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沉浸在欣喜的歡騰之中。堀田善衛以為那些勝利標語都是“地下組織”所準備的，其實不盡然。滬上有個無人不知的老字號“恒源祥”，老闆叫沈萊舟。他在閣樓裡一直藏著一個無線收音機，當晚貼耳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就悄悄出門買了粉紅、淡黃、湖綠色的紙，回家裡磨了墨，親筆寫了好幾張標語，看看四周無人，快手快腳貼在店門外的石柱上。
上海最高的大樓是國際飯店。很多人在幾十年後還會告訴你：那樓真高啊，站在樓對面的街上，想看那樓有多高，一仰頭，帽子就從腦後掉了下去。十一日那個大清早，國際飯店樓頂高處豎起了一面中國國旗，過路的人看見了都嚇了一跳，停下腳來，假裝不經意地看。旗，是哪個大膽的傢伙掛的，沒人知道。
主持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出門時剛好走過十字路口的西班牙夜總會。已經好幾年沒聲音、灰撲撲的西班牙夜總會，不知怎麼竟然從裡頭傳出久違了的西洋音樂。這七十八歲的光緒進士心裡知道時間到了，趕忙折回家，把他編選的禁書取出了二十本，在扉頁簽下歡欣鼓舞的句子，放進一個包裡，背到商務印書館門市部，放在櫃檯上最顯眼的地方。
那本書的書名，叫做《中華民族的人格》。
上海人的商業細胞一夜之間全醒過來。八月十五日以後，“特快餐”改稱“勝利快餐”。賣平湖西瓜的小販，改口叫賣“和平西瓜”。帕克鋼筆的廣告出現在頭版“中央日報”四個大字下面：
慰勞抗戰將士紀念品
“筆”“必”同音，以鋼筆贈人或自備，可互勉建國“必”成的信心。
人潮擁擠處開始出現剪紙藝術家，當場快刀剪紙，嚓嚓幾下，就剪出史達林、杜魯門的大鼻子人頭側影。
八月十五日這一天，家家取下了蓋窗遮光的防空燈罩，走在街上的人們突然感覺到臉上有光，很驚訝，彼此對看，脫口而出：啊，都已經忘了，上海城原來那麼亮！
滿城的興高采烈。很久沒有的輕鬆感使人潮重新湧上街頭巷尾和廣場，成群的孩子們在弄堂裡追逐嬉鬧，江畔和公園裡，牽手依偎的戀人露出旁若無人的微笑。
一個《字林西報》的英國記者，卻也在這樣歡騰的空氣裡，走進了另一條街，撞見了同時存在的另一個現實。
兩個日本人，雙手反剪，在一輛軍用卡車裡，兩眼發直地瞪著他們曾經主宰過的街道。現在兩邊都站著全副武裝的警察，前後卡車上滿滿是荷槍實彈的士兵。兩個死刑犯就這樣遊街好幾個小時，最後才到了刑場。刑場上，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堵在那裡，眼裡充滿恨。
兩個人還真勇敢，臉上不露任何情緒，不管四周的男人怎麼詛咒、女人怎麼叫罵，都不動聲色。顯然他們是軍人，軍人死也要死得堅毅。
我明知道他們一定死有餘辜，但還是覺得他們可憐。
兩人被喝令跪下。兩個警察，毛瑟槍上了膛，緊貼著站在他們後面。一聲令下，槍口對著死囚的後頸發射，死囚人往前撲倒，頭顱登時被轟掉了一半。
一剎那，群眾忽然一擁而上，突破了軍警的封鎖線，奔向屍體。有個女人拿著一條手帕去沾血，然後歇斯底里地對著那殘破的屍體大罵，其它的人就擠上前去用腳踢屍體。一個年輕的姑娘指了指其中一個屍體暴露出來的生殖器，其它幾個女人就衝上前去把那生殖器用手當場撕個稀爛。
英國記者忍不住把臉別過去時，聽見遠處傳來鑼鼓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