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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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作者
的作者自稱“花也憐儂”，他的歷史我們起先都不知道。
蔣瑞藻先生的《小說考證》卷八引《譚瀛室筆記》說：
作者為松江韓君子云。韓為人風流蘊藉，善弈棋，兼有阿芙蓉癖；旅居滬上甚久，曾充報館編輯之職。所得筆墨之資悉揮霍於花叢。閱歷既深，此中狐媚伎倆洞燭無遺，筆意又足以達之。 ……
《小說考證》出版於民國九年，從此以後，我們又無從打聽韓子云的歷史了。
民國十一年，上海清華書局重排的出版，有許廑父先生的序，中有云：
……或曰松江韓太痴所著也。韓初業幕，以伉直不合時宜，中年後乃匿身海上，以詩酒自娛。既而病窮，……於是乎有之作。
這段話太浮泛了，使人不能相信。所以我去年想做《〈海上花〉序》時，便打定主意另尋可靠的材料。
我先問陳陶遺先生，託他向松江同鄉中訪問韓子云的歷史。陶遺先生不久就做了江蘇省長；在他往南京就職之前，他來回复我，說韓子云的事實一時訪不著，但他知道孫玉聲先生（海上漱石生）和韓君認識，也許他能供給我一點材料。我正想去訪問孫先生，恰巧他的《退醒廬筆記》出版了。我第一天見了廣告，便去買來看；果然在《筆記》下卷（頁12）尋得“海上花列傳”一條：雲間韓子云明經，別篆太仙，博雅能文，自成一家言，不屑旁人門戶。嘗主《申報》筆政，自署曰大一山人，太仙二字之拆字格也。辛卯（189）秋應試北闈，餘識之於大蔣家胡同松江會館，一見有若舊識。場後南旋，同乘招商局海定輪船，長途無俚，出其著而未竣之小說稿相示，顏曰《花園春秋》，回目已得二十有四，書則僅成其半。時余正撰《海上繁華夢》初集，已成二十一回；舟中乃易稿互讀，喜此二書異途同歸，相顧欣賞不置。惟韓謂《花國春秋》之名不甚愜意，擬改為。而餘則謂此書通體皆操吳語，恐閱者不甚了了；且吳語中有音無字之字甚多，下筆時殊費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話為佳。乃韓言：“曹雪芹撰皆操京語，我書安見不可以操吳語？”並指稿中有音無字之■■諸字，謂雖出自臆造，然當日倉頡造字，度亦以意為之。文人遊戲三昧，更何妨自我作古，得以生面別開？ ”餘知其不可諫，斯勿複語。逮至兩書相繼出版，韓書已易名曰，而吳語則悉仍其舊，致客省人幾難卒讀，遂令絕好筆墨竟不獲風行於時。而《繁華夢》則年必再版，所銷已不知幾十萬冊。於以慨韓君之欲以吳語著書，獨樹一幟，當日實為大誤。蓋吳語限於一隅，非若京語之到處流行，人人暢曉，故不可與並論也。
我看了這一段，便寫信給孫玉聲先生，請問幾個問題：（1）韓子云的“考名”是什麼？
（2）生卒的時代？
（3）他的其他事蹟？
孫先生回信說這幾個問題他都不能回答；但他允許我托松江的朋友代為調查。
直到今年二月初，孫玉聲先生親自來看我，帶來《小時報》一張，有“松江顛公”的一條《懶窩隨筆》；題為“海上花列傳之著作者”。據孫先生說，他也不知道這位“松江顛公”是誰；他託了松江金劍華先生去訪問，結果便是這篇長文。孫先生又說，松江雷君曜先生（瑨）從前作報館文字時署名“顛”字，大概這位顛公就是他。
顛公說：
……作者自署為“花也憐儂”，因當時風氣未開，小說家身價不如今日之尊貴，故不願使世人知真實姓名，特仿元次山“漫郎聱叟”之例，隨意署一別號。自來小說家固無不如此也。
按作者之真姓名為韓邦慶，字子云，別號太仙，又自署大一山人，即太仙二字之拆字格也。籍隸舊松江府屬之婁縣。本生父韓宗文，字六一，清咸豐戊午（1858）科順天榜舉人，素負文譽，官刑部主事。作者自幼隨父宦遊京師，資質極聰慧，讀書別有神悟。及長，南旋，應童試，入婁庫為諸生。越歲，食廩餼，時年甫二十餘也，屢應秋試，不獲售。嚐一試北闈，仍鎩羽而歸。
自此遂淡於功名。為人瀟灑絕俗，家境雖寒素，然從不重視“阿堵物”；彈琴賦詩，恰如也。
尤精於弈；與知友楸枰相對，氣宇閒雅；偶下一子，必精警出人意表。至今松人之談善弈者，猶必數作者為能品雲。
作者常年旅居滬瀆，與《申報》主筆錢忻伯、何桂笙諸人暨滬上諸名士互以詩唱酬；亦嘗擔任《申報》撰著。顧性落拓不耐拘束，除偶作論說外，若瑣碎繁冗之編輯，掉頭不屑也。與某校書最暱，常日匿居其妝閣中。興之所至，拾殘紙禿筆，一揮萬言。蓋是書即屬稿於此時。
初為半月刊，遇朔望發行。每次刊本書一回，餘為短篇小說及燈謎酒令諧體詩文等（適按：此語不很確，說詳後）。承印者為點石齋書局，繪圖甚精，字亦工整明朗。按其體裁，殆即現今各小說雜誌之先河。惜彼時小說風氣未盡開，購閱者鮮，又以出版屢屢愆期，尤不為閱者所喜。
銷路平平，實由於此。或謂書中純用蘇白，吳儂軟語，他省人未能盡解，以致不為普通閱者所歡迎，此猶非洞見癥結之論也。 （適按：此指《退醒廬筆記》之說）
書共六十四回，印全未久，作者即赴召玉樓，壽僅三十有九。歿後詩文雜著散失無存，聞者無不惜之。妻嚴氏，生一子，三歲即夭折；遂無嗣。一女字童芬，嫁聶姓，今亦夫婦雙亡。
惟嚴氏現猶健在，年已七十有五，蓋長作者五歲雲。 ……
據顛公的記載，韓子云的夫人嚴氏去年（舊曆乙丑）已七十五歲；我們可以推算她生於咸豐辛亥（1851）。韓子云比她少五歲，生於咸豐丙辰（1856）。
他死時年僅三十九歲，當在光緒甲午（1894）。初出在光緒壬辰（1892）；六十四回本出全時有自序一篇，題“光緒甲午孟春”。作者即死在這一年，與顛公說的“印全未久，即赴召玉樓”的話正相符合。
過了幾個月，《時報》（四月廿二日）又登出一條《懶窩隨筆》，題為“太仙漫稿”，其中也有許多可以補充前文的材料。我們把此條的前半段也
轉載在這裡：
小說之著作者韓子云君，前已略述其梗概。某君與韓為文字交，茲又談其軼事雲：君小名三慶，及應童試，即以慶為名，嗣又改名奇。幼時從同邑蔡藹雲先生習制舉業，為詩文聰慧絕倫。入泮時詩題為“春城無處不飛花”。所作試帖微妙清靈，藝林傳誦。逾年應歲試，文題為“不可以作巫醫”，通篇系遊戲筆墨，見者驚其用筆之神妙，而深慮不中程式。
學使者愛其才，案發，列一等，食餼於庠。君性落拓，年未弱冠，已染煙霞癖。家貧不能傭僕役，惟一婢名雅蘭，朝夕給使令而已。時有父執謝某，官於豫省，知君家況清寒，特函招入幕。
在豫數年，主賓相得。某歲秋闈，辭居停，由豫入都，應順天鄉試。時攜有短篇小說及雜作兩冊，署曰《太仙漫稿》。小說筆意略近《聊齋》，而詼詭奇誕，又類似莊列之寓言。都中同人皆嘖嘖歎賞，譽為奇才。是年榜發，不得售，乃鎩羽而歸。君生性疏懶，凡有著述，隨手散棄。
今此二冊，不知流落何所矣。稿末附有酒令燈謎等雜作，無不俊妙，郡人士至今猶能道之。
二替作者辯誣
關於韓子云的歷史，我們只有這些可靠的材料。此外便是揣測之詞了。
這些揣測之詞，本不足辯；但內中有一種傳聞，不但很誣衊作者的人格，並且傷損的價值，我們不可以輕輕放過。這種傳聞說：書中趙樸齋以無賴得志，擁貲鉅萬。方墜落時，致鬻其妹於青樓中，作者嘗救濟之雲。會其盛時，作者僑居窘苦，向借百金，不可得，故憤而作此以譏之也。然觀其所刺褒瑕瑜，常有大於趙某者焉。然此書卒厄於趙，揮巨金，盡購而焚之。後人畏事，未敢翻刊。 ……（清華排本的許廑父序）
魯迅先生的也引有一種傳說。他說：書中人物亦多實有，而悉隱其真姓名，惟不為趙樸齋諱。相傳趙本作者摯友，時濟以金，久而厭絕，韓遂撰此書以謗之。印賣至第二十八回，趙急致重賂，始輟筆，而書已風行。已而趙死，乃續作貿利，且放筆至寫其妹為倡雲。 （頁309）
我們試比較這兩條，便可斷定這種傳聞是隨意捏造的了。前一條說趙樸齋揮金盡買此書而焚之，是全書出版時趙尚未死。後一條說趙死之後，作者乃續作全書。這是一大矛盾。前條說作者曾救濟趙氏，後條說趙氏時救濟作者。
這是二大矛盾。前條說趙樸齋之妹實曾為倡；後條說作者“放筆至寫其妹為倡”，是她實不曾為倡而作者誣她為倡。這是三大矛盾。 ——這些矛盾之處，都可以教我們明白這種傳說是出於揣測臆造。譬如漢人講，你造一說，他造一說，都自誇有師傳；但我們試把齊魯韓毛四家的說法排列在一塊，看他們相互矛盾的可笑，便可以明白他們全是臆造的了。
我這樣的斷案也許不能叫人心服，且讓我從積極方面提出證據來給韓子云辯誣。韓子云在光緒辛卯年（1891）北上應順天鄉試，與孫玉聲先生同行南歸。他那時不是一個窮極無賴靠敲竹槓度日的人，有孫先生可作證。那時他的已有二十四回的稿子了。次年壬辰（1892）二月，的第一、第二回就出版了。我們明白這一層事實，便知道韓子云決不至於為了借一百塊錢不成而做一部二十五萬字的書來報仇的。
況且初出在壬辰二月，到壬辰十月出到第二十八回，方才停版，改出單行石印本。單行的全部六十四回本出版在光緒甲午（1894）年正月，距離停版之時，僅十四個月。寫印一部二十五萬字的大書要費多少時間？
中間那有因得了“重賂”而輟筆的時候？懂得了這一層事實，更可以明白“印賣至第二十八回，趙急致重賂，始輟筆；……趙死乃續作貿利”的話全是無根據的誣衊了。
其實這種誣衊的話頭，很容易看出破綻。許廑父的序裡也說：然觀其所刺褒瑕瑜，常有大於趙某者焉。
魯迅也說：
然二寶淪落，實作者豫定之局。 （頁309）
這都是從本書裡尋出的證據。許君所說，尤為有理。寫趙樸齋不過寫他冥頑麻木而已，並沒有什麼過分的貶詞。最厲害的地方如寫趙二寶決計做妓女的時候，樸齋自取紅箋，親筆寫了“趙二寶寓”四個大字，粘在門首。 （第三十五回）
又如趙二寶一落堂子，生意興隆，接二連三的碰和吃酒，做得十分興頭。趙樸齋也趾高氣揚，安心樂業。 （同上回）
這不過是有意描寫一個渾沌沒有感覺的人，把開堂子只看作一件尋常吃飯事業，不覺得什麼羞恥。天地間自有這一種糊塗人，作者不過據實描寫罷了。
造謠言的人，神經過敏，偏要妄想趙樸齋是“作者摯友”，“擁貲鉅萬”，——這是造謠的人自己的幻想，與作者無關。作者寫的是一個開堂子的老闆的歷史：這一點我們須要認清楚了，然後可以了解作者描寫趙樸齋真是“平淡而近自然”，恰到好處。若上了造謠言的人的當，誤認趙樸齋是作者的摯友或仇家，那就像張惠言、周濟一班腐儒向晚唐五代的艷詞裡去尋求“微言大義”一般，永遠走入魔道，永遠不能了解好文學了。
聰明的讀者！請你們把謠言丟開，把成見撇開，跟我來重讀這一部很有文學風趣的小說。
這部書決不是一部謗書，決不是一部敲竹槓的書。韓子云就是熟悉上海娼妓情形的人；顛公說他“與某校書最暱，常日匿居其妝閣中”。他天天住在堂子裡，所以能實地觀察堂子裡的情形，所以能描寫的那樣深刻真切。他知道趙二寶（不管她的真姓名是什麼）一家的人物歷史最清楚詳細，所以這部書雖採用合卷體，卻不能不用“趙氏世家”做個大格局。這部書用趙樸齋做開場，用趙二寶做收場，不但帶寫了洪氏姊弟，連趙樸齋的老婆阿巧在第二回裡也就出現了。我們試仔細看這一大篇《趙氏家傳》，便可以看出作者對於趙氏一家，只忠實地敘述他們的演變歷史，忠實地描寫他們的個性區別，並沒有存心毀謗他們的意思。豈但不毀謗他們，作者處處都哀憐他們，寬恕他們，很忠厚地描寫他們一家都太老實了，太忠厚了，簡直不配吃堂子飯。
作者的意思好像是說：這碗堂子飯只有黃翠鳳黃二姐周蘭一班人還配吃，趙二寶的一家門都是不配做這行生意的。洪氏是一個渾沌的鄉下老太婆，決不配做老鴇。趙樸齋太渾沌無能了，正如吳松橋說的，“俚要做生意！耐看陸裡一樣生意末俚會做嘎？”阿巧也是一個老實人，客人同她“噪”，她就要哭；作者在第二十三回裡出力描寫阿巧太忠厚了，太古板了，不配做大姐，更不配做堂子的老闆娘。其中趙二寶比較最能幹；但她也太老實了，太忠厚了，所以處處上當。她最初上了施瑞生的當，遂致流落為娼妓。後來她遇著史三公子，感覺了一種真切的戀愛，決計要嫁他。史三公子走時，她局帳都不讓他開銷；自己還去借了幾千塊錢的債，置辦四季嫁衣，閉門謝客，安心等候做正太太了。史三公子一去不回，趙樸齋趕到南京打聽之後，始知他已負心另娶妻子了。趙二寶氣的倒跌在地，不省人事；然而她睡在床上，還只回想“史三公子……如何契合情投，……如何性兒浹洽，意兒溫存。”（第六十二回）後來她為債務所逼迫，不得已重做生意，——只落得她的親娘舅洪善卿鼓掌大笑！ （六十二回末）二寶剛做生意，便受“賴頭黿”的蹂躪。
她在她母親的病床前，“樸齋隅坐執燭，二寶手執藥碗，用小茶匙餵與洪氏，”
樓上賴三公子一時性發，把“滿房間粗細軟硬，大小貴賤，”都打的精光。
二寶受了這樣大劫之後，思來想去，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暗暗哭泣了半日，覺得胸口隱痛，兩腿作酸，踅向煙榻，倒身偃臥。
她入夢了。她夢見史三公子做了揚州知府，差人來接太太上任；她夢見她母親洪氏頭戴鳳冠，身穿霞帔，笑嘻嘻叫聲“二寶”，說道：“我說三公子個人陸裡會差！故歇阿是來請倪哉！”
這個時候，二寶心頭的千言萬語，擠作了一句話。她只說道：無娒，倪到仔三公子屋裡，先起頭事體，覅去說起。
這十九個字，字字是血，是淚，真有古人說的“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的風格！這部也就此結束了。
聰明的讀者，你們請看，這一大篇《趙氏家傳》是不是敲竹槓的書？做出這樣“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的絕妙文章的韓子云先生是不是做書敲竹槓報私仇的人？
三《海上奇書》
去年十月底，我同高夢旦先生、鄭振鐸先生去遊南京。振鐸天天去逛舊書攤，尋得了不少舊版的小說。有一天他跑回旅館，高興的很，說：“我找到了一部寶貝了！”我們看時，原來他買得了一部《海上奇書》。這部《海上奇書》是一種有定期的“繡像小說”，它的第一期的封面上印著：光緒壬辰二月朔日，每本定價一角。申報館代售。第一期《海上奇書》三種合編目錄：《太仙漫稿》○《陶伷妖夢記》自一圖至八圖，此稿未完。 ○第一回趙樸齋咸瓜街訪舅；洪善卿聚秀堂做媒。
第二回小伙子裝煙空一笑；清倌[人]吃酒枉相譏。
《臥遊集》○霽園主人《海市》□林嗣環
《海上奇書》共出了十四期，出到第二十八回。先是每月初一，十五，各出一期的；到第十期以後，改為每月初一日出一期，直到壬辰（1892）十月朔日以後才停刊。
這三種書之中，《臥遊集》專收集前人記遠方風物的小品文字，我們可以不談。 《太仙漫稿》是作者用古文做的短篇小說，其中很多狂怪的見解，可以表現作者的文學天才的一方面，所以我們把它們重鈔付印，附在這部的後面，作一個附錄。二十八回即是此書的最初版本，甚可寶貴。每回有兩幅圖，技術不很好，卻也可以考見當時的服飾風尚。文字上也有可以校正現行各本的地方，汪原放君已細細校過了。最可注意的是作者自己的濃圈；凡一回中的精彩地方，作者自己都用濃圈標出。這些符號至少可以使我們明了作者自己最得意或最用氣力的字句。我們因此可以領會作者的文學欣賞力。
但最可寶貴的是《海上奇書》保存的《海上花列傳例言》。每一期的封面後幅上，印有一條例言。這些例言。我們已抄出印在這書的前面了。其中很多可以注意的。如雲：全書筆法自謂從脫化出來，惟穿插藏閃之法則為從來說部所未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連起十餘波，忽東忽西，忽南忽北；隨手敘來，並無一事完全，卻並無一絲掛漏；閱之覺其背面無文字處尚有許多文字，雖未明明敘出，而可以意會得之：此穿插之法也。
劈空而來，使閱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緣故，急欲觀後文，而後文又舍而敘他事矣；及他事敘畢，再敘明其緣故，而其緣故仍未盡明；直至全體盡露，乃知前文所敘並無半個閒字：此藏閃之法也。
這是作者自寫他的技術。作者自己說全書筆法是從脫化出來的。
“脫化”兩個字用的好，因為的結構實在遠勝於，可以說是脫化，而不可說是模仿。是一段一段的記載，沒有一個鳥瞰的佈局，所以前半說的是一班人，後半說的另是一班人，——並且我們可以說，每一個大段落都可以截作一個短篇故事，自成一個片段，與前文後文沒有必然的關係。所以里並沒有什麼“穿插”
與“藏閃”的筆法。便不同了。作者大概先有一個全局在腦中，所以能從容佈置，把幾個小故事都折疊在一塊，東穿一段，西插一段，或藏或露，指揮自如。所以我們可以說，在結構的方面，遠勝於；只是一串短故事，沒有什麼組織；也只是一串短故事，卻有一個綜合的組織。
然而許多不相干的故事——甲客與乙妓，丙客與丁妓，戊客與己妓……
的故事——究竟不能有真正的、自然的組織。怎麼辦呢？只有用作者所謂“穿插，藏閃”之法了。這部書叫做，命名之中就表示這書是一種“合傳”。這個體裁起於《史記》；但在《史記》裡，這個合傳體已有了優劣之分。如《滑稽列傳》每段之末用“其後若干年，某國有某人”一句作結合的關鍵，這是很不自然的牽合。如《魏其武安侯列傳》全靠事實本身的連絡，時分時合，便自然成一篇合傳。這種地方應該給後人一種教訓：凡一個故事裡的人物可以合傳；幾個不同的故事裡的人物不可以合傳。竇嬰、田蚡、灌夫可以合傳，但淳于髠、優孟、優旃只可以“彙編”在一塊，而不可以合傳。只是一種“儒林故事的彙編”，而不能算作有自然連絡的合傳。稍好一點，因為其中的主要人物彼此都有點關係；然而有幾個人——例如盧俊義——已是很勉強的了。的人物各有各的故事，本身並沒有什麼關係，本不能合傳，故作者不能不煞費苦心，把許多故事打通，折疊在一塊，讓這幾個故事同時進行，同時發展。主腦的故事是趙樸齋兄妹的歷史，從趙樸齋跌跤起，至趙二寶做夢止。其中插入羅子富與黃翠鳳的故事，王蓮生與張蕙貞、沈小紅的故事，陶玉甫與李漱芳、李浣芳的故事，朱淑人與周雙玉的故事，此外還有無數小故事。作者不願學那樣先敘完一事，然後再敘二事，所以他改用“穿插，藏閃”之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閱者“急欲觀後文，而後文又舍而敘他事矣”。
其中牽線的人物，前半是洪善卿，後半是齊韻叟。這是一種文學技術上的試驗，要試試幾個不相干的故事裡的人物是否可以合傳。所謂“穿插，藏閃”
的筆法，不過是實行這種試驗的一種方法。至於這個方法是否成功，這卻要讀者自己去評判。看慣了西洋那種格局單一的小說的人，也許要嫌這種“折疊式”的格局有點牽強，有點不自然。反過來說，看慣了和《九尾龜》那一類毫無格局的小說的人，也許能賞識是一部很有組織的書。至少我們對於作者這樣自覺地作文學技術上的試驗，是應該十分錶敬意的。
《例言》另一條說：
合傳之體有三難。一曰無雷同：一書百十人，其性情言語面目行為，此與彼稍有相仿，即是雷同。一曰無矛盾：一人而前後數見，前與後稍有不符，即是矛盾。一曰無掛漏：寫一人而無結局，掛漏也；敘一事而無收場，亦掛漏也。知是三者，而後可與言說部。
這三難之中，第三項並不重要，可以不論。第一、第二兩項即是我們現在所謂“個性的描寫”。彼與此無雷同，是個性的區別；前與後無矛盾，是個人人格的一致。的特別長處不在他的“穿插，藏閃”的筆法，而在於他的“無雷同，無矛盾”的描寫個性。作者自己也很注意這一點，所以第
十一期上有《例言》一條說：
第廿二回如黃翠鳳、張蕙貞、吳雪香諸人皆是第二次描寫，所載事實言語自應前後關照；至於性情脾氣態度行為有一絲不合之處否？閱者反複查勘之，幸甚。
這樣自覺地註意自己的技術，真可令人佩服。前人寫妓女，很少能描寫他們的個性區別的。十九世紀的中葉（1848）邗上蒙人的《風月夢》出世，始有稍稍描寫妓女個性的書。到出世，一個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來描寫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覺地描寫各人的“性情，脾氣，態度，行為”，這種技術方才有充分的發展。寫黃翠鳳之辣，張蕙貞之庸凡，吳雪香之憨，周雙玉之驕，陸秀寶之浪，李漱芳之癡情，衛霞仙之口才，趙二寶之忠厚……都有個性的區別，可算是一大成功。這些地方，讀者大概都能領會，不用我們詳細舉例了。
四是吳語文學的第一部傑作
但是的作者的最大貢獻，還在他的採用蘇州土語。我們在今日看慣了《九尾龜》一類的書，也許不覺得這一類吳語小說是可驚怪的了。
但我們要知道，在三十多年前，用吳語作小說還是破天荒的事。是蘇州土話的文學的第一部傑作。蘇白的文學起於明代；但無論為傳奇中的說白，無論為彈詞中的唱與白，都只居於附屬的地位，不成為獨立的方言文學。蘇州土白文學的正式成立，要從算起。
我在別處（《〈吳歌甲集〉序》）曾說：
老實說罷，國語不過是最優勝的一種方言；今日的國語文學在多少年前都不過是方言的文學。正因為當時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學，敢用方言作文學，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積下了不少的活文學，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逐漸被公認為國語文學的基礎。我們自然不應該僅僅抱著這一點歷史上遺傳下來的基礎就自己滿足了。國語的文學從方言的文學裡出來，仍須要向方言的文學裡去尋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
這是從“國語文學”的方面設想。若從文學的廣義著想，我們更不能不倚靠方言了。文學要能表現個性的差異：乞婆倡女，人人都說司馬遷、班固的古文固是可笑；而張三李四人人都說、的白話，也是很可笑的。古人早已見到這一層，所以魯智深與李逵都打著不少的土話，裡的重要人物，更以土語見長。平話小說如、都有意夾用土話。南方文學中自晚明以來，崑曲與小說中常用蘇州土話，其中很有絕精彩的描寫，試舉中的一段作個例：……雙玉近前，與淑人並坐床沿。雙玉略略欠身，兩手都搭著淑人左右肩膀，教淑人把右手勾著雙玉頭項，把左手按著雙玉心窩，臉對臉問道：“倪七月裡來里'一笠園'，也像故歇實慨樣式一淘坐來浪說個閒話，耐阿記得？”……（六十三回）
假如我們把雙玉的話都改成官話：“我們七月裡在一笠園，也像現在這樣子坐在一塊說的話，你記得嗎？”——意思固然一毫不錯，神氣卻減少多多了。 ……
中國各地的方言之中，有三種方言已產生了不少的文學。第一是北京話，第二是蘇州話（吳語），第三是廣州話（粵語）。京話產生的文學最多，傳播也最遠。北京做了五百年的京城，八旗子弟的游宦與駐防，近年京調戲劇的流行，這都是京語文學傳播的原因。粵語的文學以“粵謳”為中心；粵謳起於民間，而百年以來，自從招子庸以後，仿作的已不少；在韻文的方面已可算是很有成績的了。但如今海內和海外能說廣東話的人雖然不少，粵話的文學究竟離普通話太遠，他的影響究竟還很少。介於京語文學與粵語文學之間的，有吳語的文學。論地域，則蘇、松、常、太、杭、嘉、湖都可算是吳語區域。論歷史，則已有三百年之久。三百年來，凡學崑曲的，無不受吳音的訓練；近百年中，上海成為全國商業的中心，吳語也因此而佔特殊的重要地位。加之江南女兒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國的少年心；向日所謂南蠻鴃舌之音，久已成了吳中女兒最係人心的軟語了。故除了京語文學之外，吳語文學要算最有勢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學了。 ……
這是我去年九月裡說的話。那時我還沒有見著孫玉聲先生的《退醒廬筆記》，還不知道三四十年前韓子云用吳語作小說的困難情形。孫先生說：餘則謂此書通體皆操吳語，恐閱者不甚了了；且吳語中有音無字之字甚多，下筆時殊費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話為佳。乃韓言：“曹雪芹撰，皆操京語，我書安見不可以操吳語？”並指稿中有音無字之“■，■”諸字，謂“雖出自臆造，然當日倉頡造字，度亦以意為之。文人遊戲三昧，更何妨自我作古，得以生面別開？”
這一段記事大有歷史價值。韓君認定用京語是一大成功，故他也決計用蘇州話作小說。這是有意的主張，有計劃的文學革命。他在例言裡指出造字的必要，說，若不如此，“便不合當時神理”，這真是一針見血的議論。方言的文學所以可貴，正因為方言最能表現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話固然遠勝於古文，但終不如方言的能表現說話人的神情口氣。古文裡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語裡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話裡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
我們試引本書第二十三回裡衛霞仙對姚奶奶說的一段話做個例：
耐個家主公末，該應到耐府浪去尋啘。耐倽辰光交代撥倪，故歇到該搭來尋耐家主公？倪堂子裡倒勿曾到耐府浪來請客人，耐倒先到倪堂子裡來尋耐家主公，阿要笑話！倪開堂子做生意，走得進來，總是客人，阿管俚是倽人個家主公！ ……老實搭耐說仔罷：二少爺來里耐府浪，故末是耐家主公；到仔該搭來，就是倪個客人哉。耐有本事，耐拿家主公看牢仔；為倽放俚到堂子裡來白相？來里該搭堂子裡，耐再要想拉得去，耐去問聲看，上海夷場浪阿有該號規矩？
故歇覅說二少爺勿曾來，就來仔，耐阿敢罵俚一聲，打俚一記！耐欺瞞耐家主公，勿關倪事；要欺瞞仔倪個客人，耐當心點！
這種輕靈痛快的口齒，無論翻成哪一種方言，都不能不失掉原來的神氣。
這真是方言文學獨有的長處。
但是方言的文學有兩個大困難。第一是有許多字向來不曾寫定，單有口音，沒有文字。第二是懂得的人太少。
關於第一層困難，蘇州話有了幾百年的崑曲說白與吳語彈詞做先鋒，大部分的土話多少總算是有了文字上的傳寫。試舉的“思飯”一句
裡的一段說白：
（醜）阿呀，我個兒子，弗要說哉。羅里去借點■得來活活命嘿好■？
（副）叫我到羅里去借介？
（醜）唔介朋友是多個耶。
（副）我張大官人介朋友是實在多勾，才不拉我頂穿哉。
（醜）阿呀，介嘿，直腳要殺個哉！啊呀，我個天嚇！天嚇！
（副）來，阿姆，弗要哭。有商量裡哉。到東門外三娘姨厾（■）去借點■來活搭活搭罷。
然而方言是活的語言，是常常變化的；語言變了，傳寫的文字也應該跟著變。即如二百年前崑曲說白裡的代名詞，和現在通用的代名詞已不同了。
故三十多年前韓子云作時，他不能不大膽地作一番重新寫定蘇州話的大事業。有些音是可以藉用現成的字的。有時候，他還有創造新字的必要。他在例言裡說：蘇州土白彈詞中所載多系俗字；但通行已久，人所共知，故仍用之。蓋演義小說不必沾沾於考據也。
這是採用現成的俗字。他又說：惟有有音而無字者。如說“勿要”二字，蘇人每急呼之，並為一音。若仍作“勿要”二字，便不合當時神理；又無他字可以替代。故將“勿要”二字並寫一格。閱者須知“■”字本無此字，乃合二字作一音讀也。 ……
讀者請注意：韓子云只造了一個“■”字；而孫玉聲去年出版的筆記裡卻說他造了“朆”和“■”等字。這是什麼原故呢？這一點可以證明兩件事：（1）
方言是時時變遷的。二百年前的蘇州人說：弗要說哉，那說弗曾？
三十多年前的蘇州人說：
故歇■說二少爺勿曾來。二十三回）
現在的人便要說：
故歇■說二少爺■來。
孫玉聲看慣了近年新添的“■”字，遂以為這也是韓子云創造的了。 （《海上花奇書》原本可證）（2）這一點還可以證明這三十多年中吳語文學的進步。
當韓子云造“■”字時，他還感覺有說明的必要。近人造“■”字時，便一直造了，連說明都用不著了。這雖是《九尾龜》一類的書的大功勞，然而韓子云的開山大魄力，是我們不可忘記的。 （我疑心作者以“子云”為字，後又改名“奇”，也許是表示仰慕那喜歡研究方言奇字的楊子云罷？）
關於方言文學的第二層困難——讀者太少，我們也可以引證孫先生的筆記：
逮至兩書（與《繁華夢》）相繼出版，韓書……吳語悉仍其舊，致客省人幾難卒讀，遂令絕好筆墨竟不獲風行於時。而《繁華夢》則年必再版，所銷已不知幾十萬冊，於以慨韓君之欲以吳語著書，獨樹一幟，當日實為大誤。蓋吳語限於一隅，非若京語之到處流行，人人暢曉，故不可與並論也。
“松江顛公”似乎不贊成此說。他說《海上奇書》的銷路不好，是因為“彼時小說風氣未盡開，購閱者鮮，又以出版屢屢愆期，尤不為閱者所喜”。但我們想來，孫先生的解釋似乎很近於事實。是一個開路先鋒，出版在三十五年前，那時的人對於小說本不熱心，對於方言土話的小說尤其不熱心。那時道路交通很不方便，蘇州話通行的區域很有限；上海還在轎子與馬車的時代，還在煤油燈的時代，商業遠不如今日的繁盛；蘇州妓女的勢力範圍還只限於江南，北方絕少南妓。所以當時傳播吳語文學的工具只有崑曲一項。在那個時候吳語的小說，確實沒有風行一世的可能。所以出世之後，銷路很不見好，翻印的本子絕少。我做小學生的時候，只見著一種小石印本，後來竟沒有見別種本子，以後二十年中，連這種小石印本也找不著了。許多愛讀小說的人竟不知有這部書。這種事實使我們不能不承認方言文學創始之難，也就使我們對於那決心以吳語著書的韓子云感覺格外的崇敬了。
然而用蘇白卻不是不風行的唯一原因。是一部文學作品，富有文學的風格與文學的藝術，不是一般讀者所能賞識的。 《海上繁華夢》與《九尾龜》所以能風行一時，正因為它們都只剛剛夠得上“嫖界指南”的資格，而都沒有文學的價值，都沒有深沉的見解與深刻的描寫。這些書都只是供一般讀者消遣的書，讀時無所用心，讀過毫無餘味，便不然了。的長處在於語言的傳神，描寫的細緻，同每一故事的自然地發展；讀時耐人仔細玩味，讀過之後，令人感覺深刻的印象與悠然不盡的餘韻。魯迅先生稱讚“平淡而近自然”。這是文學上很不易做到的境界。但這種“平淡而近自然”的風格，是普通看小說的人所不能賞識的。所以不能風行一世，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然而的文學價值究竟免不了一部分人的欣賞，即如孫玉聲先生，他雖然不贊成此書的蘇州方言，卻也不能不承認它是“絕好筆墨”。又如我十五六歲時就听見我的哥哥紹之對人稱讚的好處。大概雖然不曾受多數人的歡迎，卻也得著了少數讀者的欣賞讚歎。當日的不能暢銷，是一切開山的作品應有的犧牲；少數人的欣賞讚歎，是一部第一流的文學作品應得的勝利。但的勝利，不單是作者私人的勝利，乃是吳語文學的運動的勝利。我從前曾說：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以有文學的國語。 ……有了文學的國語，方才有標準的國語。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豈但國語的文學是這樣的？方言的文學也是這樣的：必須先有方言的文學作品，然後可以有文學的方言。有了文學的方言，方言有了多少寫定的標準，然後可以繼續產生更豐富、更有價值的方言文學。三百年來，崑曲與彈詞都是吳語文學的預備。但三百年中還沒有一個第一流文人完全用蘇白作小說的。韓子云在三十多年前受了曹雪芹的的暗示，不顧當時文人的諫阻，不顧造字的困難，不顧他的書的不銷行，毅然下決心用蘇州土語作了一部精心結構的小說。他的書的文學價值，終久引起了少數文人的賞鑑與模仿；他的寫定蘇白的工作大大地減少了後人作蘇白文學的困難。近二十年中，遂有《九尾龜》一類的吳語小說相繼出世，《九尾龜》一類的書的大流行，便可以證明韓子云在三十多年前提倡吳語文學的運動，此時已到了成熟時期了。
我們在這時候很鄭重地把重新校印出版。我們希望這部吳語文學的開山作品的重新出世，能夠引起一些說吳語的文人的注意，希望他們繼續發展這個已經成熟的吳語文學的趨勢。如果這一部方言文學的傑作，還能引起別處文人創作各地方言文學的興趣，如果從今以後，有各地的方言文學繼續起來供給中國新文學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那麼，韓子云與他的真可以說是給中國文學開一個新局面了。
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在北京
《胡適文存三集》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