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楚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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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六月，洪熙、思永們的讀書會要我講演，我講的是我關於《楚辭》的意見。後來記在裡，現在整理出來，作為一篇讀書記。我很盼望國中研究《楚辭》的人平心考察我的意見，修正它或反證它。總期使這部久被埋沒、久被“酸化”的古文學名著，能漸漸的從烏煙瘴氣裡鑽出來，在文學界裡重新佔一個不依傍名教的位置。
一屈原是誰
屈原是誰？這個問題是沒有人發問過的。我現在不但要問屈原是什麼人，並且要問屈原這個人究竟有沒有。為什麼我要疑心呢，因為：第一，《史記》本來不很可靠，而屈原、賈生列傳尤其不可靠。 （子）傳末有云：“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餘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司馬遷何能知孝昭的諡法？一可疑。孝文之後為景帝，如何可說“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二可疑。
（醜）《屈原傳》敘事不明。先說：“王怒而疏屈平。”次說：“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 '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又說：“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又說：“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眷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又說：“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發行吟澤畔。……”既“疏”了，既“不復在位”了，又“使於齊”，又“諫”重大的事，一大可疑。前面並不曾說“放流”，出使於齊的人，又能諫大事的人，自然不曾被“放流”，而下面忽說“雖放流”，忽說“遷之”，二大可疑。 “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二句，依《楚世家》，是昭睢諫的話。 “何不殺張儀”一段，《張儀傳》無此語，亦無“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等事，三大可疑。懷王拿來換張儀的地，此傳說是“秦割漢中地”。
《張儀傳》說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說是“秦分漢中之半”。究竟是漢中是黔中呢？四大可疑。前稱屈平，而後半忽稱屈原，五大可疑。
第二，傳說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曾生在秦漢以前。
（子）“屈原”明明是一個理想的忠臣，但這種忠臣在漢以前是不會發生的，因為戰國時代不會有這種奇怪的君臣觀念。我這個見解，雖然很空泛，但我想很可以成立。
（醜）傳說的屈原是根據於一種“儒教化”的《楚辭》解釋的。但我們知道這種“儒教化”的古書解是漢人的拿手戲，只有那笨陋的漢朝學究能幹這件笨事！
依我看來，屈原是一種複合物，是一種“箭垛式”的人物，與黃帝、周公同類，與希臘的荷馬同類。怎樣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呢？古代有許多東西是一班無名的小百姓發明的，但後人感恩圖報，或是為便利起見，往往把許多發明都記到一兩個有名的人物的功德簿上去。最古的，都說是黃帝發明的。中古的，都說是周公發明的。怪不得周公要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發了！
那一小部分的南方文學，也就歸到屈原、宋玉（宋玉也是一個假名）幾個人身上去。 （佛教的無數“佛說”的經也是這樣的，不過印度人是有意造假的，與這些例略有不同）譬如諸葛亮借箭時用的草人，可以收到無數箭，故我叫他們做“箭垛”。
我想，屈原也許是二十五篇《楚辭》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後來漸漸被人認作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這時候，屈原還不過是一個文學的箭垛。
後來漢朝的老學究把那時代的“君臣大義”讀到《楚辭》裡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從此屈原就又成了一個倫理的箭垛了。
大概楚懷王入秦不返，是南方民族的一件傷心的事。故當時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歌謠。後來亡秦的義兵終起於南方，而項氏起兵時竟用楚懷王的招牌來號召人心，當時必有楚懷王的故事或神話流傳民間，屈原大概也是這種故事的一部分。在那個故事裡，楚懷王是正角，屈原大概是配角，——鄭袖唱花旦，靳尚唱小丑，——但秦亡之後，楚懷王的神話漸漸失其作用了，漸漸消滅了，於是那個原來做配角的屈原反變成正角了。後來這一部分的故事流傳久了，竟彷彿真有其事，故劉向《說苑》也載此事，而補《史記》的人也七拼八湊地把這個故事塞進《史記》去。補《史記》的人很多，最晚的有王莽時代的人，故《司馬相如列傳》後能引揚雄的話；《屈原賈生列傳》當是宣帝時人補的，那時離秦亡之時已一百五十年了，這個理想的忠臣故事久已成立了。
二《楚辭》是什麼
我們現在可以斷定《楚辭》的前二十五篇決不是一個人作的。那二十五篇是：《離騷》一，《九歌》九，《天問》一，《九章》九，《遠遊》一，《卜居》一，《漁父》一，一，《大招》一。這二十五篇之中，《天問》文理不通，見解卑陋，全無文學價值，我們可斷定此篇為後人雜湊起來的。 《卜居》、《漁父》為有主名的著作，見解與技術都可代表一個《楚辭》進步已高的時期。用“些”，《大招》用“只”，皆是變體。 《大招》似是模仿的。若是宋玉作的，《大招》決非屈原作的。
《九歌》與屈原的傳說絕無關係。細看內容，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當時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剩下的，只有《離騷》、《九章》與《遠遊》了。
依我看來，《遠遊》是模仿《離騷》作的；《九章》也是模仿《離騷》作的。
《九章》中，《懷沙》載在《史記》，《哀郢》之名見於《屈賈傳論》，大概漢昭宣帝時尚無“九章”之總名。 《九章》中，也許有稍古的，也許有晚出的偽作。我們若不願完全丟棄屈原的傳說，或者可以認《離騷》為屈原作的，《九章》中，至多只能有一部分是屈原作的。 《遠遊》全是晚出的仿作。
我們可以把上述意見，按照時代的先後，列表如下：
（1）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學《九歌》
（2）稍晚——屈原？ 《離騷》、《九章》的一部分？
（3）屈原同時或稍後
（4）稍後——楚亡後《卜居》、《漁父》
（5）漢人作的《大招》、《遠遊》、《九章》的一部分。 《天問》
三《楚辭》的注家
《楚辭》注家分漢、宋兩大派。漢儒最迂腐，眼光最低，知識最陋，他們把一部都罩上烏煙瘴氣了。一首“關關雎鳩”明明是寫相思的詩，他們偏要說是刺周康王后的，又說是美后妃之德的！所以他們把一部《楚辭》也“酸化”了。這一派自王逸直到洪興祖，都承認那“屈原的傳說”，處處把美人香草都解作忠君憂國的話，正如漢人把《詩三百篇》都解作腐儒的美刺一樣！宋派自朱熹以後，頗能漸漸推翻那種頭巾氣的註解。朱子的《楚辭集注》雖不能拋開屈原的傳說，但他於《九歌》確能別出新見解。 《九歌》中，《湘夫人》、《少司命》、《東君》、《國殤》、《禮魂》各篇的注與序裡皆無一字提到屈原的傳說；其餘四篇，雖偶然提及，但朱注確能打破舊說的大部分，已很不易得了。我們應該從朱子入手，參看各家的說法，然後比朱子更進一步，打破一切迷信的傳說，創造一種新的《楚辭》解。
四《楚辭》的文學價值
我們須要認明白，屈原的傳說不推翻，則《楚辭》只是一部忠臣教科書，但不是文學。如《湘夫人》歌：“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本是白描的好文學，卻被舊注家加上“言君政急則眾民愁而賢者傷矣”（王逸），“喻小人用事則君子棄逐”（五臣）等荒謬的理學話，便不見它的文學趣味了。又如：捐餘袂兮江中，遺餘褋兮醴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
這四句何等美麗！注家卻說：屈原託與湘夫人，共鄰而處，舜复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己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平洲香草以遺之，與共修道德也。 （王逸）
或說：袂褋皆事神所用，今夫人既去，君復背己，無所用也，故棄遺之。 ……杜若以喻誠信：遠者，神及君也。 （五臣）
或說：既詒湘夫人以袂褋，又遺遠者以杜若，好賢不已也。 （洪興祖）
這樣說來說去，還有文學的趣味嗎？故我們必須推翻屈原的傳說，打破一切村學究的舊注，從《楚辭》本身上去尋出它的文學興味來，然後《楚辭》的文學價值可以有恢復的希望。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胡適文存二集》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