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舊撰《國學概論》，已著墨家得名乃由刑徒勞役取義，而於儒字尚無確信。及著《先秦諸子系年》，乃知許叔重說文儒為術士之稱，術指術藝，術士即斕習六藝之士，而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因知儒墨皆當時社會生活職業一流品，此乃自來論先秦學派者所未道。越數載，胡適之先生有《說德》篇（刊於《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亦以生活職業釋儒字，而持論與餘說大異。因撰此文，藉以清胡先生及讀者之教正。
一、駁最初儒皆殷人皆殷遺民之說孔子段人，不能即徵儒者之皆殷遺民。孔子弟子分佈，魯為多，衛次之，齊又次之，而籍宋者特少。胡文引傅孟真說，魯為殷遺民之國。然孔門魯籍弟子，固有確知其非殷遺民者。姑舉顏氏說之。 《左傳》襄公十九年：“齊侯娶於魯日顏激姬，其侄籟聲姬。”注目：“顏籟皆姬母姓”（當回母氏），則顏氏為姬姓魯族審矣。 《姓譜》：“顏姓本自魯伯禽支子有食採顏色者，因以為族。”此當有本。仲尼弟子傳，顏氏居其八，顏路、額回。顏幸、額高、顏祖、顏之僕、顏韓、顏何，皆魯人。顏之推雲：“仲記母族。”孔廟韓敕修禮器碑：“顏氏聖舅，家居魯，親裡在尼山，漢為昌平亭。”此孔門弟子顏氏為魯人，決非殷民之確證也。 （春秋又有鄒顏，與魯顏別。松羊傳》所稱邦委顏是也。然鄭亦非殷後。）其他孔子弟子稍著者，其籍貫皆已考詳於《系年》。豈得因魯地有殷遺民，遂輕謂魯儒皆殷遺哉？
二、駁儒是柔懦之人為亡國遺民忍辱負重的柔道觀說《說文》：“儒，柔也。術上之稱。”此當斷為兩句。柔者儒字通訓，術上則儒之別解。胡文不辨許書句讀，遂疑儒術尚柔，橋矣。即謂儒道尚柔，亦未必與亡國遺民相涉。胡文舉正考父佐戴武宣而鼎銘云云，考宋戴公元當周宣王二十九年，上距殷滅已三百二十五年。正考父鼎銘， 特其私人之處世格言雲然耳，豈得謂是“殷民族一個偉大領袖之教訓”？又豈得據以謂“柔遜乃般人亡國狀態之遺風”？考之古說，殷尚鬼，週尚文。尚鬼者，尊信宗教，富於理論想像而長藝術。尚文者，擅政治與軍事之組織而重現實。此為殷周兩部族特性相異之傳說。徵之載籍，確可依信。春秋以下之宋人，大率偏騖理論，不顧事實，有一往無前之概，蓋猶不失古先遺風。宋襄公謂“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此謂之狂騖於想像而不顧事實可也，謂是亡國遺風之柔遜則不可。華元之殺楚使者申舟，曰： “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亡一也。” 乃殺之。此謂之偏守理論而輕視事實可也，謂是亡國遺風之柔遜，又不可。楚既圍來，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提，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楚卒為退師三十里而與之乎。此豈所謂亡國遺風之柔遜者耶？其他如宋向成之解兵，宋王假之仁義，又如宋人之愜苗助長，與白日而攫金於市，皆其騖想像忽事實之證也。孔於為殷遺，而居魯邦，為東周文獻淵教，其所崇重嚮往者，日文王周公，蓋孔子乃組合中國往古傳統殷周兩族一偏理想一重實際之兩端，而創為儒道之中庸。據與《周易》，儒家論人事皆尚剛，不尚柔。質之東周殷族風尚，即無柔懦之徵，求之儒家經典明訓，亦無主柔之說。胡文所舉，全無實際，臆測之辭，不攻自破矣。
三、駁儒為殷遺民穿戴殷代古衣冠習行殷代古禮說儒家所言禮，皆周禮也。孔子日：“夏禮吾能言之，把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此孔子自言夏殷之禮因文獻不足而不能征。又回：“週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堤孔於又言周禮承夏殷之後，集文化大成，而為孔子所願從矣。故日：“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 是孔門言禮直承周代，絕無疑義。孔子何以能言周禮，則以西周“禮書”猶存於魯故也。衛祝低有言：“伯禽封魯，其分器備物典冊”，此西周“禮書”在魯之所由也。故晉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而日：“周禮盡在魯矣。 ”齊仲孫淑之省魯，亦日：“魯秉周禮，未可動。 ”哀公三年，桓值二宮災，命週人出御書，宰人出“禮書”（以上皆見《左傳》）。此皆週之典籍魯有其副之證。故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 '＊禮運》）又其對哀公日：“文武之道，佈在方冊。”以哀公問》）而莊子亦言之，曰：“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督之士，指紳先生多能明之。”（篇），此魯存周禮，為儒道所本之明據確證也。例、戴記·明堂位》：“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此儒業獨盛於魯之所由也。又《左傳》哀公十七年，公會齊候盟於蒙，孟武伯相。齊候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日：“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二十一年，公及齊候都子盟於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日：“魯人之阜，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孟武伯問孝於孔子，其父遊子，實先為孔子弟子。此稱儒書，即周室相傳古“禮書”也。若為殷禮，魯之公卿，豈敢據亡國之禮，不稽首而拜，以逆大國之怒乎？再親征之於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拜下， 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白虎通·拂冕》篇： “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拜乎上者，劉寶桶《論語正義》據凌廷堪《禮經釋例》，謂當時如燕禮，土相見禮，公食大夫禮，聘禮，凡應於堂下拜者，皆不循臣禮之正而拜乎堂上，故孔子非之。據此，則孔子所躬行之禮，其為股禮乎，抑周禮乎，又不煩言而解矣。
再論儒服。 《儒行》篇，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日：“丘少居魯，衣逢技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注：“逢猶太也。大技之衣，大袂禪衣也。”《莊子· 盜路》篇：“指衣淺帶”，《釋文》：推本又作縫。 《列子·黃帝》篇：“女，逢衣徒也。”《釋文》向秀注日：“儒服寬長而大。”《旬子啡十二子》篇：“其冠進，其衣逢。”又《儒效》篇：“縫衣淺帶，解果其冠。”楊注並回：“逢，大也。” 《淮南·齊俗》：“裙衣博袍。”高注：“裙，褒也。'褒亦大也。又《記論》： “褒衣傅帶。 '批在禮家謂之移袂之衣。 《周禮·司服》鄭注：“土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其祛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祛尺八寸。”蓋上之袂以布一幅為之，大夫以上之換加半幅布。儒者縫衣即土服，視當時大夫之服而稍斂其製，烏有所謂穿殷代之古衣？儒術既盛行於魯，及於戰國，而春秋封建衣冠之製漸壞，《儒行》作者遂以縫衣為魯之鄉服焉。然要之古無以縫衣為殷制者。公西華之言回：“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鄭注：“衣玄端，冠章甫。”玄端即正幅之袂，即縫衣也。章甫則為禮冠。此證當時禮冠有用章甫者。若當時未有此制，孔子與子華，乃舍週之委貌而服殷冠，是畔民也。又烏見所謂亡國遺民忍辱負重之柔遜？蓋當時本以章甫為貴族之冠，故孔子既冠章甫，而魯人湧之日；“蓑衣章甫，愛得我所。'然則孔子之冠章甫，以其為止放，非以其為殷遺民放，又昭灼甚明矣。《郊特牲》《土冠記》並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據怕虎通》，此三冠制稍有大小之差。然章甫固為殷冠與否，尚無的證。柱子》：“宋人資章甫適諸越”，或自戰國以來，章甫盛行於宋邑，故儒行作者遂有居家而冠章甫之曲說，而《禮經》作者乃又以章甫力殷冠。縱使其說而信，則周用六代禮樂，孔門之冠章甫，要以其為禮冠，為士服，不得如德行作者調是鄉服，更不當如胡文所舉，謂之是殷代古衣冠也。若必謂縫衣章甫，乃殷遺亡國之古服，則《苟子》又云：“章甫約履，紳而揭飭'＊法行》篇），豈絢履授紳亦殷遺舊制乎？且墨子之書猶有明證。公益子戴章甫，指縮，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行不在服。且手法局而本法夏，子之古非古'＊公益》篇）。是墨子明以儒服章甫摻飭為法週，又烏見其為股代亡國遺民之衣冠？
胡文調德禮為殷禮者，特舉三年之喪以為說。胡文既謂儒衣冠乃殷民族之鄉服，又以三年之喪為股民族之喪禮。優語廠張問：“忡》雲，高宗諒明，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回：“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盛，百官總已以聽於家宰三年。” 高宗諒陰，見手帕書·說命》之俟文，又見於“無逸”，又見於《楚語》與《呂覽》，此非儒家一家之言也。然僅據此文，謂段高宗曾行三年之喪則可，謂三年之喪即為股利，則又不可。考之《孟子》，舜相堯二十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薦禹於天，十有七載，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以萬章》篇）稱三年之喪者，以此為最古。竊疑當堯舜之際，中國尚為部族酋長選舉共主之時代，此如烏桓。鮮卑、契丹、蒙古皆有之，而中國定制較為精愜，厥有三端。一者：選舉共主，必先預惟其為候選人，以資其政事上之歷練，如堯之使舜相，舜之使禹相，禹之使益相，是也。二者：當前一共主崩，其候選人則試政三年，以驗眾意之向背，如堯崩，舜攝政三年，禹崩，益攝政三年，是也。三則於三年之後，必退居隊待眾意之決擇，如舜之避於南河之南，禹之避於陽城，益之避於箕山之陰，是也。及王位世襲之製既興，前王崩慕，後王嗣位，而舊禮尚存，蛻變難驟，乃有君死聽於家幸三年之製。即如太甲居桐，三年而復歸於毫，此亦君慕聽於家宰三年之古禮也。而禮說之歧，遂謂由伊尹之放。至於武丁諒陰，後世傳為美談，則君慕聽於家宰三年者，此制在殷世已不常行。而後之儒家乃以三年之喪說之，此雖有所本，而亦有所飾。今謂其原本股利，斯失之矣。且三年之喪，本貴族禮，庶民非所能遵。故宰我之間亦日：“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講。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而孔子之對亦日：“君子之居喪'它雲。禮不下庶人，所謂天下之通喪者，在當時固不賅庶人言。至孟子乃謂“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此在戰國，乃有此語。春秋以前，封建井田之製未壞，貴族平民之階級尚存，平民豈得亦守三年之喪禮？至胡文引傅孟真說，謂三年之喪，在東國，在民間，有相當之通行性（周東封與殷邊民），試問此語何據？胡文遂謂此禮行於絕大多數之民眾，則稍治古史，知封建社會中絕大多數民眾之生活情況者，皆知其不可能，更不煩於洋群矣。
四、駁儒以相喪為本業及孔門師弟子皆為殷儒商祝之說儒家崇仁，而本原之於孝。儒家尚孝，而推極之於喪祭。故儒家言禮特重喪祭。然胡文遂謂儒以相喪為本業，則又大謬不然。儒為術士之稱，其所習日禮樂射御書數，古稱六藝。藝即術也。燒是藝者，小則為委吏，為乘田。大則宰一邑，道千乘，相宗廟會同。烏見有以相喪為本業之說？胡文所據在《墨子》之“非儒”，其說回： “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日，此衣食之端也。'然此特戰國後人語耳。春秋之際，禮不下庶人，若君卿大夫之喪葬，固有為之宰為之相者，不煩於外求。尚不致俗儒聞喪而集其門， 仰以為衣食之端也。 春秋之時，尚未有士喪禮。林戴禮·雜記》： “卹由之喪，哀公使語悲之孔子學全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是土喪禮乃孔門創制。其光特有國君卿大丈夫之喪禮，未必有土喪禮也。若墨子所謂富人有喪，皆大說喜，又回：“詩人之野以為尊”，人之有富而野者，此正戰國以下，封建井田既廢，社會兼併，乃始有之。相喪為食，下至項梁、陳平之時猶然。然豈得以墨子書中語證孔子以前已如此？
至清士喪禮根本是殷禮，故喪禮之視人，當然以殷禮為主。又謂德不但是股上，其實又都是商祝。則更為荒誕不經。 《擅引：“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霎設技，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族，夏也。”又“子張之喪，公明僅為志焉。諸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胡文據以為說，謂按全喪禮既夕禮，飾樞設技，皆用商視為之，可證公西赤與公明儀為志，乃執行土喪禮商祝之職務。夫幗引明日，孔子、子張之喪云云，斯見孔子、子張外之喪者並不然。不得據此推論儒家喪禮，謂必盡如孔子、子張之喪也。此其一。 《家語》，孔子之喪，公西華掌殯葬焉，是為志，此猶《史記》吳中有喪，項梁為之主辦之義。孔子之喪，其弟子為之盛禮，備三代之飾，而公西華主其事。至於飾棺設披，則由商祝為之，豈可即以證公西華之為商祝乎？即近時社會喪禮，亦有主辦者，亦有弔祭者，非其家之至戚，即其家之大賓。至於棺攸衣裳，則匠人為之。祈禱拜懺，則僧道為之。相喪者雖日執拂躬挽，未聞親以相喪者而執飾棺設技之事也。子張之喪，公明儀為之主辦，乃追效殷禮以飾子張之終。非可謂子張與公明儀皆殷土，又以公明儀為商祝也。此其二。且《士喪用既夕江篇，有明言商祝（幾十次）夏祝（凡五次）者。有泛稱祝（凡二十二次）者。舊注：“泛稱祝者皆週祝。'湖文獨謂泛稱視者皆指商祝，此已強說。舊注日：“商祝，祝習商禮者。夏祝，祝習夏禮者。夏祝商祝，總是周人。 ”是祝皆週人，惟其習夏禮習商禮，乃謂之夏祝、商祝，舊注辨析甚明。今胡文乃以商祝為商人，然則今世延僧人以佛事葬親，豈此輩皆出印度五天竺乎？此其三。瀕孫師其先陳人，其後為魯人，自古載籍，未有目之為殷人者。胡文獨日子張是殷土，放送葬完全沿用殷禮。夫既謂儒家皆殷儒，則其喪皆當用殷禮。相引之記者，又何以特筆書之日子張之喪云云耶？且子張親受業於孔子，胡文又謂孔子教義已超過保守的殷儒遺風，早已明白宣示從周的態度，則何以其弟子又木用其師教而明背之乎？夫儒家之禮，豈止喪禮？孔子之日從周，豈專指送死一事？胡文牽綴無理，此其四。若謂《儀禮減祝皆商祝人儀禮》根本皆段禮，然則豈《儀禮》成書在孔子之前乎，抑出孔子之後乎？且儒家既以《儀禮》為經典，又何說孔子之從周？周禮又在何處？此其五。我聞古之稱魯國儒生矣，未聞有段儒之稱也。我聞儒者之相喪矣，未聞儒者之為祝也。胡文乃謂孔子和那輩大弟子，都是殷德商祝，又稱之田職業的相禮人，真不知其說之何從也。
五、駁老子是一個老儒是一個殷商老儒之說胡文謂老子居週，成周本殷商舊地，遺民所居。充孔子居魯，不害孔子之為商遺，則老子雖居週，無害老子之為苦縣陳人也。豈得以成周本殷商舊地，遂謂凡居成周者皆商人。此亦猶如因魯分商民，遂謂凡魯人皆殷族耳。至調老子為史官知禮，又豈得調春秋對凡知禮者皆殷人乎？以老子為殷商老儒，顯屬無據。且老子既為同室之史官，又何必再業相喪助葬以自活？胡文不啻謂凡言禮皆喪禮，凡喪禮皆為殷禮，而相喪助葬者皆為衣食謀生，其說之無稽，稍具常識，皆可辨之。粗列五事，聊發其緒。其他遊辭曲說，本之而引伸者，可不煩再及也。
——原載香港大學《東方文化》卷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