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關於“小城鎮”的議論表明，當前我國關於城市化道路的兩種意見，都是以承認城市化是現代化的重要特徵為前提的。這個共性可以表述為：小城鎮也好，大中城市也好，都要姓“城”。但這個“城”可不是此字的中國古義，它是指作為現代文明載體的那種聚落形式，即所謂city。 20年代我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奠基人陳翰笙有句名言：“吾人所謂之都市，其性質不似city”。而如今我們不管是要搞小城鎮還是要搞大中城市，當然都是要發展city。
古漢語中的“城”字本義不僅不是city，甚至連陳翰老所講的“都市”也不是，它本來根本不是指任何一種聚落，而就是指作為軍事防禦工事的城牆——國人皆知的萬里“長城”就是此義，它當然不是指長長的城市，而是如英語Great Wall所示，一堵“大牆”耳。我們現在講的城，上古時本叫“國”，繁體的國字，即由城牆圍起來的一塊地方（□），有人執“戈”守衛。當時的城就是“國”，有人說這就是“城邦”，當然它與希臘式的城邦是不同的類型。那時的城里人即“國人”，而城外的居民則是被統治的“野人”。 “國人”與“野人”是族群（民族、部族或氏族）之分還是階級之分，學術界是有爭議的，但它們是兩個世襲而互相排它的身份性集團則無疑。 “國野”之分在城邦變成統一國家後早已淡化，沒想到兩千年後這種上古的城鄉之別又以兩種戶口類型構成身份壁壘的方式再現了。
這樣的“城”無論是大是小，當然都不是現代化的聚落。而近代城市作為新興文明載體從西方中世紀末期的背景下興起後，它的最本質的特徵是什麼呢？就是那句著名的中世紀諺語：“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過去的學者過分相信這句話在當時的指實意義，把中世紀的歐洲城市設想為自治的公民社會與活躍的工商業中心。這對西方歷史的描述而言似乎很順當：現代西方社會通過它一直上溯到共和的羅馬與民主的希臘城邦。這樣一來，據說沒有這種“文化之根”的東方人就與這種“傳統”完全絕緣，而city在東方的出現似乎就成了“西化”的同義詞。
但當代中西曆史學家早已證偽這種簡單化的說法。人們現在知道西方中世紀城市並沒有那麼多自由空氣，它們通常也只是專制的政治、軍事中心（以及宗教中心即主教駐地，這點與中國古代不同），早先時期它的商品經濟還不如農村市場發達。和我們一樣，自由的city在他們那裡也絕不是“文化傳統”自然賜予的，而是與“傳統”鬥爭（當然，這種鬥爭並不是否定一切的“決裂”）的人們爭取來的！
但如果“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並不是中世紀的實際情況，它卻的確是近代城市的特徵。初期的西方近代城市除了巴黎、倫敦等極少數例外，大都規模很小，像維也納、布魯塞爾、法蘭克福這類現代名城，在17世紀時並不比如今我們浙江的龍港大多少，用今天的眼光看它們都是“小城鎮”。自由的空氣使它們後來變成了大都市，再後來它們邁過了工業化時代大城市發展的頂峰，在“後工業時代”人們對“城市病”的抱怨中，它們的規模又趨於穩定以至萎縮，新的“小城鎮”時代似乎是未來的前景。
然而無論是從當初的“小城鎮”發展為大都市，還是從如今的大都市再分散為“後現代”的中小城市，都是在開放的市民社會中、在“自由的空氣”下進行的。城市膨脹並不是調撥集中人口的結果，城市規模穩定也不是樹立身份壁壘的結果，人們回歸“小城鎮”更不是“騰籠換鳥”的結果。大城市也好，小城鎮也好，它首先姓city，首先有自由的市民——公民，然後才有大、小和聚落規模的變遷問題。
與此相反，我國古代也有“大都市”與“小城鎮”，前者如長安、開封，其規模之宏大冠於當時的世界，後者如眾多縣治，往往是“大堂打板子，四門都聽見”。它們的興衰都是高度政治化的。隋初在龍首原無垠田野上築起的大興（長安）城，不數十年便成了眾至百萬的世界第一城。然而唐以後首都東遷，韓建“縮城”，長安又成了“小城鎮”。歷代統治者常常“徙民以實京師”，而政治變遷後又“盡驅其民與俱”、“城郭為墟”。平時“為戶籍相伍”，“使民無得擅徙”，而一旦官府遷民，則“遣吏兵發民禾稼，發徹屋室，夷其營壁，破其生業，強劫驅掠”，以至“民之於徙，甚於伏法”。這樣形成的小城鎮也好，大城市也罷，與現代化性質的“城市化”都是毫不相干的。
現代化性質的“城市化”，不僅意味著聚落規模由小變大，產業結構由農而工商，更重要的就是前述那種“城市空氣”的形成，走小城鎮化的道路也好，大中小城市並舉也好，沒有這種“空氣”都不能說是城市化了。套用陳翰老當年的話說，城市化就是city化，城鎮、城市都姓city。顯然，這種城市化首先就與身份壁壘不相容。有人認為用身份壁壘限制大城市發展便可實現“後都市文明”性質的小城鎮化。從邏輯上講這樣的小城鎮化是可以實現的，但它不是通往“後都市化”、而是通往“前都市化”的“捷徑”。
而邏輯不等於現實，現實是90年代以來我國的發展與這“捷徑”越來越遠。近年來農民收入的停滯、鄉鎮企業就業空間的局限、入關後農業形勢面臨的挑戰使它比工業更需要“減員增效”，以及原先被視為小城鎮道路樣板的蘇南、珠江三角地區城市化的超常發展，都顯示中國城市化只能走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之路。
近年來北方麥區收割機異地作業的大規模發展，使“打工掙錢，僱機收麥”成為一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超小農”局限性的內循環模式。而務工收入激活農民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改善城市企業效益——緩解下崗危機的外循環模式，則有可能使我們避免“騰籠換鳥導致惡性循環”的困境。
更重要的是：由於市場經濟的發展事實上已使身份性壁壘趨於失效，但平等競爭的勞務市場又尚未形成，在體制扭曲下中國許多大城市90年代已出現市民“超前白領化”（藍領崗位民工化）趨勢，而現行計劃生育模式在今後不久又會造成一些大城市市民“超前老齡化”（勞動人口外來化）趨勢。先是白領化後又老齡化的“市民”面對先在藍領行業後在整個勞動界比重愈來愈大的“農民”，如果不能填平身份鴻溝，未來城市社會乃至中國社會的緊張與危機將難以想像。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如今已沒有單純的“農民問題”，自由與公平、農民與城市的問題已經交織為一，這對於我們而言的確是新世紀最大的挑戰之一。