來，我同全體學生一樣，唯屈從而已，不是所謂“責任教授”，因無教育之責可負——我對所有考生只關照一句話：好好準備“政治”與“外語”，餘皆次要。至於“振興人文傳統”、“開拓知識結構”、“與國際接軌”、“不拘一格培養人才”云云，實屬夢囈，我不相信。
另一考試怪圈緣自中國當代美術教育史，實亦無以復加的教條主義，即千人一面的“素描考試”。因“前瞻性”會議發言已詳談，不贅。幸本院領導似有考慮之意，唯靜待試行新的考試方法。
本院教學
工藝美院有自己光榮的歷史。合併而轉型，院方殫精竭慮，實有諸多大為難在，因領導同樣受制於教育部條條框框，又須迎對社會巨變帶來的重重問題，今僅就本院上下關心的教學現狀，撮要議論三點：教學品質、學院氣氛、繪畫系前途。
教學品質——“文革”前及80年代，工美人才輩出，有目共睹。 90年代迄今，全國藝術學院教學品質持續下降，此也有目共睹，實非工美一家為然，其中或有以下原委可資探討：
一、藝術學生向以才具高低為取捨，招生失利，餘皆被動。十年來社會價值觀丕變，生源品質日見蕪雜，晚近教條盛行，招生過程已成“汰優”之勢，而招生政策猶如雪上加霜，催之惡化也。
二、工美為歷史所囿，教學務求其“實用”，以合併後辦學新要求看，遂有教學品質褊狹滯後之虞。
三、藝術與設計教學為90年代全社會商品經濟意識所裹挾，學生普遍心態是圖實利，謀職業，學風學業轉趨庸俗化，實用化。
四、對外開放愈廣愈速，西方訊息大量湧入，技藝、觀念、媒材、功能，均非昔時，而藝術教育的歷史包袱一時難卸，新舊交作，自不免應對失據，教學中的整體知識結構亦必失衡。
五、世界範圍大趨勢，乃科技主義實用主義壓抑人文主義理想主義，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科技至上”的國家功利主義因之尤急、尤偏、尤甚。人文藝術及其教育於今日國情僅屬裝點門面，怠無實質可言，此狀，為五四運動近百年來所僅見。
六、功利心態勢成主流，學術腐敗弄虛作假乃為常態。其後果，是有效扭曲教育功能，持續敗壞學術道德，動搖學院的超然立場，其形態，是教育界權力遊戲潛規則與龐大行政勢力網。
七、教育產業化，必致學院公司化。此為大勢，無可厚非。然在教育宗旨與學院經營、人文理想與經濟效益之間，必起深刻衝突，就現狀看，問題叢生，後果堪虞。
八、或因以上諸因，遂有管理考核教育者及受教育者的種種政令教條出籠，繁複嚴厲，不假情面，看似“對症下藥”，無奈我“國情”者實乃“藥”、“症”同體，循環助長，幾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勢。此一悖論與怪圈，亦見於藝術教育，因其規律在“藥、症”之間橫遭偷換，兼以強扭硬掰，前述“外語考試”看似冠冕堂皇，實則粗暴侵害人文藝術教育者，即其一端。
以上，僅第二點受限於本院歷史，合併後理應樂觀，徐圖改善，而一、三、四、五、六、七點，悉因社會大勢使然，第八點自上而下，莫可奈何也。
要之，當今學院是產業，教職是飯碗，凡此種種，均與學問之道無涉，人文狀況魂魄離失，偽學術當道，乃屬必然，所謂“教學品質”，說句實話：要保持工美原有水準於不墜，誠屬不易，想要更好，短期內既不可能，也不現實。
近期教改種種“藥方”，如聘用制、學分制、廢除畫種專業、增添選修課目等等，均移自西方先進經驗。然實行易，見效難，因西方體制背後的深層結構——學術自主、教育私立、市場機制等——中國無一具備，僅片面引進“教條”，一相情願強求，遂不免效顰畫虎，兩皆不似。而國中前五十年文化斷層、教育滯後、行政結構尾大不掉、知識儲備淺薄寡陋等歷史包袱，並無本質改換，兼以前述“藥、症”同體之效，諸般教條如急火猛藥，過猶不及，尤添病源，以致原本針對現實的政策，嚴重脫離現實，甚至惡化現實，連國中藝術教育本來那點可憐的經驗亦告涸竭見底，就我所知，自然科學教育現狀同樣弊端百出，其內情，誠不足為外人道也。
對照國家大勢，以上狀況或許是轉型期必須付出的痛苦代價。是故，當代藝術學院承受著學院本身難以承受的難局，要維繫教育宗旨及文化藝術的雙重純度，本院自身的操守與掙扎，其效甚微，
實有待於全社會的轉型過程，逐步改良，逐漸完善——平心而論，本院未見公然的腐敗混亂，可謂氣象澄清。而合併後本應佔盡優勢，然教學局面何以迄今滯悶難開？
就本院現狀看，校內與社會的整體文化資源，兩皆窘迫——我們究竟側重“專業技藝”的傳授？還是更新觀念、拓展視野、使學生更其博識？觀今之教學，以上二者，無論是有所兼顧還是有所偏重，均不得要領——此題甚大，故長話不能短說。要之：教條與教改所期望者，懸之過高，既迫於文化大勢，又昧於文化大勢。此亦非工美一家為然。新世紀藝術教學的大是非大方向，各校主事者均難出以鮮明的闡發，宏觀的把握，唯競相改善硬件，擴招創收，取其表面繁華與經濟實效而已——故清華校長梅先生名言“大學之謂非大樓也，乃有大師之謂也”，而今日大學唯大樓競起，“建設”遙遙領先於“教學”，其品質的“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早已是公認的事態。
鑑於此，唯一可資點綴門面的權宜之計，即抓緊“尖子”的培養。然進入21世紀的中國藝術學院，藝術的地位卻易主為賓，不倫不類：本院規矩，是“兩課”成績差之一分也必拒絕，表格則公然以“兩課”分數居首，業務為最次要。本末倒置一至於此，豈非咄咄怪事？教學則以填表與量化為指歸，罔顧學術，形同兒戲，而詢之周圍，見怪不怪——反觀人文藝術教育百年曆史，感慨多端：文化得勢，即亂世也人才輩出（如軍閥時期之北大清華，抗戰時期之西南聯大，甚至院校關閉的“文革”期間），若教條橫行，則盛世也學風蕩然（如90年代迄今）。昔“國學研究院”梁王陳趙諸先賢，昔創建中美浙美徐悲鴻、林風眠諸大師，若其親臨視看，諒必啼笑皆非。
無奈今日是急功近利的時代，是推行量化不問品質的時代。學分便於劃一，管理是為實用，教學核算利潤，學府等同公司。凡此種種雖與文化藝術皆反其道，但確乎適應人口眾多素質低下等教育國情。故每須提醒自己：認清現實，體念當局苦衷——職稱、換屆、住房、薪資、解聘、查崗等等才是切實的校務，成績便於上報、關係必須平衡、學生不能出事、教育不能出格，方為辦學的底線。至於培養人才之謂，純屬葉公好龍，殊不可當真是也。
此所以當今藝術學院不再激揚文化，帶動風潮——後“文革”之初，誠工美黃金時段，人才遍於全國，影響延十數年之久。 90年代以來，中國有活力的藝術均在體制之外，偶出人才，其模式也必牆內開花，牆外結果：校園教條捆綁，豈可與校外生機社會大勢相較量。文化規律者，柔弱而剛強，教條可使藝術憔悴，而形勢可使教條黯然——奈何形者勢者，今不在學院矣。
學院氣氛——教學品質與學院氣氛互為因果，以上諸因，必致藝術氣氛欲振乏力。仍以本院為例，尚可從理工與藝術，行政與教學，學院與學生三組關係扼要議論之：
一、“藝術教學”與“理工模式”的深刻衝突，全國同業恐怕以本院為最尖銳，其狀甚多，茲不一一。昔有“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之嘆，今則文科“秀才”面對理科“秀才”，學術地位久居其下，“理屈”而“辭卑”，彼一“內行”支配此一“內行”，其狀，猶較“外行領導內行”更其乖謬荒誕，誠“教育國情”一大奇觀也。然前有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卓然獨立，足可緬懷，今有清華園體育教學的另類政策，足資借鑒——今日體育健兒的體能與政治價值，遠遠高於藝術家的心靈與精神價值——然據我所知，清華園領導始終理解並呼喚藝術教學的特殊性規律性，關鍵看本院決策。本院與清華固然是上下級行政關係，然理工與藝術是領導被領導關係還是平行的文化關係？此二者不清不明，何“氣氛”之有？
二、為貫徹前述教條，各校“管理”重於“專業”，“行政”支配“教學”，如此主從易位，則“行政管理”井然有序，“教學氣氛”自亦低抑徘徊——我的教學體驗，是“藝術主張”未遇任何干涉，尚稱主動，“教學程序”則處處聽命於指令，步步被動——教師尚且被動，學生可想而知，何“氣氛”之有？
三、學校的主人，學生也。學生活躍，則氣氛活躍，反之亦然。就我所見，本院學生在教學中始終是缺席者，沉默者，唯考試交錢，順應教條而已。如前述，社會的功利觀，應試文化的惡性循環，加上管理教條節節收緊，已長期磨損大學生的朝氣、銳氣、志氣與青春活力，當今藝術學生精神、心理，乃至智能，普遍壓抑被動，而其集體性格是實用主義與機會主義。本院因實用美術的長期歷史，藝術氛圍原已匱乏，今受制於前述劣勢，所謂“氣氛”者，更是何從談起。
平心而論，本院上下對此均有認識，決意起衰振弊，開會不斷，然莫不止於書面與桌面。時代不同了。五六十年代深植人心的理想主義與獻身精神，80年代全國上下的思考熱潮與知識渴求，均使藝術院校教學氣氛興盛於一時。以文化形態學論，相對“瘋狂”的“革命”時代，有惠於藝術，相對“理性”的“秩序”時代，有損於藝術。此中得失，或在國家轉型與人文藝術之間難以兼顧，難以平衡。我對此現象，遠程內抱以有限樂觀，其近程與現狀，則十二分悲觀。
繪畫系前途——工美易名，乃“純藝術教學”在本院開新紀元之始。此亦遠程內可持有限樂觀之舉。然觀以近程，合併後的純藝術教學遠不及預期。具體說來，也有三點可資議論：
其一，易名易，易性難。本院繪畫系師生佔全院極少數，而工美辦學思維慣性，一時難易，兼以本院教程單方面模擬“清華模式”，繪畫系尚屬草創，即為種種教條抑制阻難，進退失據，莫知所從。去年制定人體課程唯准許一周兩天，為全國繪畫教學史所無，各校詫怪而傳為笑談，雖即改動，然前述思維慣性宛然俱在。是故，繪畫系之開闢僅屬添一科目，對外有“清華”大牌，看似強項，對內則名不副實，十足弱項，與其他科系、其他學院相較，差異顯著。
其二，上述情形猶在情理之中，有待漸變，而被強行納入“清華模式”的純繪畫教學自必先天不良後天失調，更兼中美、國美等名校優勢，高品質生源原已稀缺難求，即便來者有意，十九為“清華模式”儼然拒絕，令人望而卻步。而院校雙方唯以核對“兩課”分數為能事，誠不知所期者何？蓋清華向以不拘一格拔取“專才”為能事，何以新納美院，本意乃扶持純藝術教學，而竟出此下策？如此，追趕“世界一流”純屬說夢，即敬陪京都藝術院校之末座，也難上加難。
其三，歸根結底，所謂“純藝術”者，從概念到形態，日新月異，變化劇烈，在今日世界文化大局中正處於空前融會交叉的曖昧狀態。 “藝術教育”更無現成固定的指歸與標高，茲事體大，不及詳說，可說者，是應趕緊全方位解放思想，放手教學，以“無為而治”治之，始為上上策。而本院虛擬之“清華模式”，皆反其道，所訂教學大綱及課程設置，掛學術之名，行行政之實，徒以名目繁多為快事，誠“偽學術”伎倆是也。
要之，繪畫系教學是本院最為脆弱而扭曲的一環，假以年月，或許有所改觀，然而大勢不等人，教條不饒人，吾等教學，目前唯和尚敲鐘而已。
結語
說破其事：工美之於清華，擺設也；繪畫系之於工美，猶擺設之擺設也。清華美意，本院苦心，眾人固然領會，本人理應沉默，上焉者超然，下焉者混事。唯無功受祿，中心慚愧，兼受理想年代教育，耿介成性，實在不會敷衍。今決意不做應景之談，專從問題處著筆。三年來違心聽從教條擺佈，無異做戲。目前心情，適可以兩句話作結，謹供上下左右一笑：
敬功利遠之，恪盡己能。
與教條共舞，維持現狀。
2002年9月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