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學”在1949年以後成為顯學，成為官學。我的一位朋友說，如果魯迅真的在他之後的世界裡樹起一竿大旗，大喝一聲：“跟我來！”他一定會喜出望外地看到四面塵上滾滾而來。不再像他生前“荷朝獨徘徊”的淒涼。而一旦人馬走近，塵埃落定，他定睛打量麾下樑山一百零八條好漢的面孔，一定會嚇得棄旗而逃，比他生前任何一個流亡的時刻還要倉惶。至於那些好漢們，他們並不追回逃走的主帥。既然他們是衝著那面大旗而來的，現在大旗已經到手，扛走就是。至於魯迅本人是否參戰，已不重要。憑著這旗，就能招兵買馬了。
最有趣的還是周作人。他最恨魯迅，可晚年不得不寫回憶魯迅的文章來混飯吃，只有那樣的文章能賣錢。
魯迅死前對海嬰說：“忘了我。”這並非矯情。與其被“闡釋”，不如被忘卻。被忘卻是魯迅最大的、卻無法實現的願望。
朋友最後說了一句跟魯迅本人一樣陰毒的話：在魯迅的遺體上覆蓋寫著“民族魂”的旗幟，是無情的中華民族最多情的時刻。
安徒生寫出了最美的童話，可安徒生是全丹麥最醜的男人。姑娘們說，他是一根連小鳥也不願在上面鼓息的樹幹。
醜誕生於美。
那些在星級賓館裡賣淫的妓女，無不具有驚人的美麗。男人們孜孜以求的，不正是這樣的美麗嗎？
鞋。路還是那條路，而鞋卻換了無數雙。鞋是最準確的尺子，測量著路的長度。
昂納克倒台後，記者採訪他，問及他打獵的愛好。民德共產黨政治局有專門的“打獵區”，為了滿足政治局委員及來訪的外國元首的需要，專門從別處空運野獸到這兒來，特別加以飼養。記者問：“這對於您這位打獵迷難道不是一種反常現象嗎？”
昂納克回答說：“經過一周非常緊張和非常疲勞的工作後，我們想去打獵，呼吸新鮮空氣，活動活動身體。”他再三強調自己遵守打獵法，並非破壞生態平衡，“附近村子，對於我打獵一直非常理解，從來沒有任何抱怨。我同那裡的村長及其他人交談過。”
我理解這種“理解”——平頭百姓難道敢於“不理解”總書記嗎？昂納克輕信了這種“理解”，最後被唾液所淹沒。
昂納克還有段妙論，解釋他並不喜歡坐巨型轎車。 “許多人對我們坐轎車感到氣憤，但沒有看到我們外出總有陪同人員跟著，經常要進行安檢，從而不再有私人生活等等。雖然這些安全人員是非常好、有教養、舉止文雅、講禮貌和非常樂於助人的同志，但我們不高興周圍總是有人陪同著。這不是私人生活。我們希望有人在這方面能同我們換一下。”
最後一句是點睛之筆。富有的妓女遇見貧寒的貞婦時，往往會說：“我真羨慕你有好名聲。”但她真的願意跟對方換個位置嗎？
北魏使者李諧至梁，梁武帝與他一起遊歷。梁武帝是個篤信佛教的人，有意向李諧炫耀他的仁慈。當他們行到放生池時，武帝問：“彼國亦放生否？”李諧回答說：“不取亦不放。”帝大慚。
“放”的前提是“取”——而正是“取”摧毀了“放”的本質。世間如梁武帝者多如牛毛。
在頤和園的諧趣園，讀乾隆的御碑，心想，乾隆是個地地道道的藝術家，這麼個巧奪天工、集南北園林大成的園子虧他想得出！他的詩雖不佳，但愛寫詩畢竟無可厚非。他的書法雖有珠光寶氣，但在帝王中亦可算一流了。在五台山顯通寺，又見乾隆的不少墨跡，嚴然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心地善良，慈悲為懷。
然而這些都是假象而已，天真的人往往被它們欺騙。高陽有小說《乾隆韻事》，前些年又流行電視連續劇《戲說乾隆》，不讀史書的小百姓耳熏目染，乾隆成了風流才子，可愛得像美國小男孩。還是歷史書讀得多的兩位武俠小說作家看明白了乾隆的真面目，梁羽生的、金庸的中，乾隆陰險毒辣，令人髮指，直抵李宗香“厚黑學”的最高境界。
這位“十全老人”禦宇六十餘年，不能說沒幹過好事，但乾的壞事也堪稱空前絕後。僅以文字獄而論，大案就有一百三十多起，文網之密，文禍之巨，讓人瞠目結舌。
第一大案為偽造孫嘉塗奏稿案。該稿在民間流傳，指斥乾隆“五木解十大過”，遍劾滿朝重臣。乾隆震怒，釀成巨案，緝捕人犯上乾，革職拿辦督撫大員十數名。乾隆所發上諭就達三萬餘言。大學士孫嘉徐心驚肉跳，對圍在他身邊的妻兒說：“皇上屢戒我好名，偽稿縱然與我無關，但奸徒為什麼假託我的名字？我真是罪無可辭！”終於驚懼而死。
禁書運動。開動整個國家機器，全面查禁明末清初野史為主的禁書，乃是乾隆的獨創。徐述愛（一柱樓詩）中有“明朝期振翩，一舉去清都”，即被開棺戮屍，果首示眾，且讓後代子孫也掉了腦袋。乾隆嚴斥江寧布政使陶易：“如此重大案件，全然不以為事，是成何心！”指示辦案官員，“徐述葬身系舉人，卻喪心病狂，所作《一柱樓詩》內系懷勝國，暗肆底譏，謬妄悻逆，實為罪大惡極！雖其人已死，仍當剖棺戮屍，以伸國法。鄭少秋扮演的笑嘻嘻的乾隆，說得出這樣的話來麼！王錫侯花對年時間編成一部體例新穎的字典《字貫》，因未避諱，乾隆發現直書康熙、雍正和他本人的名字，大怒：“罪不容沫，應照大逆律問擬。 ”結果，王錫侯斬立決，子孫七人秋後處決，妻媳及年未歲之子為奴。在乾隆眼裡，人的性命是沒有任何價值的，而自己的江山無價。於是，殺人便成了保衛江山不變色的正義行為。
我對乾隆這個“明君”的厭惡超過了梁紂等“暴君”。
上古我欣賞刑天，欣賞他斷首之後仍舞干戚的英姿；中古我欣賞科康，欣賞他刑場奏廣陵散的悲壯；近古我欣賞李蟄，欣賞他天牢中揮刀自刎的豪邁；近代我欣賞譚嗣同，欣賞他留下來為求一死的決絕；現代我欣賞魯迅，欣賞他讓海嬰“忘了我，好好生活”的透脫；當代我欣賞李敖，欣賞他穩佔五百年來漢語寫作前三名的驕傲。
有一天，我將欣賞我自己。
以前我很佩服書讀得多的人，他們在我的面前宛如廟裡的菩薩。後來我發現菩薩是泥塑的，心里頓時涼了。王韜在《微隱漫錄伯序》中有這樣一段話：“見世之所稱為儒者，非虛驕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無所知，而反囂然自以為足；及出而涉世，則使刻險狠，陰賊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謂曠朗坦白者，干百中不得一工。”
學院是偽君子最多的地方，一個個作高蹈狀，一有風吹草動，便成為畫眉的張敞。人沒有知識並不可怕，人沒有骨氣也不可怕，怕就怕那些雖有知識卻沒有骨氣的人。
在普林斯頓大學有一句名言：“要么著書立說，要么退職回家”。這句話令教授們不敢有絲毫的鬆懈。普大的傳統：一本好書能提高大學的聲望，反之，一個沒有建樹的教授將影響學校的聲望。
北大可不這樣認為。北大出版社近年來出的最好的書卻是比爾·蓋茨寫的《未來之路》，這本書與北大無關。北大的教授數目比美國任何一所大學都多，但數目卻與研究實績不成比例。
泰戈爾與甘地見面。
泰戈爾說：你們不要毀滅藝術。甘地說：藝術不要毀滅我們。
是藝術重要，還是“我們”重要？幾代中國知識分子也百思不得其解。
殷海光說過：“當人的思想不通時，需靠固執或依靠權威來維持自己的中心觀念；當人的思想不透徹時，容易受市面流行的浮詞泛語的搖感；當人的思想嚴密且靈動時，他既不需要依靠權威，又不會受到一時意見的搖惑。”中國知識分子中，前兩類人居多，後一類屈指可數。讀書破萬卷的經學大師們，沒有幾個是思想“通”了或“透徹”了的，只好走向權威和大眾。 “幫閒”並非他們的本意，只是實在找不到自己，姑且這樣混口飯吃。
舍斯托夫說：“文學虛構是為了使人們能夠自由地談話。”加纓說：“小說首先是一種為懷念的或反叛的感情服務的智力實踐。”由是，小說的命運是悲慘的。
肯尼亞當代最傑出的小說家吳奇古，因小說中的反獨裁傾向被當局逮捕入獄，1980年被迫流亡英國。他的《筆桿子：抗拒新殖民時期肯尼亞的壓迫》一文，揭露了獨裁體制的'咱我殖民”，比昔日英國白人的殖民主義更加可怕。他的小說《一粒麥子》、《血之花瓣》對非洲的命運作了深刻的反思。他的傑作燃爭的倖存者）在肯尼亞被查禁，是小說的主人公“馬迪加里”闖的禍。肯尼亞總統莫依聽見大家說，有個叫馬迪加里的傢伙在全國宣傳革命，他便下令逮捕這個人。警察頭子領命後折騰了半天，才發現這人個是小說裡的人物。於是，小說便被禁了。
非洲作家也有非洲作家的幸運，他們的獨裁者愚昧得有些天真。
傑姆遜說：“樂觀主義，甚至最微弱的樂觀主義，只能推薦給那些願意讓人利用和操縱的人。”
這句話擊中了樂觀主義者的要害。
愛一個人，不要戀棧他。戀棧的結果無一例外是悲劇。誰能白頭偕老，誰能海枯石爛？
愛一個人，就要離開他。或說，當你離開他，才會明白你對他的愛。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這才是世間最動人的愛情。
儘管這是一首最讓人哀傷的唐詩。
最愚蠢的獵人。
最愚蠢的獵人們在熊皮還在活熊身上的時候，便開始討論。爭吵怎樣分配熊皮。結果，他們全都喪生在熊掌之下。
倘若用聽單口相聲的心境去聽元首們的講話，那麼將保證永遠不受其迷惑。可惜的是德國人太老實，把希特勒這個相聲演員當成了佈道者。
檢查制度。檢查制度劃定一個圓圈，規定：禁止踏入！懦弱的寫作者，則在自己心中劃定一個圓圈，這個圓圈的面積是前者的很多倍。
《荷馬史詩》中，特洛伊英雄赫克托爾戰死疆場。出征前他說：“如果避而不戰能永生不死，那麼我也不願衝鋒在前了。但是，既然遲早都要死，我們為何不拼死一戰，反而把榮譽讓給別人？”
說人有選擇的自由極度虛妄。我們的處境比赫克托爾要好，我們的表現卻比赫克托爾要糟。放棄自由，成為俘虜，充當異族奴隸，多數人走這條道路。
奧勒留說，死亡如同果實從樹上熟落，或演員幕落後退場。這是淺薄的樂觀主義。絕大多數果實還沒有熟便被鳥兒啄壞了，絕大多數演員幕還沒有落便倒在舞台上。
大家給黨去革命，結果黨外的人便成了反革命。
古來請君側的人太多。但知道問題出在君本身的，卻太少了
古來殺皇帝的人很多，但殺了皇帝之後自己不做皇帝的，至今還沒有一個例外。
殺來殺去，血流成河，帝國體制卻秋毫無損。
正如人有左臉有臉，社會也是這樣，它的半邊臉是經濟，另半邊臉是人文。當半邊臉長了個艷芳桃李的大瘡，另半邊臉也不會再有動人的魅力。
胡適說：“不論在什麼國家，只要政治不上軌道，只要政權不能和平轉移，只要缺乏合法的民意代表機構，政治改革的責任就永遠是落在青年知識分子的身上。因為青年人易受激動，無須為妻子兒女著想，敢冒爭鬥之險而追求理想；因為他們的政治活動往往出於純潔的動機，我們也可以說是出於自然的動機。”
韓國的今天，是青年學生爭來的，全斗煥、盧泰愚是否想過自己會成為被告？看到他們在法庭上的虛弱表情，死者瞑目，生者欣慰。沒有等來的民主，只有爭來的民主。俱往矣，殺氣騰騰的全、盧二君的同伴們，且看你們朋友今日的下場！ 。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物理係人才濟濟，半個多世紀出了七名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問及其奧秘。系主任曰：“物理系教授和學生的原則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做別人讓你做的事。我們不做實用的、尤其是和武器有關的實驗，而長期從事純理論純科學研究。”
中國高校卻像喧嘩的菜市場——把所有研究都變成現實生產力。
文章寫出來後，朋友減少，敵人增多。這樣的文章必是能手古流傳的好文章。
研究人性，與其在哲學系裡聽教授高談闊論，不如到動物園裡去看禽獸張牙舞爪。
讚美觀存制度的人都是蚊帳中人，他們的蚊帳裡沒有一隻蚊子，心安理得在床上打坐修行。
否定現存制度的人都是蚊帳外人，被蚊子咬得活蹦亂跳，自然要把蚊帳撕扯掉。
只能讓兒童讀的童話不是好的童話。好的童話還能淨化污染了的成人的心靈。
歷來，“好人”一的定義就是：認認真真地生活在虛偽裡。
最好的文學藝術都是悲哀的，第一流的天才也是悲哀的。叔本華說：“天才所以伴隨憂鬱的緣故，就一般來觀察，那是因為智慧之光愈明亮，便愈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那時便會了解我們人類竟是一副可憐相，便油然興起悲哀之念。”所以黛玉寫出了“寒塘渡鶴影，冷月葬詩魂”的悲哀的詩句。
所有的鞋匠都恨不穿鞋的人，所有的理髮師都恨禿子，所有的皇帝都恨童言無忌的孩子。
舊夢是不能重溫的，一旦重溫，舊夢便破碎了。每個人都常常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果，每一種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正如魯迅所說：“後來，我在久別之後嚐到了，也不過如此；唯獨在記憶上，還有舊有的意味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返顧。”
重溫舊夢，是人們所做的最煞風景的事情。
選舉制度是民主的櫥窗。
有的櫥窗僅供參觀，有的確是為了買賣。
“鍛煉”是當代漢語中運用頻率極高的新詞，主體是上級、長輩，受體是下級、青年。對後者而言，“鍛煉”是求之不得的榮耀，是被信任、被器重的起點。
“鍛煉”的意識畸形發展，結果是很多人把摧殘當作了培養。
李敖說：“每在電視裡看到蔣經國，就活像看了一段慢動作紀錄片。”
僅憑這一句話，李敖穩坐漢語寫作的頭把交椅。
連危機意識都沒了，危機便像決堤的黃河水一樣席捲而來。
人最脆弱的時候便相信愛，人最堅強的時候便相信恨。
有歌唱的權力的，往往並非夜鶯，而是喜鵲。
有寫作的權力的，往往並非大師，而是御用文人。
人們被迫聽最難聽的歌聲，被迫讀最難讀的作品。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喜鵲也就成了我們心目中的夜駕。
弱者的影子是善良，因為弱者沒有作惡的條件。這與弱者的本性無關。
沒弄懂這點的人，會吃大苦頭，文革中許多人便稀里糊塗地因此而送命。
愛情產生於錯誤。我以為自己一貫正確，因此愛情便離我而去。
現在，我終於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但愛情還會降臨嗎？
杯子是用來裝水的，詩是用來裝靈魂的。
現代漢詩是一堆空杯子。
德富蘆花有篇短文《寫生帖》，講了一個淒美的故事：從前有個畫家，只畫過一幅畫，其他的畫家有更豐富與更珍貴的顏料，而且畫出更驚人的畫。然而，這位畫家只用唯一的一種顏色，畫中卻泛著奇異的紅色光輝。其他的畫家問他：“你是從哪裡弄到這種顏色的？”他只是微笑，依然低頭畫著畫。畫越來越紅，畫家的臉色卻越來越蒼白。終於有一天，畫家死於畫前。人在埋葬他前，為他更衣時，在他的車胸前發現一個舊傷。可是，人們還在說：“他是從哪兒得到那種顏色的呢？”不久，那位畫家被人們遺忘了，只有他的畫永遠活著。
這是一個寓言，它道出了藝術創造的本質：藝術之於人如同吸血鬼。藝術毀滅了藝術家的健康，藝術奪走了藝術家的生命，但藝術家無怨無悔。
想從藝術中獲得名譽、金錢和權力的人，趁早改旗易幟吧。
黑格爾死於肆虐全歐洲的黑死病。
病菌並沒有因為他是黑格爾而特別對待他。他的智慧，他的哲學，全都救不了他。到頭來，他還得和愚夫愚婦一樣在病床上呻吟，然後死去，塵歸塵，土歸土。
這是多麼令人沮喪的事實啊，我們一輩子追求智慧，但智慧在好多領域內都無能為力。往往是我們受苦的時候。它束手無策地站在一旁，幫不了我們。
一切的佔有都是走向喪失。成吉思汗擁有整個世界的時候，卻失去了童年最喜愛的小馬，他想用整個帝國去換小馬，卻換不回來。
愛情往往以佔有為標誌。但加纓卻看到了其中的荒誕：“任何人，那怕是最被愛著的人和最愛我們的人，也不能永遠佔有我們。在這嚴酷的大地上，情人們有時各死一方，生又總是分開的，在生命的全部時間裡完全佔有一個人和絕對的溝通的要求是不可能實現的。”然而，年輕的戀人們互相欺騙著，啟欺亦欺人。
佔有與喪失的尷尬對峙，使生活淪為一種在其形式後追趕而永遠找不到這種形式的運動。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每個人都是追回的夸父，將渴死在中途上。
研究歷史的朋友，以為熟讀了正史便抓住了歷史的”脈絡”，我不以為然。真的歷史在哪裡呢？在零落的報刊裡，在雜亂的日記裡，在心靈的迴聲裡，一在文字及文字之外。
1932年，中原西北災荒。 5月20日，“國聞通迅社”鄭州電訊：“鹿邑拓城春糧告竭，流離歸德者七千餘人，僵臥於途者日眾，死亡枕籍，慘不忍睹。鹿邑本境經股匪擾五月之久，廬舍為墟，糧米盡罌，攀妻子以延生。二區朱消店、三區老鴉店。五區寧平鎮、六區澤民鎮、八區桑園集，均立人市，年幼婦女每人不值10文，十一歲幼童僅易乾文，孩提嬰兒拋棄遍地……某婦買一饅頭，留小姑為質，賣饅頭者索錢不得，小姑謂我寧不值一饅頭，一賣燒餅者代償饅頭帳而換得此幼女。'”西北的甘肅、陝西、山西等本已貧瘠不堪的省份，情形就更悲慘了。災荒戰禍，百業蕭條，唯“人市”興旺，全國形成了演關、天津、武漢、上海、廈門、廣州六個販賣女婢的中心。
只有從這些材料中才能捕捉到歷史的觸角。民國二十一年，中國大地上並非只有國共兩黨在開戰，還有許許多多的事件在發生和演變著。忘記這些平凡的人、事、物的學者，不配搞歷史；對於曾經生存過的人們苦痛的生存缺乏悲們感的人，不配搞歷史。歷史是熱的學問，而不是冷的學問，我以為。
徐志摩死於天空；聶耳死於大海；瞿秋白死於荒野。秋白瞭望四周山水，駐足說：“此地甚好”，遂平靜坐地，從容就義。
死亡也富有詩意的人，可以成佛矣。我們應為他們欣悅，而不應悲傷。
中國是否是“儒教中國”，我一直心存懷疑。我以為，中國更像是“法家中國”。對“法家”這種說法，我也不以為然。申韓一派，是中國政治哲學的本流，是為獨夫民賊張目的鷹犬，他們何嘗知道什麼是“法”？他們那裡，哪裡有古希臘的法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和權力製衡的觀念？與其稱之為“法”家，不如稱之為權術家、陰謀家。
儒教徒都是書呆子，書呆子玩政治是玩不轉的。政壇上長袖善舞，多財善賈的都是陰謀家。只會註六經的儒生在朝廷裡不過是一堆花瓶。真正儒生當國的，二千年來不過只有王莽一人而已。
中國正統史家一向對簽位者深惡痛絕，口沫筆伐，因此王莽也被史家五馬分屍，肢解得不成樣子。史書描繪他“侈口困項，露眼赤精，大聲而嘶”，我認為是一派胡言。相貌兇惡到這樣的程度，他焉得在朝廷裡有升遷的機會？王莽的本來面目乃是一地地道道的儒生，是一個大學者。少年時代他即擯棄聲色犬馬，拜名儒陳參為師，折節向學，穿戴完全像窮書生。後人往往把王莽看作熱衷於虛名假譽的偽君子，我看問題絕沒有這麼簡單。他按《周禮》來治國，確實是書呆子的一廂情願。黃仁宇先生在一書中分析得頗為精到：“他有很多我們今天視作離奇的辦法，例如爭前造成理想上的數字公式用在真人實事上，以一種象徵性的指示當作實際的設施，注重視覺聽覺上的對稱均衡，不注重組織的具體聯繫，這都與傳統中國思想史有關。”王莽呆得有些可愛，他以為書上寫的都是真的可以實踐的準則，殊不知中國的經典全是騙人的鬼語，即使有二％的真話，也早就過時了。
公元8年，王莽廢漢稱帝，改國號為新。在位期間，實行“托古改制”，將全國土地改為“王田”，屬朝廷所有，私人不得買賣；改官制為周制，復行五等爵；改革幣制，立“五均六管”。在長安、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六大都市立五均司市、錢府官，行賒、貸之法，並掌管物價；設六管之令，對釀酒、賣鹽、鐵器、鑄錢以及從名山大川開採物資者，統一由朝廷徵稅，頗有些“初期社會主義者”的氣派。當改革失敗，形勢惡化時，王莽憂煩不能食，倦則憑凡而寐。大司空崔發提出：宜哭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群臣至南郊，仰天大哭，伏而叩頭。我相信王莽的痛哭是真誠的：我全照著聖人的話來做，為民眾謀福利，為何落得這樣的下場？老天難道不因我之眼淚而感動嗎？
黃仁宇總結說：“王莽眼高手低，只能宣揚天下大局應當如是，做事經常文不對題，可能被他自己的宣傳所蒙蔽。”他的下場是極其悲慘的：為商人杜吳殺死後，軍人分其屍為數十段。傳莽首於宛時，百姓共擊之，或切食其舌。
這就是最高明的儒生治國的成就。
所以，我認為中國並非儒生之天下，而是陰謀家的天下。被史家稱為“玩弄權術與沽名釣譽之徒”的王莽，骨子裡仍是儒生。真正的陰謀家，對這樣身敗名裂的儒生是看不起的，他們才是成功者。如劉邦、李世民、朱元津輩，都是不太讀書的人。這也應了毛澤東的名言：“讀書多的人，把國家搞不好，李後主。宋徽宗、明朝的皇帝，都是好讀書卻把國家搞得一塌糊塗的人。”
最骯髒的政治，需要最骯髒的心靈去周旋，孔子的徒子徒孫們缺的就是這一點。
北京街頭，常有豪華車隊在一路紅燈中疾馳。前有警車開道，沿途交警攔下其他車輛，畢恭畢敬地站在一旁。北京高官雲集，京城百姓以目睹這樣的場面為驕傲於其他城市市民的本錢。
常看到父母親帶著孩子立於道旁，目睹車隊經過時，父母親苦口婆心地教育孩子：“你長大了要是能到這一步，爹媽死也瞑目了。那場面，那陣勢，嘖嘖……”小孩眨巴著眼睛，一副心領神會的表情。
這時，我宛如生活在中世紀，聽見那西楚霸王大叫“富貴後不衣錦還鄉，如之奈何？”又看見漢高祖浩浩蕩蕩的還鄉隊伍，劉邦已然是漢高祖。這個千年帝國的進步小得可憐，既然挪動一張桌子也要流血，那就不要挪了。對權力的膜拜，從古至今沒有什麼改變，甚至越演越烈了。
如果每個聰明的小孩都把擁有能闖紅燈的大轎車作為人生哲理只是美麗的字眼，掛在天邊。
父母們煞費苦心地教育孩子，我卻不識時務地在旁邊說：“救救孩子！”
台灣作家楊送晚景十分淒涼。他在政治高壓下被迫放下了心愛的筆。但一個作家除了寫作，還能做什麼呢？他只好靠賣花為生。周作人的時代，作家還能有“自己的園地”，花不是要類才種的，種花只是為自己欣賞。但楊送卻做不到這點。然而，淒慘的晚景無損於楊連的偉大，他直到死都不曾缺鈣。同樣，鐘理和也是在貧病交加中死去。他甚至比曹雪芹還悲慘，有時，連粥也吃不上。他死的時候，文集還未能結集出版，幾乎死不瞑目，對於一個作家來說，難道還有比這更傷心的事嗎？然而，淒慘的晚景無損於鍾理和的偉大，夕陽最後一抹的亮色甚至超過了朝陽。
相比之下，大陸的“老作家”們晚景頗佳。功成名就，弟子們恭恭敬敬地抬著轎子。他們還在寫作，回憶那瑣碎得像小草的舊事，並且對現狀發些不痛不癢的議論。他們用真正的“白話”來寫作，像白開水一樣的口語，卻被後生晚輩們嘆為“質信文章更老成”、“返樸歸真、脫盡鉛華”。他們擔任著百十個機構的名譽主席、委員、顧問、評委……享受著局級、部級甚至更高的待遇。每逢節日，總有各大員上門問寒問暖，因為他們是“國寶”。
然而，他們輝煌的晚景並沒有增添他們一絲一毫的偉大。他們在空中樓閣裡自言自語，他們欣賞著自己鏡中不老的容貌。他們的下半身（生）把上半身（生）煮著吃，吃得津津有味。許多年前，他們的創造力便全部喪失了，他們的晚景並非由晚年的成就來支撐。他們在大小廟宇裡享受著香火。他們都喜歡養波斯貓，因為貓比他們本人還要柔順。
我並不是讚美苦難——我想，晚景淒涼或幸福不是最重要的差別，最重要的差別乃是對晚景的態度。文化老人們安於做廟裡的菩薩。而杜甫卻病死在孤舟上。
我想送點鈣片給偉大的老人們，他們需要鈣片。
北大快沒有文科教育了。這似乎是危言聳聽。但我以為，文科教育的根本在於“賦予社會和世界以意義、目的和方向。”就這一點來看，北大的文科已然不是“文科”。
斯坦福大學校長查理·萊曼在《美國生活中的人文科學》中指出，人文科學必須直面“做人究竟意味著什麼？'這個問題。而且，它只提供一些線索，不可能提供完整的答案。人文科學告訴我們：在一個不合理、絕望、孤獨和死亡的現象與誕生、友誼、希望和理性的現象同樣明顯地並存的世界裡，人們是如何力圖創造一個有道德、有信仰、有文化的社會的。人文科學還告訴我們，個人和社會應如何解釋道德生活，如何設法使這種道德生活成為現實，如何試圖使自由與公民的責任協調起來，以及如何得體地表達自己的觀點。
我們逃避的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深刻的需要。這里傳接著知識，能夠轉化為金錢和權力的知識。擁有這樣的知識，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就足夠了。
博爾赫斯一直在當圖書館館員，即使他成了一位名作家之後。他的一位同事在百科全書中讀到“博爾赫斯”的條目，非常驚奇，興沖沖地跑來告訴他：“百科全書裡有一個人，不僅跟你同名同姓，而且出生日期也完全一樣。”
對於那些驕傲的中國當代作家來說，這個故事不啻是一劑良藥。
去年我長了智齒，反復發炎，痛得我死去活來。最後只得去北京口腔醫院把它拔掉。
後來我想，“智齒”真是一個有趣的命名。智齒就是一顆多餘的、而且還會惹禍的牙齒。 “智慧的牙齒”只會帶來痛苦——因為它的“智慧”嗎？
智慧與痛苦是孿生兄弟，明知痛苦，我們還要追求智慧。這是人與動物最明顯的區別。
王小波在追求智慧的道路上痛苦地死去了。他一個人在公寓裡呻吟而死，沒有人發現。但他的信念依舊：“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們都會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還會有人在走著。死掉以後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著的時候，想到這件事，心裡就高興。”
不自由的生活就像牙疼一樣，睡覺也睡不安穩。沒有勇氣拔牙的人，便抽上了鴉片。
最好的文章是東踢一腳、西打一拳地信手寫出來的，沒有任何章法和規範，就像漫遊的堂吉珂德，不停地走著，不停地遇到好玩的事，享受樂趣或受到折磨。難怪李卓吾寫作的時候“每研墨伸格，則解衣大叫，作兔起鴿落之狀。”
一個真正的家，應該是一處工作、娛樂、交友和人類一切思想凝結為一體的空間，也就是一處個人的空間。在擁擠的學生宿舍裡，這只能是天方夜譚。
卡內提認為，家的最好定義是一座圖書館，女人最好不要住進來。那麼，我好歹也算擁有一個“家”了。
人們往往以向上司點頭哈腰為代價，換取看不起下級的權力。
男子失戀以後，一邊發誓不再戀愛，一邊搜索下一位戀人。
官員倒台以後，一邊發誓不再從政，一邊搜索殘存的支持者。
戀愛與從政一樣，都是男子樂此不疲的遊戲。
職業之於人，如同豬圈之於豬。豬圈是不可少的，沒有豬圈，豬就可能被狼吃掉；但豬因此付出了喪失自由的代價。
當人以最大的惡意看世界的時候，世界不得不回報他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